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是非功过任评说

周作人： 是非功过任评说

李浴洋

1946年7月周作人以汉奸罪在南京受审。

□ 本期撰稿 / 李浴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中国著名文学家。一生著译俱佳，成果甚丰，与其兄长周树人（鲁迅）并称“周氏兄弟”，是“新文学”最为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教育等领域均具有极高成就。

1906年，周作人赴日留学。1908年，参加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的小班讲学，成为“章门弟子”。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其与章太炎的关系虽然几经离合，但却毕生对太炎保持尊重态度。同时，东京时期亦是周作人文学生涯的起点。这一阶段除去跟随太炎学习《说文解字》，他的语言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学习英文以及此后学习古希腊文，为他开辟通晓西方文化之路；学习日文，开辟通晓日本文化之路；听章炳麟讲学，则使周作人得窥中国文化的神髓”（止庵《周作人传》）。此后，周作人的一生就是在中、日、西三种文化背景的交织与冲突中展开，他的建树大都与此相关，他的矛盾也与此相连。

文章家周作人

如果以一生中建树最多的领域进行评点，周作人无疑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对其文学史地位，早在1922年，胡适就已作出界说。在胡适看来，“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所谓“美文不能用白话”，是在“文学革命”初期的一种普遍观认识。蔡元培在1919年发表的《国文之将来》一文中，就提出了“应用文”与“美术文”的二分法，主张“将来的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一部分仍用文言”。“美术”一词在当时的意思是“艺术”，并非专指与绘画相关的某一具体门类。“白话文运动”在晚清就已兴起，使用白话进行应用文写作，已有不少成功先例。“文学革命”的意义在于提倡“白话文学”，即白话美术文的创作，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周作人的贡献，正在于与鲁迅一道，不仅实现了这一历史突破，而且把“白话文学”推向了迄今难以逾越的高度。

与鲁迅在“文学革命”时期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创作不同，周作人致力于“小品散文”的理论与实践。1921年，他发表了《美文》一文。根据他的介绍，“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周作人的这段说明，貌似只在叙述一种文学史现象，其实揭示的是自家的文学主张。

周作人创作的“小品散文”，即作为“诗与散文中间的桥”的“美文”。前期，他的风格受到英国与日本散文的影响，比较接近于西方文学传统中的Essay，同时又富有东方气质；后期，他在语言与体式上主要取法于中国传统，特别是六朝文章、晚明小品与清人笔记，别出心裁，在现代中国复活了某些古典资源——在这一意义上，周作人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足以跻身历代文豪之林的“文章家”。其文章，不仅能够“叙事”与“抒情”，还可以“论学”与“议政”。论其远源，这是中国古典文章的重要经验；就其近因，则与章太炎的文章观念颇多一脉相承。周作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是简单地承袭了若干传统因素，而是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将西方文学的视野熔铸在中国文章的写作之中。

周作人一生出版文集数十种，多为自编之作，包括《艺术与生活》《过去的生命》《苦茶随笔》等。此外，其文学史著作《欧洲文学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及其回忆录《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在学术价值之外，也都是上乘文章。

知日与“落水”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大家排座次，有所谓“鲁郭茅巴老曹”之说。“上榜”的作家，其文学史地位自不待言。而在“新文学”历史上一度与鲁迅齐名的周作人之所以“落榜”，除去其一贯的思想主张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相当距离之外，还与其在抗战时期“落水”直接相关。

1911年，周作人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启程归国。从1917年开始，他受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此后，他逐渐成为知名作家与学者。同时，他还以另外一种身份著称于世，那便是“知日派”的重要代表。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的了解，不仅在中国知识界罕见其匹，在日本知识界也备受推崇。

由于受到日本官方与民间的高度关注，待到抗战爆发，周作人自然也就成为日方争取的焦点人物。北大南迁以后，周作人与孟森、马裕藻、冯祖荀被指定为“留平教授”，负责照管校产。起初，他深居简出，对于维护校产，的确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在1938年，他出席了日方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以后，就迅速滑向了与日方合作的深渊。座谈会之后，周作人写作了《读〈东山谈苑〉》一文，提及“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对于与日方的半推半就以及拉拉扯扯，周作人始终都以倪元镇的“一说便俗”来回避。他的不辩解态度，也引起了国人的普遍不满。

1939年元旦，周作人家中遇袭。惊魂未定的他，很快正式“落水”。3月，他受聘出任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8月，文学院成立，出任院长。1940年12月，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同时兼任教育总署督办。次年1月，举行就职典礼。

对于“落水”，周作人并非完全没有自觉。1940年，他请人新刻了一方印章，文曰“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说明他很清楚，自此他的一生发生了转捩甚至断裂。

1943年2月，周作人辞职。4月，应汪精卫之邀，前往南京出任国府委员，同时讲学。返平以后，于1944年写作了“思想自传”《我的杂学》，提出“近来我曾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根据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在他看来，“此即我的杂学之归结点，以前种种说话，无论怎么的直说曲说，正说反说，归根结底的意见还只在此”。可见其进行一生总结的意味，已经十分明确。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12月，周作人被捕。次年，周作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直至1967年去世，周作人都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晚年的他，因受到中共方面的保护，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也有一些文学创作。但因身负“汉奸”之名，所以在1946年之后，他便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被文坛与学界重新关注。

苦雨斋聚散

晚近三十余年的周作人研究，形成的共识是“人归人，文归文”。如何评说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至今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其文学成就不容忽视，单纯依政治或者道德标准而全面否定他的做法，并不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其附逆的事实同样铁证如山，不会因为他的不辩解而打丝毫折扣。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周作人的“落水”，近80年来可谓聚讼纷纭，甚至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即便尝试采取相对超越的态度，例如将其选择理解为一种“失败主义式的抵抗”（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恐怕也一时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而周作人的遭遇之所以值得重视，恐怕更多还在于其反映了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某些两难境地。

“苦雨斋”是周作人的斋号。是故，周作人的弟子也有“苦雨斋弟子”的称谓。其中，最为知名的三位是俞平伯、废名与沈启无。（通常所谓周作人“四大弟子”，还包括民俗学家江绍原，不过江绍原其实并未直接受业于周作人，只是私交甚笃）三人与周作人的聚散离合，都在现代中国轰轰荡荡的历史洪流之外，呈现与提示了某些复杂与隐秘的历史面向。

抗战时期，俞平伯与周作人同样留平，但却没有“落水”。不过对于周作人的选择，他也从未责备。甚至在周作人被捕以后，他还主动写信给尚在美国的胡适，请他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为周作人陈情。废名在抗战爆发之后，返回故乡黄梅，通过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写作，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建国方案。黄梅位于国统区的边缘，乡居的废名仿佛把自己悬置在了战争进程以外。而与周作人之间，他一直保持某种默契，无论战时战后，都一再为其辩解。沈启无是惟一与周作人一道“落水”的弟子，，可是两人在沦陷时期却反目成仇，沈启无“谢本师”，周作人则强力还击，使得沈启无最终在政治斗争中出局，下场十分被动。

周作人与诸位“苦雨斋弟子”都有很高的文学与学术造诣。但在他们的成就与现实进退之间，却都存在不小的张力。他们的聚散离合，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章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中最为难以把握的一个群体。当然，是非功过，自有评说。但除此以外，他们在被历史的道义衡量的同时，想必或多或少也在衡量着泾渭分明的历史道义——这一启示无疑更具反思与追问的价值。

作者系北大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