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与路径选择（张晓晶）

  本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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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1914至1945年间，西方国家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由此导致的经济资源损失和社会动荡使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日本等地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也嘎然而止（指1870至1914年，见World Bank, 2002）。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经历也可以从广义的发展可持续性角度加以探究。而其中导致旧有发展轨迹断裂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西方国家发展失衡、国际关系失序、过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内在矛盾集中爆发等因素。
现今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多的是从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关系这一比较狭义的角度来讨论。其历史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援助、带动下，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快速复苏，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黄金增长期”。但随后，由于在1973年起爆发的多次石油危机，以及传统生产要素供给下降（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边际报酬递减等外部、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洲、日本等经济增长受到明显抑制，并在此间出现多次衰退。在此形势下，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技术创新对克服资源环境和传统要素约束，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约在此时期，注重研发（R&D）和人力资本作用的所谓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分支（如Lucas,1986, 和Romer,1988等）。同时，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日益受到“罗马俱乐部”（Meadows et al.，1972）、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1987)等国际组织的关注。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但在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变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对环境的破坏日渐加剧。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也使处于发展前沿的西方国家较早地受到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并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在1972年，Meadows 等人利用计算机模拟，对全球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进行了若干情景分析（Meadows et al.，1972,2004)。而Arrow et al. (2007)，Hamilton and Bolt(2007),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6,2011）等从广义资本的角度（包含实物、人力、资源环境、制度等），测算分析了国民财富的积累路径，借此评判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而在政策层面，整体上看发达国家不仅多年来保持较高的教育研发投入，而且在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环境友好型社区、低碳经济、绿色产业等方面也多有作为。例如，在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里约地球峰会（Rio + 20）后，美国克林顿政府在次年成立了总统可持续发展理事会(PCSD)，负责制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各级政府、企业、民间机构、社区、个人等多方面的努力，实现人、经济、环境三者的和谐发展（PCSD,1999）。但也应看到，这一战略并未得到很好地实施。相对而言，日本和欧洲在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环保领域的态度与行动更为积极。如日本在国际上较早地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并积极倡导推动旨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在欧洲，不仅其绿色产业技术多年来在世界保持领先水平，而且相应的环保标准、污染物交易市场（如EU ETS）等也已成为相应领域内的成熟典范（见中国科学院, 2012）。
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和艰巨。
第一，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方面，从国际产业分工角度看，根据Gill 等人（Gill et al.，2007) 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0）的研究，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中间层次的中等收入国家，可能被挤压在具有更低成本优势的低收入国家和处于创新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的夹缝中，有被边缘化、继而抛出国际分工体系的危险。而这也正是文献中“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最初的涵义。Eichengreen et al.(2013)发现，人力资本较为丰裕以及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高的国家陷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从而印证了世界银行的上述观点。另一方面，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一国内部往往会面临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两级分化、社会矛盾凸显、阶层与利益格局固化等一系列社会层面问题，直接威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在现实事例中，一般认为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较为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目前还没有从“陷阱”中完全摆脱（参见 Woo, 2012）。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文献，还将收入分配以及社会流动性问题纳入其中。认为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流动性降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等社会层面的问题也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第二，创新驱动型增长。在如何摆脱传统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和报酬抵减，实现以创新作为主要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后发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这一点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亚洲增长神话主要以高储蓄、高投资拉动的观点（见Krugman,1994,和Young,1995）。而在近来Jones and Romer(2010)总结的所谓“新卡尔多典型事实”（New Kaldor Facts）中，又进一步指出了同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在于要素积累量的薄弱，更在于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增长理论中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增长的贡献较小。
第三，绿色发展。同发达国家类似，后发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也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特别是在上述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创新驱动不足等挑战的共同作用下，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发展实际上更为艰难。例如，经验显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低下，往往会负担发达国家污染转移带来的环境成本（见中国科学院，2012）。又如经济增长中的创新贡献不足，也会导致对本国自然资源的粗放式利用和对环境的破坏。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挑战
上述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当前中国所必须直面的问题。事实上，无论在资源环境、增长动力方面，还是社会约束、国际竞争方面，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都将更为严峻。也正是这些挑战，构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分析起点。
（一）资源环境挑战。
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受到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
在能源上，由于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和能源结构，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中过程中能源消耗巨大、浪费严重。近年来中国原油、煤炭等消费量的绝对规模和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都持续上升，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同时由于使用效率低下，单位GDP能耗居高不下。据世界银行2010年数据显示，中国单位GDP能耗系数为0.26，不仅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在资源消耗方面，经济增长——特别是粗放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样导致铁矿石、铝土矿、天然橡胶等大宗工业原料的消费量激增，国内产量已远远不能满足其需求。目前，中国钢铁、十种有色金属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铁矿石、铜、铝等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如此快速的消耗增长，给国内乃至国际市场都带来巨大压力。
在多年“重发展，轻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和理念的带动下，中国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甚至不可逆转的破坏。持续高强度的资源开发利用造成不少地区地表塌陷、水资源破坏、生态退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以及可吸入颗粒物长期高居世界第一位，更造成了全国大范围的酸雨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七大水系中已有54%的水不适合人类使用，水资源污染触目惊心。另外，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8年成为世界第一，2012年排放量高达92亿吨，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6.7%。特别是2013年以来中东部地区出现持续大范围雾霾天气，多个城市PM2.5数据出现爆表，雾霾面积约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受影响人口达6亿，这些情况前所未有。曾有业内专家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国最担心的不应该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而是生态危机。而且就其损害程度而言，经济金融危机是“有救”的，而生态危机往往是“没救”的。这恐怕算不上是杞人忧天，应该算是盛世危言吧。
此外，中国资源环境所面临的外部约束将进一步增强。从世界发展历史看，十八、十九世纪崛起的现代化国家，其人口规模不过千万级；二十世纪崛起的现代化国家人口规模则是上亿级的，其中，中国的人口就占去世界的五分之一；而二十一世纪崛起的现代化国家，人口规模将普遍达到十亿级。这意味着，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全面崛起，未来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的外部约束，较之过去30余年，会有进一步增强。
（二）结构失衡挑战
经济结构失衡的挑战可以从要素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和区域结构这四个方面来理解。
在要素结构中，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以物质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为主要驱动。在理论层面看，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和不可再生资源的供给限制，都会使得上述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长期看，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还是以创新——包括科技进步与制度管理改进——为支撑。而在现实中，中国现有要素结构的诸多弊端也已日益显现。如要素市场扭曲、投资冲动、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问题普遍存在，进而形成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低质量”的增长模式。同时，劳动力供给趋缓等因素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现有要素结构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见蔡f ，2013，刘世锦，2013）。
在产业结构上，中国三次产业发展失衡问题也不断凸显。事实上，在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不仅形成了“大而不强”的工业，也使现代农业的发展受到限制甚至忽视，更由于“重二产、轻三产”，“重产品、轻服务”的生产方式与观念普遍存在，使得中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见江小涓，2011）。一方面，尽管服务业在近年来发展较快，但目前的相对规模还较小。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6.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在50%以上（其中印度在2011年为56.4%）。另一方面，服务业总体层次较低，内部结构也不甚合理，特别是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不高，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这些弊端既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难以适应在城镇化过程中各种服务需求的增长。
在需求结构中，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以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严重不足。尽管不能简单认为消费率越高越好，但应看到，随着工业化进程渐趋成熟，投资空间将有所收窄，以往的依赖高投资带动高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同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支撑作用正在减弱。在此背景下，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中国需求结构中最主要的问题所在。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扩消费、稳投资。此外，中国消费和投资关系扭曲也值得注意。如Lee et al.（2013)研究显示，在中国内陆省份，现有的以工业化、城镇化为主的投资结构，往往没有带动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总体上讲，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机制还未形成。
在城乡和区域结构上，由于产业水平、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倾斜政策等因素，中国城乡发展和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十分突出，甚至在某些时期、某些区域出现加剧的态势。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构失衡不仅直接导致了城乡和各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与矛盾，更严重束缚了国内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有效配置、产业结构升级与空间布局优化、国内消费市场整合等，进而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又一严峻挑战。
（三）社会发展挑战
如果说此前资源环境、结构失衡等挑战所受关注较多，那么，近来社会发展方面的制约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最近流行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Piketty, 2014），就谈到了资本的回归，即资本在收入分配中又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回到了十九世纪初的欧洲。从全球范围看，收入分配的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所带来的贫困问题和社会不稳定（如恐怖主义活动）也愈加严重。这直接影响到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就中国而言，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性两大方面。一方面，从有关收入分配的理论看，库兹涅茨曲线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会面临最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这不仅成为近年来有关“中等收入陷阱”讨论的重点之一，更在许多拉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验中得到验证。而中国的发展轨迹也表明，在由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增多等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异常突出。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03年至2012年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维持在0.47以上，超过国际普遍认可的0.4的警戒水平。事实上，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引发人民群众对社会公正、决策参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的强烈期待与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从动态角度看，中国有陷入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的危险。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间，社会流动性有所上升。但在近十余年中，社会流动性又趋于下降（蔡洪斌，2011）。从长远看，这种趋势的延续可能催生顽固的既得利益和贫困阶层，并导致其矛盾激化，最终使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失控，因此比静态的贫富悬殊更值得忧虑和关注。
（四）外部环境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挑战显得更为严峻了。
首先，发达经济体复苏疲弱，外需方面难有起色。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去杠杆化进程十分漫长，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私人消费疲软不振，企业投资意愿下降，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长期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复杂多变，短期内难现强劲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贸易与投资持续低迷，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肆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如此的外部环境，导致中国传统的依赖外需的增长较难持续。
其次，新的全球化模式和全球化格局的重塑，会致中国增长的国际环境趋于恶劣。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不满足于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希望对之进行调整。特别是在经贸和国际投资领域，美欧试图通过改变规则提高其自身优势，并在客观上形成对中国不利的国际竞争局面。其做法包括：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标签，试图通过确立“竞争中性”原则来降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支持和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考虑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会带来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增加，试图通过气候谈判确立碳排放规则赋予中国更大的减排压力，不同意中国主张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防止中国的技术赶超和中国政府对自主研发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维持对中国的技术管制，另一方面试图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制定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条款，在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采购方面消除对外资和外国品牌不利的条款。
再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构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格局。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服务化。目前，发达经济体仍引领着这一潮流。这将使得发展中经济体逐步丧失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这是因为，制造环节的劳动贡献将会被压缩和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化、创意和设计。这种新的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将可能使发达经济体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重拾制造业优势，给尚处于传统意义上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带来重大挑战。
最后，在战略安全方面，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其与他国的利益摩擦增多，受到的外部环境资源约束与依赖也显著提高。特别是中国正遭受来自能源、粮食、工业原料、乃至领土纠纷、恐怖袭击、网络攻击等多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仅以石油为例，中国在1993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仅为6.7%。但到2001年，这一指标已经上升到24.7%。在2012年，进一步飚升至56.4%。这使得中国经济严重地暴露在国际石油市场风险之下。
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在体制机制上，尽管政府的宏观导向仍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市场机制的引领，通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转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在增长动力上，核心是依靠创新驱动。通过要素规模的扩张一定有一个尽头，这是增长理论最朴素的认识。第三，在操作层面上，新型城镇化将是现实抓手，可以通过它来推进各方面的结构调整。第四，在应对外部挑战中，从科技革命与全球治理层面两线作战，重塑竞争优势，是中国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关键举措。
（一）推进市场化改革，靠市场机制引领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喊了很多年，一直未见成效，原因在于光靠舆论宣传、行政指令，而没有靠市场机制和微观主体自身的激励来引导。要使得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的内在需求，就需要把那些导致市场扭曲的因素剔除掉。
首先，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1）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另一方面，政府应在市场失灵、不完全竞争、和存在外部性等条件下，主要通过建立司法体系和管理制度而非行政命令的途径，规范调节行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2）从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中国，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主要由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的分工细化与人口聚集，市场行为主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期待显著增强。相应地，根据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和国际经验，公共支出相对于GDP的规模会逐渐扩大，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在这一趋势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减少对生产活动的直接参与，积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即在市场缺位时，提供教育、卫生、养老、文化、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时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鼓励、引导私人部门参与相关领域的建设。3）政府应担当社会公平正义维护者的角色。兼顾“起点公平”与“结果公平”，通过财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等途径改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平性，同时努力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扩大覆盖范围。此外，在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法规的基础上，突出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鼓励、引导民间非营利机构，特别是慈善组织的发展。4）政府应加强自身建设，避免陷入帕金森定律所预示的人员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的弊病（帕金森，1958）。
其次，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应当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价格、财政、金融等领域改革的杠杆性作用，引领经济转型。1）消除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各种扭曲，打破行业部门垄断，放松政府管制，使微观主体在公平良好的竞争环境中，以市场激励，特别是价格信号为引导，明晰其成本、收益，积极自觉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2）在财政领域，推动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使人民更有效地监督财政收支、预算执行状况。同时，应努力减轻私人部门税费负担，保证税务公平，优化税种结构以顺应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并在支出中更多地向调节贫富差距、改善民生和提高基础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倾斜。3）在金融领域，应继续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并在改进提升银行业服务水平的同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渐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此外，应进一步完善有关金融的制度、法律，规范市场竞争，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以新型城镇化为现实抓手，促进结构协调发展
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重大结构性问题，或可藉由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而有所缓解。理由如下：第一，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有利于平衡内外需求。第二，城镇化将推动服务业大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特别是二三产业）的协调。第三，城镇化所引致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以及对创新能力的拉动，有利于改善要素投入结构。第四，城镇化作为改变传统二元结构的支点，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缓解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城镇化可以涵盖一切、包打天下。而是说，在这么多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可以找到城镇化这么一个重要的纲，一个节点，一个抓手，有利于带动各项工作的推进。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城镇化是指新型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央城镇化会议对于城镇化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其中最主要的“新”体现在将城镇化置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中。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的一体化发展和均衡化发展，让城乡居民能够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就是要看什么时候城乡的各类要素流动会达到一个均衡点。比如不再是所有人都往城里挤，相反，有一些人会选择留在农村，甚至有一些人愿意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在这个意义上，以前对城镇化率本身的过度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甚至可能是一种误导。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根本在于达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那个均衡条件。这个均衡的前提条件是：要素流动的相对自由化（做不到完全的自由化，比如说在超大城市和大城市就仍有人口规模限制），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实现内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是否可以完成从“外生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创新驱动是根本。这里需要研究的是如何使科技创新成为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我们认为，从体制保障的角度看，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搞对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二是“搞对价格”（getting prices right）。
在“搞对激励”方面，要研究的是创新激励机制的重构问题。目前总的看，这一机制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二是对人力资本的薪酬和产权激励机制尚不健全。为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可置信的威慑力量。同时，构建人才创新活动的科学评价和有效激励机制。比如，可推行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推进“技术资本化”，使技术人员获得强大创新动力。
在“搞对价格”方面，研究重点是如何发挥要素价格的导引作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实践表明，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由于经济增长中各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经济增长方式自身会逐步地从粗放转向集约。但目前中国的现实是，由于要素市场化程度不足，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和低估，直接刺激了市场主体密集使用相对廉价的有形要素、而较少有动力和压力投资于自主创新。纠正这一局面的关键是要把价格信号搞对，通过持续推进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以此形成要素的有效定价机制，使要素价格能够“逼近”供求决定的真实均衡水平。在此基础上，让微观企业能按市场信号进行理性决策。通过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各经济主体预期和调整微观主体行为，建立起持续创新的机制。
除了上述两大关键性制度保障需要研究外，也有必要厘清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问题。一方面应承认，在创新过程中，一些外部效应没有办法被市场完全考虑。比如企业创新升级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公共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提高投资回报率。由于这些外部效应无法完全通过市场途径解决，需要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但同时也应强调，政府在产业选择、技术选择方面，不能过度干预。近期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一些新兴产业所经历的巨幅震荡，就与政府主导背景下押注错误的技术方向，以及大规模重复投资不无关系。我们认为，在有必要实行产业政策的情形下，为克服政府失灵，有必要区分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Lall，1994），直接干预型和间接诱导型产业政策。这里的核心要义是，产业政策应是作为矫正市场失效的工具，而不是替代市场的工具。也就是说，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不应设法取代市场，而应设法强化市场信号和私人活动。
（四）在科技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两线作战，重塑国际竞争优势。
当前，在国际层面，中国面临着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新技术革命与新国际规则的双重挑战。因此，中国也需要两线作战，努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积极融入国际分工新体系，分享全球化红利。
首先，世界主要经济体处于危机过后的复苏与再平衡之中，新科技革命正孕育突破，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特别是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等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叩响人类的大门。这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重塑各国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刷新世界经济版图，调整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历史上，中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仅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端，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转型发展发生了历史性交汇，为中国走创新驱动的跨越式发展道路提供了难得契机。1）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契机，主动提升实体产业层级，特别是提高制造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国际产业价值链两端延伸，以应对发达国家蓄势占优和新兴经济体追赶比拼的双重挑战。2）扩大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水平，并以外部竞争为动力，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促进服务业发展和进一步提升其对实体产业的支撑作用。3）积极鼓励、引导、帮助市场主体“走出去”，在更深程度、更广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从中增强自身实力水平，特别是提高国际经营能力和影响力。
其次，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发达经济体正在利用目前仍由他们把持着的全球治理的主导权重塑全球化新模式和新规则。由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 TiSA）等，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已经不满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及其运行规则。为了夺回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发达经济体正另辟蹊径，甚至试图建立新的WTO。面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谋篇布局，我们需要：1）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酝酿和修订，努力提高国际事务参与度与话语权，在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货币、政治新秩序中，为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安全的外部环境。2）搞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为新时期的对外开放趟出一条新路。3）以上海自贸区为起点，进一步扩大国内自贸区的试点，以开放促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四、结语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乎中国的未来。虽然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ICP）2014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4年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如果按市场汇率算，美国经济仍比中国大几乎一倍。如果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保持比美国高五个百分点的水平并且汇率不发生重大变化，那么还要12年才能从总规模上赶超美国。而人均GDP的赶超则需要更长时间。
以上实现赶超的前提自然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总结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多挑战，关键在于体制机制障碍。这包括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收入分配体制、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土地管理制度，制约服务业发展的投融资体制，制约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收入和产权激励机制、要素价格制度、政府与市场（企业）分工机制，制约城市化发展的户籍制度、财税体制、等等。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唯有改革这一条路。
值得强调的是，危机之后，再平衡、结构调整与改革，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发达经济体的改革不逊色），不独中国之一家。面对这样的“改革竞争”，中国要有更强的紧迫感和更大决心将十八届三中全会议定的改革向前推进，这才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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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根本途径和政策选择研究”（批准号13&ZD02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快速增长过程中的风险累积与防范”（批准号12AZD052），以及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13JCD005）的资助。感谢常欣、李成在本文形成中的贡献。 [作者简介] 张晓晶（1969 － ），安徽东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