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萧琛教授：经济学深海的苦功与睿智

　　在坚持不懈地将“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性偏好假设”结合方面，经济学提供了各种范式，可以帮助我们在确定目标、选择手段和保证效率之间获得一种均衡，用一种迥异的目光去审视整个世界和中国经济改革

　　实习生

　　位宏如

　　本报记者

　　崔克亮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原系主任萧琛教授看上去特别年轻，很难让人相信他的年龄：他属牛，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外表上，他是一个纤弱的南国男子，伴着随和的微笑，全身弥漫着一种淡淡宜人的书卷气。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们感受到他的睿智、深刻、敏锐、锋利，甚至有点咄咄逼人，不时闪亮的言辞，像雷电、像玻璃、像金属……

　　“要将失去的时间追回来，这毕竟只是一种文学的说法”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和一位“老三届”高中生，您是怎样赶上恢复高考的“末班车”、考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请谈谈您的感受。

　　萧琛：“老三届”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历，而且意味着一种特别的精神。个别地看，他们也许很难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整体地看，他们却一直在修筑这个多磨难民族的新的万里长城。

　　十年浩劫，举世受其荼毒，虽芥末不能幸免。当年我曾看《决裂》那部电影，心境之沉痛与愤懑，今天仍难以言表。历史竟能被颠倒到那种程度，无法不叫人忧国忧民。后来我进了北大，聆听过老师回忆在江西“蹲牛棚”的故事，才明白该片的背景。“四人帮”所要羞辱和诋毁的，正是北大这些民族圣殿。

　　不过，我第一眼中的圣殿也许并不圣洁，而且应该说它相当的狼狈。那是在1967年学生“红卫兵”进京“大串联”的时候。大串联当然包括观赏名胜古迹和高等学府。风华正茂的学生当时兴徒步，从颐和园到西直门这段路，我们几个同学全仗着两条腿行走。北大西门一带给我的印象最难忘。奈何照相机在当时非常贵重，否则，，你们今天一定能看到当年的那一派“革命”景象：朱门碧檐，被弄得斑驳陆离；玉砌雕栏，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张连一张又湿又亮的墨迹中，夹杂着许多血红色的圈圈和叉叉……

　　冬天来了，春天也不会太远。1978年我再进北大时，已直奔而立之年。沐浴着小平同志“恢复全国高考”的春风，我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世界经济专业。四年后再下一城，考上了该专业美国经济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当时的国际经济系主任洪君彦先生，联名招考的导师是著名学者严仁赓老教授。

　　北大的录取通知又厚又重，但经济系的“迎新会”却简陋异常。会场设在37楼一个昏暗的大活动间内，新生们各自带一张方凳。浩劫之后，大楼的门檐还残缺不全，其他地方也不无“当年鏖战激”的感觉。

　　但就是这样一个会，著名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也亲自到场。陈岱老幽默的话语，给了我永不磨灭的启迪——“要将失去的时间追回来，这毕竟只是一种文学的说法。失去的，终归是已经失去了的。”

　　多年来，我一直在追寻这句话的真谛。在北大将近七年的学子生活中，我一直在同时间赛跑，一直在向自己挑战。我学得很好也很苦。南方家乡的春节是暖融融的，但我寒假里极少回家，深知应酬的代价和学校资源空闲的宝贵；北方的冬季又冷又长，但我从不穿棉袄和毛裤，深知磨砺的内涵和意志的重要；在花瓷砖地上旋转，对于感情颇丰的我当然也有魅力，但我从来不敢有过多的兴致，深知“放松”和“懈怠”的差别。

　　“努力从哲人智者那里博采众长！”这方面北大的条件得天独厚。著名学者如云的地方，有的是“十年如一日”的面壁工夫，有的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济世热情，有的是“板凳当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态度。

　　 我从自己的同学那里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一直是学生干部，当过两届班长，有更多近距离接触大家的机会。我们争论“利改税”、“翻两番”，探讨路遥的《人生》同“中央一号文件”的关联……。我的同学一个个可谓才气纵横、冲劲十足，志在万里的、志在万卷的、志在万贯的，后来看几乎全都如愿以偿。优秀的学生及其智力角逐，正是北大青春常驻、英才辈出的重要源泉。

　　北大百年校庆时，作为被采访报道的“燕园学子”之一，我被要求写给母校一句最由衷的感悟作为报道文章的题头。我写的是：“浪花是美丽的，海潮是壮观的，但是更魅人的东西，是在大海的深处！”

　　“你们真的是非常地"北大"！”

　　中国经济时报：1988年您受聘为世界银行顾问，之后是什么原因让您在三年后选择正式回归母校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教书？

　　萧琛：北大无疑永远需要有真才实学的学子，而1977、1978两级学生中更是卧虎藏龙。然而，北大孕育人才的能力和它当年留用人才并解决其基本生活问题的能力并不是很相称。那个年代的“两地分居”问题，使得我不得不另辟蹊径。七年北大学子生活结束后，我选择了到中央财经大学工作，该校首任校长就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陈岱孙先生。在那里，我爱人的调京工作和住房等现实问题都很快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1986年，我考得世界银行全额奖学金，赴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课程，后来又按照奖学金的要求，进入世界银行工作，受聘为该行的Consultant（顾问）。

　　1989年之后，世界银行高级财经官员培训项目在中国的推进遇到困难。省财政厅长境外培训考察项目很难继续推进，只能先在北京西山就地针对地市一级财政局长办了三期培训。

　　这期间我曾多次应邀回母校讲课。系主任洪君彦教授交代给我两门课，一门是他自己多年讲授的“美国经济研究”，还有一门是“西方财政学”。我在马里兰大学攻读的博士课程是财政学、税收学、公共选择和发展经济学。

　　时任北大经济学院院长石世奇教授和党总支书记丁国香教授，还有我的另一位导师严仁赓先生（曾任北大教务长）和新系主任张康琴教授，都曾不止一次地对我“寄予厚望”。张康琴老师还曾带人到中财大找校长钱中涛先生“挖”人。系里其他老师和学弟们也都力劝我回归母校任教和发展。

　　应该说我天生就是个乐于读书教书的“有心人”，不妨说两件事。其一，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消息传来时，我曾有一诗赠同学：“倏亡女兆断长弓，喜怅霜天兴春风。正路迢迢心有翅，斜晖脉脉水无声。遥怜同学功夫苦，即盼教育花果丰。匆撰且聊嬖积事，枫香红处是篷征。”俨然已经信誓旦旦要考北大。其二，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一直用活页本做笔记，期末把每门课的笔记都装订成册。虽厚薄不一，但封面统一。如今这几十本笔记恐怕应有两尺多高，一直留在身边供“学而时习之”。这能算是有心“厚积薄发”么？

　　考来北大的学生，多数是学习尖子，国经系更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有如此机会报答母校，还有什么样的既得利益不可以放弃？后来在我担任系主任的十多年里，这个系招到的各地“文科状元”竟超过百人。

　　1989年设在北京的“中国联办”（全称应为中国资本市场筹建联合办公室）曾向潜在人才摇橄榄枝。一位同门师兄当时在那里主些事，热心的师长还安排好了我与“猎头”会见。之所以临时裹足不前而宁愿教书育人，是因为长期以来我知道自己该是块什么料子。

　　“我们都是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的一代人”

　　中国经济时报：您主译了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入选了“新中国60年600本最具影响力图书”榜单。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商务出的新版本的翻译经过吗？

　　萧琛：《经济学》第19版问世之后，新曲线出版咨询公司总裁刘先生和副总裁陆女士，在最佳时间就亲送原著与我商谈中文翻译问题。

　　鉴于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影响，每一版从英文原著到中文译本发行，其间所要经历的环节远非一般读者所能想象。每一环节的新希望和新要求，都意味着新的选择和新的磨合。其结果，第19版的中文翻译合同，直到2011年4月才得以签字。按国外出版社和代理机制的要求，我们只能进行倒计时。于是，合同留给译者翻译全书的时间竟然只剩下非常可怜的4个月。好在新曲线公司两位经验丰富的出版人似乎都有先见之明，英文原著一直“不耽搁”地放在我手中，到签合同前已满18个月。

　　本能和“路径依赖”告诉我，自己早已被萨缪尔森“锁定”。义务与职责、光荣与梦想，都令我“波澜誓起”并未雨绸缪。事实上，我动手布置翻译是在2011－2012年寒假开始前，而在那年春节开学后我就几乎已拿到同学们的全部译稿。这比合同所签订的“开工时间”要提前4个月。现在想也许不足挂齿，可当时心里还真不是“只有一点发毛”。现今大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可谓非常稀缺，贸然动用是需要“豁出去一把”的，而这并不是我的一贯风格。

　　参与会战的主力基本上是我在北大经济学院指导或授课的世界经济专业的年轻学者，他们天资聪慧、基础厚实、素养良好、精度较高。初稿收齐后，主译人不得不深感青春年华之弥足珍贵。英文中bachelor一词，不仅是指一种学位，也不仅意味着unattached和unmarried，而且是指“有潜力的”、可塑性强的。可见，主选正在兴旺时期的年轻人来翻译此书，的确是一种明智之选，尤其是在“新经济(310358,基金吧)”时代。在上世纪那激扬的90年代（The Roaring Nities），美国的年轻人曾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建设热情和创业气魄：怀揣着一项专利、饱含着一腔热血，“到西部去”！“两年，赚足两千万美元”！这曾经是美国“新淘金热”（new gold rush）的口头禅。相比之下，中国的年轻才俊所甘愿选择的却是另一种宁静淡泊的“学术淘金”：为中国的知识经济创建和教材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有仗于整个团队的献身精神和萨缪尔森的感召力，也得益于主译人多个立志经济学研究的研究生弟子，翻译工作可谓应者云集、顺风顺水。分工动员会上，我们播放了萨缪尔森的传记和各版花絮，如十多年来参与各版翻译工作的师兄师姐们的照片和记录等。而在那以前和以后，我也曾做过多个讲座，结合新版经济学的内容，提取难句和新句，给同学们系统地讲解翻译技巧和名家经验。翻译过程中，同学们不分中外、不计名利，尽心竭力、相互切磋。少数不能过关的译文，主译人都要特请从译文中发现的尖子生顶上去重译一遍，以免主译人“瓶颈”过窄、精力不济、影响大局。“何物羡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分享萨缪尔森的动力源(600405,股吧)泉当属充沛：首先，大家都有点“高处不胜寒”之感。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图书商报联合主办的“新中国60年600本最具影响力图书”评选活动中，财经类著作共计入选了41本，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译著也荣列在榜，被认为是“以不同的姿态影响和改变了几代中国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在那以前，在“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50周年”的两次“全国最具影响力图书”评选中，萨缪尔森《经济学》也都曾连续当选。这个记录虽然远非百尺竿头（事实不过是“狐假虎威”，毕竟只是译著而已），然而，在心存感激的同时，主译人及其团队除了竭尽愚钝、奋发进取，难道还敢有过多的喘息？

　　其次，读者的错爱与鞭策也难以闪避，因为，“我们都是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的一代人”！19版翻译工作接近尾声之时，我曾收到一个手机短信，是来自湖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名“自学经济学”的乡镇干部。他不仅密切关注第19版哪天出版，而且还热心邀请我们去他的家乡。最特殊、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封寄自秦城监狱的明信片。信中写道：“请允许我向您及您的助手们表示真诚而深切的敬意！……正是由于阁下主译的这本《经济学》（第18版），温暖着我冰冷的每一天，使我在prison的生活更理性更有价值。若有机缘，我愿意资助阁下翻译出更多更好的经济学著作。”该信中英文字都写得非常好。

　　“经济学的阳光与希望的田野”

　　中国经济时报：您有丰富的国际求学和工作经历，对东西方经济学体系都有深入了解。您认为东西方经济学有区别吗？有何区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才能更好地借鉴“西方经济学”？

　　萧琛：经济学是一门帮助人们增强洞察能力和保障选择效率的学问。经济学有许多定义，就当今中国读者而言，我感到有两个定义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马歇尔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其二是罗宾斯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个侧面，即目的和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的手段之间的关系的科学。”

　　在坚持不懈地将“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性偏好假设”结合方面，经济学提供了各种范式，可以帮助我们在确定目标、选择手段和保证效率之间获得一种均衡。科学家应否长期担任行政领导？现阶段“就业机会”是否比“学历学位”更加“稀缺”？“金融海啸”之后应否多做些“时间密集型”的事情，如生孩子或MBA？经济适用房的装修应否追求豪华？是否应该用“负人”的办法去购买第N套住房？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A股市场能否出现一波大的行情？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寻找一种一般性的参照“解”。日常生活中，你看到的是情怀各异的芸芸众生，是特殊；而在经济学中，你遇到的将是具有“自利”目标和“理性”手段的“经济人”，是一般。找到了一般，显然有助于比照出特殊。认真系统地学习经济学之后，你将会用一种同以往迥异的目光去审视整个世界和关注中国经济改革。

　　你所关注的可能不再仅仅是价格如何上涨，而是会这样地问：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需求拉上”还是“成本推进”？你所看到的“房地产调控”，可能不再仅仅是呼吁“降价”和声讨“暴利”，而是能否“扩大供给”和“缩小需求”？你所困惑的“大牛市”，可能不再是机关单位如何三令五申“不准上班炒股”，而是会反思：中国股市现阶段的内在法则是“（资源）配置”还是“（财富）分配”？你所重视的“新农村”建设，很可能不再仅仅是“剪刀差”、“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而是“丰收悖论”、“蛛网理论”和“边际消费倾向”。而你所担忧的“民工荒”和“用工荒”，可能不再仅仅是农民工的处境如何尴尬，而是会想到“二元结构”和“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还有，你所关注的“4万亿救市”，也可能不再仅仅是十大产业的振兴动向，而是会问：“中间需求”（渔船渔网）究竟有多少能够转换成“最终需求”（买鱼吃鱼）？总之，你会发现世界从来未曾变得如此的生机勃勃和趣意盎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西方经济学的交流和碰撞，对于中国新一代人力资源的素质乃至整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显然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工具，如“需求管理”和“比较优势”等，都已为政策制定者所驾轻就熟。在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的岁月里，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海啸的风浪中，在反思“过度储蓄”和谴责“过度消费”的争议中，在呐喊“美元退位”和对抗“国际政治军事压力”的努力中，在升级中国经济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新一轮改革潮头上，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气魄和明智，中国13亿人的沉着与坚实，都已经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济学的阳光正在洒遍希望的田野：中国经济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率先走出，民间资本正进入传统的六大垄断行业，资本市场的新一轮改革正在酝酿，人民币互换的周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经营城市”和“卖地财政”已经引起政府和业界的高度警惕和断然摒弃，“中国梦”的恢弘画卷正在向我们徐徐展开，“简政放权”、“民营新政”、“城镇化”的新浪潮正在华夏广袤的热土地上日夜兼程地涌动和激荡，甚至，新能源、ICE和物联网等依稀成型的世界经济的三大新产业和新增长点，也在中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西方经济学大师所谈的“重新崛起”，正在东方文明古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未来的路，其实别人已经在走”

　　中国经济时报：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不少专家学者提议建立中国经济学派。您如何看待这个提议？对此您有何思考？

　　（下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