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眼中的鲁迅

，言语之间所流露的内心隐曲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同样，谈到投敌事伪一事，周作人也只是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写道：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的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把关系民族大义和个人命运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对此，周作人事后写了很多文章来为自己辩解，提出了所谓的“道义事功化，伦理自然化”，以图求得世人的理解和谅解。然而，他的知音可能只有求待后世了。
所以提及上述的两次背景性的历史事件，因为这有助于理解周作人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无可否认，在性情上，，周作人和和其兄鲁迅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由于自己的选择，周作人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也最终导致了他尴尬的历史地位。虽然他没有后悔，但联想到自己晚年的遭遇，我想他心中还是有隐痛的。作为杰出的文学家，周氏兄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双峰并峙，各具特色，然而彼此的历史地位却判若殊途，相去霄壤，其间的是非曲直实在发人深思。
3.
在周作人眼中，鲁迅不是被神化的高高在上的偶象，而只是一个有血有肉具足七情六欲有缺点有过失的普通人。这种认识一直贯穿其一生，即便在鲁迅已被高度政治化只能仰视膜拜的年代也没有更改移异，不能不说，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多年后，当我们把鲁迅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研究的时候，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命题的发明权是应该归于周作人的。
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周作人在《宇宙风》上先后发表了两篇题为《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的文章。这是自兄弟失和以来，周作人第一次公开谈到鲁迅。在这两篇文章中，周作人以一个评论家的眼光对鲁迅一生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成就作了总结性的评述，虽然他后来在公开或私下还曾多次谈到鲁迅，不过这两篇文章可看作周作人对鲁迅的盖棺之论。在文中，周作人回顾了鲁迅的求学、兴趣爱好的形成、思想转变以及创作历程，其中有不少资料是鲜为人知的，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和方向。周作人将鲁迅在学问艺术上的工作分为两部分，甲部为搜集辑录校勘，乙部为创作。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乙部中，周作人只列举了小说和散文，却只字未题为我们所最看重的被视为鲁迅人生最后十年光辉战斗岁月标志的杂文。这绝不是周作人的一时疏忽，这其中隐含了他对鲁迅后半生尤其是在上海十年的评价。不难看出，周作人对鲁迅的认同基本上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对鲁迅的上海十年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也反映出周作人一以贯之的思想，那就是无论弄文学还是搞学术，都是应该远离政治的。然而有趣的是，周作人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政治的纠缠，政治的影响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一样伴随着他的后半生。
在文中周作人还多次提到鲁迅的创作态度，说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时所不大能够知道的。”还说鲁迅做事“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奇怪的是，周作人在私下的评论却与此大相径庭。鲁迅生前，1933年3月4日，周作人在致好友江绍原的信中说：“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解放以后，鲁迅受到极高的尊崇，对此周作人是很不以为然的。在1958年5月20日致好友曹聚仁的信中，他说：“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上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的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如陈西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在致其它好友比如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甚至于他曾经肯定的鲁迅的创作态度，在私下里周作人也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他批评鲁迅性格有戏剧性的一面，言行常有做作，作文总爱拗一调，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总喜欢受到青年崇拜。
谈到鲁迅对婚姻的处理，周作人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1937年致其弟周建人的信中，言致激烈的批评周建人遗弃原配另娶与纳妾无异。其实这也暗含了周作人对鲁迅婚姻的态度，大概碍于许广平曾是自己的学生不好明说而已。虽然婚姻只是个人的私事，外人本不足道，但在这个问题上周作人有自己的观点。他在信中说：“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畜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
不过总体说来，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还是肯定远多于批评的。至于他的批评，作为一家之言，为我们研究鲁迅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角度和视野。
4.
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中有句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昔复何昔，共此灯烛光。”人生的悲欢离合实难逆料，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一场，最终竟至形同参商，实在是人生的一大悲剧。仔细想来，周作人在公开和私下对鲁迅的评价之所以判若二致，其实也是用心良苦。鲁迅毕竟是他的兄长，有些话在公开场合是不便说的，但以他的脾气却又不能不说，所以只好述诸私人渠道。有些论者包括鲁迅的亲人对周作人“攻击”鲁迅很是反感，并列举了许多鲁迅对周作人的正面评价，大有周作人恩将仇报对不起鲁迅之意。其实这大概还是为“尊者讳”的思想在作怪，我倒觉得还是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的自我表白更可取：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提供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了……至于其它无论什么样的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去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