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的版本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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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寻找其“本义”与“意延”。
最能代表作者本意的应是初版本，我们看作者当时的解释：“当我刚刚将它写完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他指出满意的地方大概有四条。同时提出：“‘祥子’自然也有许多缺点。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的写成二十四段；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这，可是没法补救了，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③在这里，老舍表达了三层意思：一、对原作满意；二、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三、不愿再加修改。体现了作者本人对作品“原创性”的维护。
当时的读者对《骆驼祥子》也加以热切的关注。《骆驼祥子》在《宇宙风》上刊载至第22章时，署名“病夫”的读者就情不自禁的评价：“老舍先生及骆驼祥子的长篇力作是本刊下年度伟大贡献之一。”（《宇宙风》第46期）《骆驼祥子》即将出单行本时，《宇宙风》（乙刊）第3期(1939年4月1日）登广告：《老舍先生最近巨著》，称这是“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名篇”、“巨著”，是作者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之唱《定军山》，是给行家看的。”
这时期，许多论者从艺术独创性上对《骆驼祥子》予以肯定。叶圣陶认为“尽量利用口头语言”和“幽默的趣味”是老舍文章的主要风格。指出老舍幽默的可贵之处为“不只是‘笑’，不只是‘事事有趣’，从‘心怀宽大’这一点更可以达到悲天悯人的境界”。④毕树棠也认为幽默和使用北平土语这两者是作者的“拿手”，⑤论者多注意到老舍的语言艺术：他是“用现代文写小说而以俗语入文者”在中国文坛上的第一人⑥；“善用北京话……他是用纯粹的本国语言写小说的中国第一个作者，在他以前没有如此成功的人，在他之后我们还没有发现着第二者”。⑦周作人在1942年9月为日本学者竹中伸的《骆驼祥子》日译本写序，指出小说、随笔在语言上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⑧(P392)即使有人对它提出某些细节和情节处理上不妥，仍肯定了其整体创作的成就。⑨总之，在20世纪30、40年代，人们对这部著作评价很高，称之为作者“‘同情心’最浓烈的一部”⑦是当时“贫乏的出版界最使人满意的一本小说。”⑥1944年，国统区庆祝老舍创作生活20年纪念，胡风说，新文学创作中如果少了《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那就会降低了质量。⑩论者捕捉到了作品的基本特点，肯定了作者的独特艺术风格。
这一时期，对《骆驼祥子》提出原则性批评的是巴人与许杰的文章。巴人在《文学读本》中，把祥子看作一个“抽象的概念的人物”，用“世俗的”、“自然主义的，现象学的方法”来描写的人物。同时，他认为“老舍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将革命者看作是‘为钱出卖思想’，这正是单看现象，不明实际的‘世俗的’看法。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骆驼祥子》被批评家所称道，但没有从这种思想本质上的反动性予以批判，实在是怪事”。(11)(p189～193)巴人否定了作品的艺术成就与思想倾向。而许杰《论〈骆驼祥子〉》(12)，更是以社会——政治批评模式对这部作品中祥子的性格描写、对革命的认识、对性描写等方面予以否定。认为作者“一定要祥子走上他所预定的路”，在这样的主观安排下，一些情节是不合理的；作品中“非但看不见个人主义的祥子的出路，也看不见中国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老舍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够认识，他在有意无意中受了一些反宣传的影响，承认中国的革命是用金钱收买的，这能没有错吗？”作品对性的描写“而且几乎提高到成为祥子这个个人主义者之所以走上堕落之路的决定因素”，“这样加重性生活对于个人主义的毁灭的强调，这样的描写环境来决定个人性格，对于社会病态的剖析，对于个人主义的出路和中国社会的前途，能算是公允的吗？”巴人与许杰的批评代表40年代的批评主流。很显然，论者从政治层面上观察人物，探讨民族命运，而老舍惯于从文化层面上描写人物，从文化角度切入社会现实与人生。因视角不同而产生错位的对话，才使批评者对作品产生偏颇之见。正像有些论者指出的，作者写军阀、逃兵夺去祥子的车，侦探敲诈他的积蓄，作家的用意主要不在于反映他们给祥子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引起的政治上的抗争或屈从，而是精神上的挫折感。虎妞与祥子的感情纠葛中，她强加给祥子的“爱情”，是精神上的屈辱感，使祥子逐步丧失自立自强的生活意志。作者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包括祥子与刘四的关系，着重表现的不是政治经济的对立关系，而是文化精神的冲突。(13)文化视角、文化剖析与批判，是老舍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离开这一视角，难免对其作品产生误解。
巴人与许杰的批评代表日益激进的文坛观察社会与人生、评价创作的主流模式。这一观点在20世纪50、60年代更加得到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前《骆驼祥子》不仅在国内拥有多个版本，而且被译成英、法、日、德、俄、朝等多种文字。1945年，美国人伊万·金翻译出版了《骆驼祥子》，改名为《洋车夫》，(14)成为当年美国纽约著名的读书俱乐部“每月一书”(Book-of-the-Month Club)的畅销书，获得一致好评。老舍本人评价这个译本“译笔不错”。①(p203)伊万·金译本是当时许多转译本的蓝本，在《骆驼祥子》翻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以《骆驼祥子》初版本对照伊万·金译本（下面简称英译本），就前21章而言，除了一些人名、地名、俗语等翻译欠准确，并删去一些句、段及部分北平风景风物描写以外，此译本行文流畅，生动传神，基本忠实于原著。但因意识形态、艺术观不同，尤其是最后3章，对原著内容进行改译甚至可以说重写，增加了人物与故事情节，祥子的形象更是作了重大改塑，成了一个新祥子，改变了老舍原著的意义。改译后的人物语言及情节与当时的语境有错位之嫌。并且喜剧结局与原著精神相差甚远，代表译本的“达观温情”，亦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但也正是这译本，使美国人开始接纳老舍。美国读者与评论界对伊万·金译本评价很高，尽管这些评价一定程度上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之后，以此英译本为基础，转译为法、德、意、瑞士、瑞典、捷克、西班牙等许多语种。伊万·金译本同时带动了海外的老舍其他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活动，使老舍作品开始走向世界。
《骆驼祥子》的出版史与接受史，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分成了鲜明的两个阶段。
20世纪50～70年代，巴金、曹禺、钱钟书、叶圣陶、杨沫、丁玲等大批作家都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除了像叶圣陶等为了艺术上的提高外，多数作家都是作了内容上的修改以适应时势。《骆驼祥子》也被这股删改风所吹动，此时它以“节录本”与“修订本”形式出现。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老舍选集》，老舍在自序里称收入的《骆驼祥子》为“节录本”，书末注“据《骆驼祥子》删节”。据统计，此节录本较之初版本，共删145处。②(p132)其中第10章、第24章全部删去。初版本有15万7千多字，删去近7万字，只剩9万多字。所删除的内容多是风景风物的描写，关于祥子的心理描写及其他人物的叙述。1952年1月晨光出版公司出了《骆驼祥子》的改定本四版。前23章保持原貌，第24章只留最后8个自然段作全书结尾。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骆驼祥子》修订本，附老舍写的《后记》。这次修订除了订正初版本的误植外，加了72条注释，即就书中的一些方言、俗语、人名等做简要脚注，还做了90余处文字修改。②(p146)在修订本《后记》中，作者说：“现在重印，删去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事实上，删除的主要是有关性的内容、阮明的故事和祥子的堕落等。人文版在1962年、1978年根据1955年修订本再版。直到80年代舒济编辑《老舍文集》，第3卷收入《骆驼祥子》（1982年5月版），在“第三卷说明”里注明所收作品“都根据初版本校勘，并增加一些必要的简注”。至此，《骆驼祥子》按原来的面貌收进文集。但有细心的研究者通过版本对校发现，仍有4处被修订本删去的初版本的内容没有补上，②(p150)也就是说，“文集”所收并非完整的初版本。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骆驼祥子》单行本是根据文集本，因而也没有恢复初版本的所有内容。笔者对校发现，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老舍作品经典》第2卷收入的《骆驼祥子》才算完全恢复原貌。
对于作品的修改，其中有些作家明确表示作品越改越好，巴金就说：“我一直认为修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不会“让《家》恢复原来的面目”，“我更希望读者们看到我自己修改过的新版本。”(15)老舍也多次谈到《骆驼祥子》，但对不同版本的优劣却没有表态，作品刚问世时读者质问祥子的悲惨结局，他的感觉是“无言对答。”(16)修订本出版时，，他再次表示：“这使我非常惭愧”。这种感觉可能来自“当时只看见社会黑暗的一面，没有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虽然同情劳苦人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骆驼祥子〉后记》修订本）“解放后，经过思想改造，我才明白新旧社会的真正区别，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里揭露黑暗势力和歌颂光明。”①(p466)从这些话中不难推测他当时的思想和写作状态。他最初写《骆驼祥子》时，目的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①(p204)这种“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我怎样写〈骆驼祥子〉》）的悲凉风格是和50年代的主流话语不相符合的。1950年1月4日，全国文联为庆祝新年和欢迎老舍归国举行的联欢茶会上，老舍表示今后大众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在1952年5月发表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人民日报》1952年5月21日）中，他检讨解放前不知道为谁写、写什么和怎么写，读者多是小市民和知识分子。“我是搞文艺的，政治是另一回事。”回国后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他懂得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决定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自我检讨的结果，是写出新作品，如《龙须沟》、《春华秋实》、《茶馆》的问世，都体现了他对当时政策的配合，对政治思想内涵的重视。另一方面，通过修改旧作，以适合新的时代语境的要求。②(p153)《骆驼祥子》最能代表这后一倾向。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老舍对于《骆驼祥子》的修改，有主动的倾向，可代表他的本义。但有一事引人深思，即《四世同堂》的命运。《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已在解放前出版。第三部《饥荒》于1947～1948年写于纽约，前20段发表在1950年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刊上，到第87段中断，因为作者没有把后13段（即总第88段至100段）寄给当时的刊物主编周而复。老舍在美国时，与艾达·普鲁伊特(Ida Pruitt)合作，将100段《四世同堂》翻译了一个缩写本。书名改为The Yellow Storm（《黄色风暴》），于1952年在美国出版。很显然，老舍按计划将《四世同堂》写完，并将手稿带回了北京。在刊物上发表时，他有意将后13段删去，没有交于编辑，原因何在？老舍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在《四世同堂》出版时，跋文中分析：“这13段，作为结尾，整体上说，不完全像《骆驼祥子》或者《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不是十足的悲剧，也不是十足的绝望型。……但是小说的结尾气氛与其说是喜悦欢呼，不如说是悲壮。……这幅模样和‘胜利者’似乎不太相衬，这可能成为删砍的原因。……作家们都有一种自觉的接受改造的愿望，诚心诚意地否定自己的过去，要脱胎换骨，要接受新思想。良好的愿望反映在对待解放前的作品上，往往不是删改就是补加些新思想。”《四世同堂》“已写好的结尾，由于时代的剧变，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在发表的时候，使老舍为了难。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歌颂共产党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解放初宣传部门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一个热爱共产党和新社会的文学家，老舍在发表《饥荒》手稿时自然也把这点记在心上。”(17)(pp754-756)对于《四世同堂》的不合时代性，作者干脆舍弃结尾，让它成为不完整版本。由此也可推测老舍对《骆驼祥子》修改的真实心态，“一种简单化了的、模式化了的处理办法影响了作家”。老舍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早在解放前，就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思想倾向落后。50年代初，老舍奉命写电影剧本《人同此心》，交有关部门审查时，没有通过。因为有人认为：“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18)老舍去世后，家属整理遗稿时发现他曾对《四世同堂》作过一些修改，但没有改动几章又中止了。 (12)不改——修改——不改，我们可感觉到作者在政治敏感与艺术审美直觉的夹缝中，在两难的抉择中难求平衡的撕裂感，这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悲剧。由此，或许我们可以理解，老舍为什么让《四世同堂》成为未完成稿，为什么没有给修改后的祥子一个有希望的生活，他在审慎地持守着独立的艺术个性，他要写“真的社会与人生”。（《写与读》，《文哨》月刊1卷2期，1945年7月5日）
这时的“读者现今的视界”如何呢？一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批评标准总是与创作原则的要求相对应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当时批评与创作的“理论统帅与逻辑起点”，时代需要的是描写工农兵新形象，而老舍解放前的创作无疑与这一要求相距甚远。就像批评家李长之所认识的：这类描写“老舍却不适于”。(19)“老舍的长处在把社会的真面目加以正视，有时他多少加以理想，我们却往往看得不调和”。与时代要求的错位使老舍的艺术特色往往为人所忽略甚至误解，在对《骆驼祥子》的评价中也可看出。这时期对作品的认识多着眼于其思想内容，有着时代的鲜明烙印。这一点与30年代更加注重其艺术特色的基本倾向有显著区别，这从对祥子形象的评价可看出。有人认为祥子的生活目标“仅仅限于成家立业”，甚至想当个车厂老板，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来生活，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20)；认为作者对祥子“连最低的反抗意识也没暗示给他。”(21)也有人认为祥子反抗的仅仅是直接欺压他的个人，并没有更高一点的意识。(22)一些文学史家指出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他的作品所用的语言全是地道的北京话，是运用方言最成功的作家。”同时也强调了作品的思想缺憾：“他作品中的思想性是比较薄弱的。”(23)(pp232～233)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评价《骆驼祥子》的文章，都是根据梅阡改编的话剧《骆驼祥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6月版），实际上改编者作了许多顺应时代要求的改编，添加了一些与50年代时代要求相适合的成分。可以说老舍没有做到的或者说不愿做的工作，由话剧改编者实现了，但已不是老舍的原作《骆驼祥子》了。文革中，老舍被迫害致死，《骆驼祥子》自然也难逃厄运，它从评论界消失。
新时期以来，人们摆脱了“左”的政治尺度，从各方面走进老舍，对老舍的艺术个性与成就，作品的思想启蒙特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等方面已达成共识。此时，海外出版了多种《骆驼祥子》译本。评论界对这部作品评价甚高。美籍华人汉学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骆驼祥子》是到抗战为止的最佳现代中国长篇小说，它尽管免不了有缺点，基本上仍不失为一本感人很深、结构严谨的真正写实主义小说。80年代以来出版的单行本或文集、选集、全集等形式收入的《骆驼祥子》，多已恢复作品的原貌。但读者、研究者对其删改得失的论争成为此时的一个热点。其中徐麟和史承钧的文章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维护初版者与赞成修改者。(24)还有论者认为《骆驼祥子》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老舍原计划将轰动全国的“北平洋车夫暴乱”事件写进小说，阮明和祥子将在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中有所表现。当《骆驼祥子》创作到第23章时，老舍突然改变构思，草草结束小说。原因可能与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结局部分时听到了关于《黑白李》的批评，仓促之间改变了原定的写作计划。(25)鉴于老舍在创作中对“革命”的描写及相关论述，笔者对这一观点持有疑问。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于一部作品，读者见仁见智原本正常，但只有尊重艺术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才能公平地看待一部作品一个作者。有幸的是，这样的时代已到来，9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骆驼祥子》从各个角度加以透视，对它的心理描写、世态风情、人道温情与启蒙立场、民间文化形态的立场解读《骆驼祥子》，展示了这部作品的丰富性与多面性，这一研读历史会继续下去。
［收稿日期］2006-09-06
注释：
①老舍.老舍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②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③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J].青年知识，1945年第1卷第2期；收获，1979(1).
④叶圣陶.北平的洋车夫[J].新少年，第2卷第8期.
⑤毕树棠.〈骆驼祥子〉[J].宇宙风（乙刊），1939(5).
⑥吉力.读〈骆驼祥子〉[J].鲁迅风，1939(14).
⑦司徒珂.评〈骆驼祥子〉[J].中国文艺，1940年第1卷第6期.
⑧钟叔河编.知堂序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⑨刘民生.〈骆驼祥子〉求疵谈[J].上海文化，1946(7)；李兆麟.与刘民生先生论〈骆驼祥子〉[J].上海文化，1946(8).
⑩胡风.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J].新蜀报，1944-04-13.
(11)巴人.文学读本[M].上海：上海珠林书店，1940.
(12)许杰.论〈骆驼祥子〉[J].文艺新辑，1948(1).
(13)樊骏.认识老舍（上)[J].文学评论，1996(5).
(14)Lau Shaw, Rickshaw Boy, Trans. Evan Kjng.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1945.
(15)巴金为香港新版写的序[A].巴金全集[C].(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6)老舍.老舍选集[M].北京：开明书店，1951.
(17)胡挈青，舒济.破镜重圆——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A].四世同堂·跋·缩写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18)齐锡宝.回忆老舍先生奉命写〈人同此心〉的前前后后[J].电影创作，1994(1).
(19)李长之.〈离婚〉[J].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1).
(20)方白.读〈骆驼祥子〉[J].文艺学习，1956年6月号.
(21)蒋孔阳.谈〈骆驼祥子〉[J].语文教学，1957年3月号.
(22)王积贤.祥子的悲剧[J].语文学习，1958年2月号.
(23)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　[M].北京：开明书店，1951.
(24)徐麟.论〈骆驼祥子〉的结尾和其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1)；谢昭新.关于〈骆驼祥子〉版本与年代的考证[J].学语文，2005(4).
(25)吴永平.〈骆驼祥子〉：没有完成的构思[J].江汉论坛，2003(11).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