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本文关键词：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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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资本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点。它提供了批判“历史终结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资本论》是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结晶，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解放的大思路。当代应当继承与发扬这种学风。《资本论》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学说，要求结合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资本的历史作用。它不仅典型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破解这一历史难题需要理论创新。

　　关 键 词：资本；资本主义；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三大社会形态

　　作者简介：余源培(1938—　)，男，江苏泰兴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资本论》是马克思倾其毕生心血写成的宏篇巨著。从它第一卷1867年问世至今，已有近140年之久。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坎坷实践和激烈论辩之后，《资本论》的当代意义何在？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回答的严肃问题。本文想就此谈一些看法。

　　(一)

　　《资本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是什么？

　　自从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可以说，没有一本书像《资本论》那样对于工人阶级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人们把它比喻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要想认识到这一点，就必须懂得如恩格斯所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实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1—p777] 这就是《资本论》写作最深刻的政治动因。如果有人忽视这一点，背离这一点，甚至于敌视这一点，就不可能对《资本论》的当代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

　　《资本论》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p776] 这是关涉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命运的大事。就当时的情况分析，有两方面的背景：其一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虽然致力于探讨私有制运动的规律，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出私有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私有制被他们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经验事实，而资本主义则被视为由人类天性决定、合乎自然的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这种经济学更是走向了庸俗化。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① 就是其中的代表。马克思认为：“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科学探讨”已经“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其二是，各种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说都缺乏科学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虽然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进行揭露和抨击，但都是诉诸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把未来社会改造寄希望于有教养人士身上。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中，虽然也对私有制作了批判性考察，但却在《贫困的哲学》中提出“构成价值论”，认为货币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只要求改变私有制的某种形式。蒲鲁东的批判只不过“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2—p93]；他企图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2—p158]。显然，如果不摆脱以上理论的左右，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工人运动。鉴于此，马克思才排除一切干扰，牺牲了健康、人生幸福和家庭，以“下地狱的精神”来创作《资本论》。

　　《资本论》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揭示出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入手，指出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商品——货币——商品”，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货币——商品——货币”，买是为了卖(带来利润)。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殖”界定为剩余价值，并且进而指出，剩余价值不可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换。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3—p193]，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工人的劳动力。它的使用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迫使他劳动，会创造出资本家没有付给报酬却被拿走的剩余价值，构成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考察了资本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出资本的垄断将会“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p269] 恩格斯高度地评价说：“这个问题(指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引者注)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1—p548]

　　掌握《资本论》的真精神，在当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88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出，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会构成“人类形态进化的终点”，并由此成为人类“历史的终结”。此后，他进一步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系统地论证了这一观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历史性事件的发生，似乎使这种观点得到了“验证”。在这种大背景下，“经济学大师”张五常先生，近几年也公开批判《资本论》是“由头错到尾”，“为祸最深”；“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因为“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只有“私产制度”才是“唯一的选择”。②“历史终极论”充满着对资本主义的“自恋”情节，以及当今资本主义大国主宰统治世界的政治野心。其错误一如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所指出，都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因而完全“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5—p67]。

　　发达资本主义虽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但是其固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般认为资本主义至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当下的“全球资本主义”(又称“后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新的历史阶段，经济保持相对稳定发展，自我调节功能有所改善，“除了几个微不足道的例外，今天的地球上似乎没有一个角落资本活动不曾渗透到。”[6] 应当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4—p33]；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善，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资本的全球化造成全球范围内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与科技的结合造成生态的严重破坏和精神家园的失落。为此，西方学者德里达在所著《马克思的幽灵》中，批判“福山们”所歌颂的资本主义“胜利凯旋”，是自欺欺人，是掩耳盗铃，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的现实。德里达列举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当代世界产生的“十大溃疡”，指出“这个世界出毛病了，它已经破败不堪”，“这是一个乱了套的年代”，“这个世界病得很厉害，一天不如一天。”[7—p113] 由此，德里达得出结论说：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7—p21] 目前在西方有见识的学者和左翼政治家中，一股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的思潮正在广泛形成。我们今天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曲折后的低潮、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时期，确立科学社会主义信仰的自觉性和实践的坚定性，就十分有必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从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

　　《资本论》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其研究大思路又是什么？

　　一般认为，《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8—p18]。从《资本论》的结构来看，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详细的批判史。在创作《资本论》的长时期中，马克思一些主要的手稿几乎都是以经济学命名的，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等等。为了写作这些手稿，马克思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例如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的伦敦时期，马克思就广泛阅读了英、法、德、意等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写下了共24本笔记，总篇幅超过100印张。《资本论》从对商品的研究开始，创建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奥秘。因此，说它是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并无不妥。

　　但是，不能因为肯定《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性质，而忽视、甚至否定这部著作的哲学性质。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第二国际(包括考茨基)的理论家就认为，《资本论》纯粹是“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著作，缺少哲学意味，因此主张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学说。俄国自由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责问：“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资本论》只是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③ 在我国相当一个时期，由于对《资本论》的哲学性质缺乏充分重视，导致对唯物史观的忽视和简单化理解，造成在经济学和哲学研究中“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9—p667] 的主旋律不够突出。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得到一定介绍，这是有意义的。但是“西马”中一些人在重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对《资本论》则是重视不够，甚至存在误解和偏见。对于他们的观点不能无原则地附和。事实上，《资本论》不仅对政治经济学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资本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解放的大思路，这就是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走向历史的深处。1842年至1844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活动时期，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苦恼的疑问”，是促成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得出一种见解：要想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4—p32] 他意识到哲学的批判应当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从“副本”的批判转向“原本”的批判。从那时起直到逝世前夕，马克思用了近40年的时间来研究经济学。正是通过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的结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在《神圣家族》中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活中”[10—p19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历史研究应当用“现实的人”，取代那种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制定了交往关系(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规定，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p144]。纵观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创新心路，可以发现他的哲学研究，总是带有浓厚的经济学性质；而他的经济学研究，又总是具有鲜明的哲学性质。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地把唯物史观看作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4—p32]，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出了经典性的论述。由此可见，没有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契合，马克思就不可能创立唯物史观。

　　《资本论》作为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结晶，从哲学的层面看，表现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1—p10] 因为，尽管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但在那时还只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科学地对待社会历史问题的假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是从先验的人性出发，不是研究什么“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而是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4—p101～102]。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成功地运用于分析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这一种社会形态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就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并且成为研究社会问题唯一科学的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从第二国际开始到吉登斯、鲍德里亚、福柯等当代西方学者，都将《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概括为“经济主义”，认为马克思无视“社会生活复杂性”，忽视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作用。这种归纳是不正确的。《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整体上体现的是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它一方面确认，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资本论》又紧密联系社会的经济结构，，对国家、法权、意识形态、精神生产也进行了辩证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是一种既有“骨骼”又“有血有肉”的研究。《资本论》使读者看到的，是整个资本主义活生生的社会形态，有它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相反，如果因讲“生活世界”而贬低生产力的重要性，因讲“交往关系”而回避“生产关系”的本质性，因讲社会的“整体性”而不去区分结构中的主次因素，恰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反对的。

　　《资本论》作为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结晶，从经济学的层面看，表现为继承并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创造性地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从一开始就具有哲学批判的性质，并且经历了从哲学人本学批判到历史社会学批判的发展。这种转变以历史观的变革为基础，主要是通过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蒲鲁东实现的。其成果就是唯物史观的提出。《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得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往都是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财富增长”的学问，马克思透过物的关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一定社会的生产”、“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8—p18、22]。强调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的生产。这就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物质生产看作是非社会的、超历史的“一般财富生产”的观点。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固定不变、永恒的范畴，而不是把经济范畴看成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因而，他们只是“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3—p139～140]《资本论》全然不同，它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研究了这些关系本身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为此，马克思不仅对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这些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进行了研究，而且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概括性的科学预测。《资本论》贯彻了一个重要思想，即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即把反映同一生产关系各方面的经济范畴加以割裂的错误，致力于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将生产与流通和分配相统一，并且重视从再生产的角度，系统地揭示出由各个环节构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的出发点是“孤立的个人”，《资本论》则是以“现实的人”为研究出发点，认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12—p226]。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然主义历史观进行批判说：“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其实“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式故事的美学的错觉。”在斯密和李嘉图看来，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个人”，“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但是，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13—p733～734]。《资本论》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上的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制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其最大特色如列宁所概括：“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14—p357]。

　　综上所述，《资本论》既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又是哲学著作，体现的是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双向批判和建构。就此而言，可以将《资本论》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著作。认真学习《资本论》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一系列范畴的研究，诸如社会、人、实践、劳动、异化、需要、资本、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是从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上加以阐述的。《资本论》留下深刻的启示是：搞哲学的不能陶醉于哲学理性批判，应当关注现实社会的经济运动，关注并批判吸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只有将哲学批判联系于经济学批判，才能揭示“历史之谜”的谜底。否则就有可能脱离现实的历史运动，将唯物史观变为神秘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资本论》同样深刻启示：搞经济学不能停留于实证的经济世界，应当关注哲学，它能提供认识经济与社会运动的真切的理解力、批判力、判断力。当代人类“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果背离它，就会失去正确方向，继续陷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困境。总之，从有利于思考和解决人类社会与中国社会重大问题出发，搞哲学的不能把经济学当做“形而下”予以排斥，搞经济学的不能把哲学当做“形而上”加以拒绝。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需要建立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