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还有什么可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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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10年中图学会长春年会上，范并思说“图书馆学以后没什么可研究的了”。我不确切地知道范说的具体指意是什么，我猜测他的指意是：对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说，现代图书馆理念问题解决之后，基础理论研究已经没什么大的问题可研究了。
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怎么可以“没什么可研究的了”呢？这似乎是一个“伪命题”，然而我却基本认同范并思的论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不再发展了，任何基础理论问题都不需要研究了。以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什么，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解释、论证的需要。在我看来，在可预见的将来，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论证，一时难以判断。也许因为此故，2010年以后，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确实没有出现什么真正新的研究成果。目前学界的状况是：实证性研究大兴，思辨性研究基本上偃旗息鼓。如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有关学术主题的可视化研究、什么什么“实证研究”的论文。其实，所谓可视化研究，实质是综述性阐述，只是采取了新的表示方法（可视化表示，这只是手段的改进而已）；所谓实证研究，大都局限于“读者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而已。
各位看官，你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该研究什么？难道还研究什么“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分支学科”之类的吗？不要继续让别的学科笑话咱们了！不要让别的学科笑话咱们学科是“小儿科”了！
我倒觉得“知识自由”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然而，由于历史传统和国情的特殊性，中国图书馆界的人们对知识自由问题不感兴趣，甚至一些人不敢研究它，害怕招来“自由化”骂名。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图书馆自1939年采纳并1948年修改并发布《图书馆权利法案》以来，始终以“知识自由”为纲领发展和拓展其事业，几乎所有的图书馆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以是否体现和贯彻“知识自由”为判定标准，而且始终如一。那么，中国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也不可能。不体现“知识自由”原则的图书馆事业，具有根本意义上的合法性吗？这一问题至今没有人专门研究，所以值得进一步研究——无论最后的结论是肯定性的还是否定性的。
再者，图书馆学值得炫耀的“看家法宝”——如引文分析、词频分析等，，还应该继续“发扬光大”，但不是现在这样只是应用在本学科领域，而应该“输出”到别的学科中去，这样才能彻底改变“馆内学科”、“输入学科”的命运，最终获得“显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