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读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

发布时间：2018-11-24 11:33

　　山东，聊城，离梁山不远的地方。一名22岁的青年捅死了一名高利贷的讨债人。

　　在其母受尽11名催债人的凌辱后，于欢的情绪最终崩溃。他本能地从桌子上摸出一把水果刀，朝着这些施虐的讨债人乱捅，4人受伤，其中1人最终丢了性命。

　　于欢的母亲是一位经营钢铁生意的“民营企业家”，而放高利贷的，则是一个房地产商。有人说，这个事件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最好隐喻。房地产和金融正在肆意侮辱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反抗了，然后被判无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中国经济最终又会走向何方?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中找到答案。

　　1996年前：短缺经济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可分成两大阶段。

　　1996年之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整体经济政策是经济平衡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调适度消费，鼓励积累。80年代初，开始逐步在城市推进国企改革，工人阶级从企业的主人翁逐渐沦为雇佣劳动者。为缓和工人阶级的抵制情绪，国家进行了全面的工资改革，大幅度提高工人的奖金和工资。工人工资大幅上涨之后，消费需求就急剧上升，开始大力购买电器、手表等消费品，在这种情况，市场上的商品就出现了供应不足的情况，生活资料的价格大幅猛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价格双轨制，也加剧了这一矛盾。在存在着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的双重价格体系的情况下，企业一方面要完成国家计划，并按计划内价格将产品出售给相关单位;另一方面，也可以超出国家计划量进行生产，超过国家计划部分，可以按不高于或低于计划价格20%的价格出售。在加个双轨制的刺激下，各类企业都千方百计扩大再生产，提高计划外的销售额。各种资本以不同形式流向市场，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巨大，超出了当时的经济结构所能承载的范围。轻重工业的比例也开始明显失衡，光是钢材缺口就达1930万吨(相当于1985年当年国产量的52%)，根本无法满足轻工业需求。政府被迫追加钢铁、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投资，导致投资规模膨胀，重工业领域价格也开始大幅上涨。

　　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经济过热。为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1986年中央提出两年软着陆计划，一方面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另一方面控制消费金的总额。此时，中央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是抑制消费，抑制投资。80年代的中国官员，完全不知道过剩为何物。外商聊起经济危机时，地方官员总是一脸茫然，这种只在书上见过而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短缺!短缺!还是短缺!在当时的中国官员看来，中国经济不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如果出现问题，那只可能是短缺。而30年后，一提及解决经济问题，动辄是促进消费，提高投资。两者对比，何其鲜明。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定下来。在此之前被压制了3年的资本，开始迅猛抬头。全国各地都开始大规模搞开发区，，以及之配套的商业地产，土地和房地产逐步成为投机商品。同时，中央进一步放开企业自主权，加剧了投机行为。银行大规模给企业房贷，导致资金汹涌而入房地产和土地市场。1991年全国房地产公司约为3000家左右，1992年年底，房地产公司猛增到1.2万家，到1993年又变成了3万多家。1992年末，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系统先后成立了房地产信贷部，各种金融机构开始大量向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甚至直接开办房地产开发公司。

　　各行各业都卷入房地产开发的浪潮，房地产的投资率远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1992年经济增长为14.2%，而同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为117.6%，比值是8.3;1993 年经济增长了13.5%，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是165%，比值为12.2。1988年，海南的房地产均价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增长到1400元/平方米，而到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上半年，海南的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达到了7500元/平方米。

　　房地产投资过热，是整体经济投资过热的结果，也是前期被压制的资本主义反弹的一个体现。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迅猛投资，房地产的投资过热仅仅是整个大背景下的一个小舞台。当然，由于政策的倾斜、金融机构的支持以及房地产开发特有的杠杆效应，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最闪亮的舞台。

　　投资的迅速增加，导致生产资料供不应求，通货膨胀加速，到1993年6月，生产资料价格比1992年10月增长了52.9%。1993年，交通运输系统已经不能满足物流的需求，部分铁路仅能满足40%左右的运输需求。电力、油品缺口很大，有些地方出现“停三开四”(一周仅能供应四天油电的需求)的现象。钢材价格，更是由于供不应求而急剧攀升。

　　1993年下半年政府开始清理整顿。一方面清理金融机构，控制货币总量和贷款规模;另一方面，清理房地产、开发区的投资，抑制过旺的需求。到1995年底，经济基本实现软着陆。

　　直到此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都是总需求过旺导致。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这样。其特点是生产能力没有相对过剩，而是投资需求或消费需求过猛，导致生产资料价格和终端消费品价格猛涨，进而导致经济领域中轻重工业结构失调。解决的方法，都是抑制投资和需求。

　　而到1996年底，中国经济结构则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大跃进式的投资带动下，中国轻重工业产能突飞猛进。1997年613种主要商品中，供不应求的占1.6%，基本平衡的为66.6%，供大于求的占31.8%。在1996年的工业普查中，900种主要工业品，60%的企业生产利用率不到50%。中国经济终于从短缺最终过渡到了过剩。

　　1996-2008年：外贸——投资模式

　　一个商品，如果卖出去了，最终只可能有三种去向：一、被国内终端消费者买了，用于日常吃喝穿戴，即消费。二、被国内企业买了，用于日常生产或扩建厂房，即投资。三、被国外的消费者或企业买了，即净出口。这三者的总和(除去重复环节)，用货币来计量，就是GDP。

　　国内消费者不买，国内企业不买，国外的消费者或企业也不买，生产出来的商品就卖不出去。当大规模的商品卖不出去的时候，就会出现经济危机，体现在GDP上，就是GDP增速下滑。

　　1998年的中国经济，已经濒临经济危机的边缘。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增速受到影响，净出口出现不稳定。而中国经济刚从过热中着陆，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投资领域也没有新的热点。从1993年开始，国企已经开始出现下岗现象，到1997年，下岗人数达到了1151万，城镇实际失业率高达9.36%。数千万的工人下岗，造成了消费领域的持续低迷(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老工人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老工人描述其生活状况时称，“吃蔬菜多，但1元以上的菜很少买，很少买奶。也不添新衣服，有的穿就行，就是过年也很少给孩子买新衣服。不去景点、公园，没钱也没心思。”)。

　　内忧外患之下，中国走到了经济危机的边缘，整个经济领域疲软无力。商品卖不出去，被迫成为库存。1998年商品库存总额为4万亿，占GNP的50%。国家经贸委的工作人员赵晓，破天荒的写了一篇文章《大萧条的历史会在中国重演吗》。中国官员，终于在现实中看到了什么是生产过剩。

　　不过，1998年的生产过剩，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危机，而是在其后几年被逐步消化掉了，其原因有两个。

　　第一、房地产投资。1998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福利分房制度。在1998年之后，住房——这个最重要的生活资料也全面进入了商品市场。1998年终结福利分房制度终结，2002年土地进入招拍挂，房地产市场化全面完成。商品房买卖，在老百姓的消费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房地产行业市场空间非常庞大，产业关联度高，辐射冶金、化工、水泥、建筑、建材、金融、水电煤、保险、物业等众多行业，可以消化并带动大量产能。

　　第二、加入WTO。2001年加入WTO之后，出口市场全面打开之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消化掉了巨量的轻工业过剩产能。中国资本家的订单迅猛增多，现有的生产规模不能满足海外需求，导致其不断扩大再生产。轻工业发展需要雇佣更多的产业工人，建造更多的厂房、购买更多机器，这进一步带动了水泥、钢铁等行业的发展。在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也迅速拉动了城市消费的增长。

　　在房地产和出口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6年的“出口——投资驱动”增长模式。

　　快速增长的投资，导致重化工业迅猛发展，为日后的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埋下种子。从下图可以看出，2002年时，重工业总资产与轻工业总资产比值为2.2左右，而到2008年，该比值接近3.2，提高了近50%。

　　2002-2008年“出口——投资”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两个经济循环。

　　其一、出口——外汇——美国国债——购买中国产品。中国产品出口欧美，尤其是出口到美国，形成外贸顺差，获得大量外汇储备。我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资金回流到美国，支撑美国债市、股市等虚拟经济。美国虚拟经济市场不断膨胀，股市上升、房地产市场上升，美国老百姓财富增加，形成财富效应，刺激美国消费，购买更多的中国产品。

　　其二、居民存款——银行贷款——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居民买房。老百姓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形成银行体系的巨额存款，通过三个渠道，这些存款进入到房地产市场。一、土地开发市场。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投融资平台(即城投公司)，比如某某市城市投资公司，或者某某市土地储备公司。银行将钱贷给这些公司，这些公司就用这些钱征收土地，并进行五通一平、六通一平之类的土地开发。二、土地买卖市场。政府建设之后，将土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买地的钱，大部分也是银行贷款。开发商贷款买地之后，再贷款造房子。三、房地产市场。开发商建好房子后，卖给老百姓。老百姓买房的钱，大部分也是贷款。老百姓用自己的存款，支撑了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终，再自己去贷款，消化不断升值的房屋。

　　这两个循环都是不稳定的。第一个循环要以美国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为支撑。只有其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美国国内消费需求才能不断膨胀，中国出口才能持续增长。第二个循环，是以中国城镇化不断推进，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为支撑的。只有土地和房屋不断涨价，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才能以此为抵押借到更多的钱。

　　2009年的转变：负债——投资模式

　　2006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迅速波及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欧美日经济受到重创，进口需求急剧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口大幅下滑，沿海出口企业订单大规模减少，部分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轻工业产能严重过剩。2008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从前几年的10%左右，迅速下降到3.5%，2009年更是下降为-44.8%。

　　轻工业产能过剩，直接导致其扩大再生产的意愿下降，从而波及到了重工业行业。在之前出口快速增长的年份，沿海企业原本每年都要购买水泥钢铁等扩建厂房，产能过剩之后，重工业企业接到的沿海企业订单也开始下降。这进一步导致全国性产能过剩凸显，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2009年，出现20年来规模最大的民工返乡潮。

　　形势如此严峻，诸公可有办法?

　　资产阶级延缓经济危机有三种主要方法。

　　其一、深入挖掘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挖掘国内市场，开拓海外市场。当时国内市场除房地产外已经没有太多挖掘空间了，老百姓本来就穷，又大规模失业，挖掘不出来。国外市场更是不用想了，美欧日消费大幅下降，他们还想来挖掘你中国市场呢。

　　其二、消灭生产力

　　这也是马克思时代常用的，俗称“倒牛奶”，中国官方称谓“调整产能过剩”。这是一种被动的方式，但是是最有效的方式。但伴随的结果是大量工人失业，社会骚动。在出现了部分企业“倒牛奶”、工人失业以及民工返乡潮之后，中国政府决定暂不采用这种方式。消灭生产力最极端的做法就是打仗，把工业军事化，用战争消耗过剩产能，把过剩的钢铁等统统造成武器，在战场上打出去。但短期内，中国也不可能采取这种方法。

　　其三、凯恩斯主义

　　这是马克思时代没有的，而在二战后普遍采用的方法。经济危机其表现形式是产品生产出来没有人买，上述第一种延缓的方式，是希望让以前不买的人来买;第二种方式，是直接把产品扔了，把生产产品的机器也扔了(比如杀奶牛)，收拾旧山河，重头再来;第三种方式，也就是凯恩斯主义，即不扔，也不指望别人买，而是国家印钱，社会买单。

　　怎么理解国家印钱，社会买单呢?钢铁厂的铁卖不出去，水泥厂的水泥卖不出去，怎么办?不要紧，国家作为资本家的总代表，会帮单个资本家解决的。比如，国家出台政策，号召各地“建公园”。建公园，需要钢铁水泥，钢铁厂、水泥厂的存货不就卖出去了吗。那买钢铁水泥的钱哪里来呢?国家印出来。国家通过银行印钱，低息借给地方政府投资公司，让这些公司去搞基础建设，修铁路、修公路、修机场，也就是“修公园”。这样，重工业的过剩产能就被消化掉了。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些钱，是国家多印出来的，商品数量没变，钱变多了，会造成全社会通货膨胀，导致老百姓手中货币贬值，这怎么办?没有办法，只能请老百姓理解国家。这就是国家印钱，社会买单。凯恩斯主义的问题还不止于此，项目有建设周期，周期一到，产能过剩会再次凸显，怎么办?也没办法。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只是把经济危机往后推延几年，到时，会以更大规模爆发。

　　顾不了这么多了，由于2009年的经济形势太过于严峻，中央被迫迅速统一意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方式扩大内需，试图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

　　当年，中央决定加大投资力度，鼓励企业贷款，拟实施一系列基建工程(加快保障房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机场建设，等等)，为实施上述工程，到2010年底预计投资四万亿，其中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共计18000亿，灾后重建1万亿。

　　这就是俗称的四万亿。其实质，就是通过国家印钱，以投资的方式购买企业卖不出去的产品，以通货膨胀为代价，延缓危机的爆发。

　　总而言之，就是一方面大搞基建，另一方面放宽房地产贷款和购房政策，努力挖掘房地产市场，试图以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带动重化工业需求，进而带动重化工业制造业投资。这样企业就不会裁员，反而会在项目周期内增加雇员，这又会带动消费，进而带动部分国内市场为主的轻工业投资。最终，形成活力，盘活中国经济。

　　09年开始，中国经济从“出口——投资”拉动模式，变为了延续至今的“负债——投资”拉动模式，即外贸萎靡，单靠投资拉动。

　　这种办法来应对危机，不过饮鸩止渴，“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

　　当前中国经济的三个特点

　　在我们国家，凯恩斯主义可以简单的归结为“铁公基”。政府主导，银行放款，企业借钱，大搞铁路、公路、基础建设。

　　但是，铁公基的方式，有其内在矛盾。

　　基建项目是有周期的。例如修公路，一条路，大致两年就修完了。修路的时候，需要买大量的重化工业产品，消耗过剩产能，并催生更大规模的产能。在基建周期内，为应对市场需求，重工业领域各行业扩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然而，路修完之后怎么办呢?多出来产能靠谁来消化呢?难道真要把路扒开，再修一遍?这导致重工业行业在周期完结后，出现更严重产能过剩。

　　借的钱是要还的，而很多企业却无法还钱。为什么呢?比如，某个四线城市地方政府的城市投资公司，借钱修了一个机场，这个机场每个月都没几架飞机停靠，根本不赚钱，他拿什么还钱?再比如，基建项目周期内，钢铁企业订单增多，需要借钱扩大再生产。基建项目周期完成后，必然出现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钢铁价格下跌，赚的钱就无法偿还银行本息。这些情况，导致企业不得不借新还旧，利息负担越来越重。

　　大致在2011年底左右，上述问题就开始凸显。部分企业还不上钱，开始借新还旧。重化工业产能再次过剩，并且是在更大规模上过剩。

　　上述两方面，再加上房地产的情况，形成了当前中国经济三个主要特点。

　　一、产能过剩

　　2009年后，轻工业出现较严重产能过剩，逐步波及到重工业。其后，靠投资拉动，延缓了了重工业产能过剩。但到2012年，重工业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产能过剩。到2015年底，重化工行业出现严重过剩。

　　产能利用率低于80%属于过剩，低于75%属于严重过剩。而到2015年，我国钢铁、原油加工、造船、平板玻璃、煤炭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连70%都不到，水泥行业也低于75%。这必然会导致制造业投资大幅下降。

　　二、债务负担

　　2009年后，企业负债急剧攀升。1996年，非金融企业负债/GDP的比例是84%，到2008年，该比例缓慢上升至98%，到2016年，这个比例将近170%。非金融企业部门(含城投公司的地方债务)负债大致在125万亿左右，按6%的利息计算，大致每年支付利息7.5万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还利息并缴税之后的利润总额是6.6万亿。也就是说，如果借钱的都是工业企业，一半左右的盈利还了利息。

　　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对发债企业做过一项统计， 2015年，所有发债企业中，息税前利润/短期债务的比值大于1的不到2%，表明98%的企业息税前利润无法偿还一年期以内的债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明98%的企业，要靠借钱才能偿还之前的债务。更有甚者，息税前利润/当期应还利息的比值小于1的占9%。这说明，有9%的企业，要靠借钱才能偿还利息。

　　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使得企业从“借债投资”，变为“借新还旧”，且其中近一成企业沦为“借新还息”。

　　这些企业里面，既有制造业企业，也有城投公司(城投公司是地方政府用于基建的控股公司，城投公司贷款进行基建，其负债简称“城投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方债)。债务负担，既会进一步压缩制造业投资增速，也会逐步拉低基建投资增速。

　　三、脱实就虚

　　2002年后，房地产突飞猛进。城镇化导致的人口涌进直接推动地租上涨，02年招拍挂之后，地租以地价的形式体现出来，地价上涨导致存量房升值，增量房涨价;房价上涨带来高额的开发利润，进而带动房地产投资的持续增长。在08年前后几年，房地产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超过主要工业企业，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在此背景下，各个企业，不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可能，就到处拿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这导致大量资金从实体行业流入房地产行业，进一步推高了土地和房价。

　　一般而言，广义货币增速(M2)与GDP增速的差值，大致与物价涨幅相当，然而从上表来看，M2-GDP的增速差，远大于CPI增速。这是为何呢?因为大量资金被房地产领域吸收了。通货膨胀是什么?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话来说，就是“更多的钱去追逐原有的商品”。我国印出来的钱，没有去追逐一般的商品，而是有相当部分去追逐房地产领域中的房屋和土地这一特殊商品。这导致CPI涨幅并不大，但房价却暴涨，使得大部分人望房兴叹。

　　到2013年左右，房地产实际产量开始饱和，并出现过剩，房地产投资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但房地产价格还是在持续上涨，这一方面导致泡沫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持续吸引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房地产领域，继续催生泡沫。

　　银行借出去的钱，相当部分是以房屋和土地作为抵押品的，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将出现大量呆坏账，金融系统可能爆发系统性风险。

　　当前中国经济基本分析

　　到2016年底，中国经济基本情况如下。

　　一、外贸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逆转，各国贸易保护抬头。2013年之后，全球贸易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并持续至今。

　　上述情况，导致中国出口增速从2010年之后持续走低，2015年、2016年持续两年负增长。

　　这说明，中国外贸面临非常严重的困境。靠外贸拉动中国经济，短期内无法实现。

　　二、消费领域

　　2008年以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大部分时间低于GDP增速，同时，城镇工作人员总额增速在持续下降。人数增速在下降，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下降，这必然导致消费的增速在下降。

　　事实上，在中国，消费是一个被动量。由于消费习惯不同，我们不像美国那样，通过负债消费来拉动经济。而是经济好了，更多人就业并提高工资，从而使得消费变多。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所谓的扩大消费来拉动经济。

　　要拉动经济，就只能靠投资。然而，投资也开始出现问题。

　　三、投资

　　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是投资中最重要的部分，三者合计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七成，三者的增长基本决定了投资的增长。截止2016年3季度，制造业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度的33%，房地产约为22%，基建约为20%。

　　(一)制造业投资

　　自从2011年制造业产能过剩再次凸显之后，其投资增速开始大幅下滑。2011年，制造业投资增速还有30%左右，到2012年就下滑到不足20%，之后持续下跌，到2016年底，增速仅为4%左右，几乎丧失了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也就是说，制造业投资相当不稳定，拉动经济越来越困难。

　　(二)房地产投资

　　中长期来看，对房地产投资影响最大的是人口的抚养比，即非劳动人口(老人和小孩)/劳动力人口的比例。

　　在中国，这一比例从2011年底开始逆转。这使得潜在买房需求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越来越小。另外，经过十多年发展，房地产库存已经越来越多，全国范围看，出现明显的过剩。

　　上述原因，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3年以来，除2008年底前后的金融危机异常期外，基本保持在20%以上。但可以很明显看出，从2011年底开始，投资增速明显下降，2011年增速在30%。其后虽然开始放缓，2012年增速还是在20%以上。到了2013年增速约为20%，其后迅速下降，到2016年，增速仅为6%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说，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困难越来越大。

    (三)基建投资

　　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基建投资成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基石。

　　2012年左右，基建投资增速超过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撑点。到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仅为6%左右，制造业投资增速仅为4%，而基建还保持着15%以上的投资增速。

　　基建的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基建投资一枝独秀，也必然意味着民间投资大幅下滑。民间投资增速，2013年在20%以上，2015年也超过10%，到2016年就仅为3%左右。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主要靠政府投资来维持。

　　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受制于债务高企等问题，其可操作空间也在逐步降低，对经济的带动能力逐年下滑。

　　截至2016年底，中国大规模实施凯恩斯主义已经8年了。从整体来看，外贸、消费和投资领域都不乐观。从经济发动机，即投资领域来看，制造业由于前述原因，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和大规模负债，导致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房地产经过近20年发展，已经出现结构性变化，房屋明显过剩，投资增速大幅降低;基建方面，由于前期发展迅速使得投资空间缩减，也由于城投等公司负债严重，基建投资增速也开始降低。

　　中国的凯恩斯主义，快要走到头了。

　　初步结论

　　一、1996年前，中国是短缺经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需求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进而在不同条件下，导致经济紊乱。解决方式是抑制需求。

　　二、1996年后，中国经济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生产过剩，进而在不同条件下，导致不同行业出现产能过剩。解决方式是扩大需求(促进出口和投资)。

　　三、四万亿之后，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中国经济进入了负债-投资模式。凯恩斯主义持续数年后，造成巨大的产能过剩。其后，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宏观调控转向定向调控和“微刺激”。微刺激释放的货币通过贷款等方式转化为债务，债务规模持续攀升。这是2008年后，中国经济的基本逻辑。

　　四、全球化逆转的趋势仍将持续，之后几年出口难以实质性逆转，难以靠外贸带动经济。这里有不确定之处，即一带一路能产生多大促进作用，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进一步分析。

　　五、消费需求受工资影响，难以有大的突破，中国消费习惯与美国不同，美国靠财富效应带动借贷消费，是与其货币霸权等因素相适应的，中国除房、车之外，借贷消费比例很小，难以靠消费主动带动经济。短期内，也很难如美国一般用消费带动经济。

　　六、制造业由于产能过剩导致收益率变低，其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短期内难以稳定上升。

　　七、城镇化对经济的带动到顶，人口抚养比逆转，房地产出现生产过剩，投资受阻，中长期看投资增速必然持续下滑。

　　八、要稳定投资增速，主要依靠力量就是基建投资。也就是说，靠政府投资平台借钱投资拉动经济。由于债务问题，基建投资的拉动空间也将缩小。狭义政府债务，即中央和地方债务，杠杆率39.4%，低于欧盟警戒线60%，同时也低于国际通行警戒线100%。从这个角度看，还有较大空间可借钱投资。广义口径来看，计算对国有企业和城投的担保，杠杆率为109.53%。据人大经济所估算，平台企业债务规模约为44.26万亿元。宽口径下计算的广义政府部门杠杆率水平不但远高于欧盟警戒线60%，同时也高于国际通行警戒线100%。

　　九、继续靠投资带动经济，会导致企业负债进一步提升，资金催生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作为抵押品的土地房产风险越来越高。这很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危险循环：偿债能力恶化(抵押品价值下降)-紧缩银根-企业资金链断裂-信用风险进一步恶化-债券市场抛售-利率进一步上升-投资下降-资金流出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一旦出现上述循环，将导致经济崩溃。大量资金从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流出，形成通胀和经济衰退并存的局面。

　　十、中国凯恩斯主义拉动经济已经接近尾声，数年后，第一次经济危机，将以滞胀的形式到来。

　　十一、在此过程中，轻重工业都将有大批工人失业。与20年前的国企工人大规模失业比较，这一次有如下不同：1、国企工人很多是40-50岁的工人，可以用时间消化，等其退休进入社保;而这一次波及人群多为30岁左右，将长久留在劳动领域。2、国企下岗时期，是中国经济整体上升而局部出现问题时期，国家应对手段较多;这一次，是整体下降时期，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性问题，应对空间明显缩小。3、国企下岗时期，出现大规模抗争，并且形成各种老工人的组织;这一次，也必将出现各种抗争，其深度广度不会比上一次小，可以预见，新一代的工人，也必将在斗争中形成越来越大规模的联合。

　　各位，都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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