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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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则多辱”这三个字几乎成了周作人凄凉晚年的真实写照。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坐牢。南京临近解放时，他被保释出狱。

　　周作人回到北京后，迫于生计，便给当时上海的《亦报》和《大公报》写五百至七百字的小品文，起初隔天一篇，后来几乎一天一篇。“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新中国成立后的周作人几乎是以稿费为生，写稿成了他一天里主要的事情。这些几百字的小品文，富于知识性、趣味性、史料性，比如《成舍我与刘半农》、《孙伏园与副刊》等，它标志着周作人的散文重新绽放出上世纪二十年代巅峰时期的艺术光芒。

　　大师级的周作人精通希腊语和日语。此后，一九五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周作人约稿，主要请他翻译希腊以及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每个月预付两百元稿费给周作人，而另外一位特约译者钱稻孙每月只有一百元。到一九六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支付周作人稿费增至四百元，但拿最高稿费的周作人依然不够用，经济时常陷入穷困状态。那时的四百元应该比较多了，经济穷困的原因应该是他的日本妻子常年卧病不起，要背负很多医药费的缘故，且是一个八口之家。

　　周作人算是美食家了，对美食深有研究。从他的经典散文《南北的茶食》、《北京的茶食》以及《知堂谈吃》可以看出来，还有《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录》一书中可以得知一些。这周鲍二人素未谋面，鲍是周的仰慕者，而鲍在香港，周在北京，两人相差三十多岁，但两人就这样由陌生交流到十分熟悉彼此。通信时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周作人经常托鲍从香港邮寄大陆“买不到”的食品过来。而困境中的周作人对鲍只能以赠书为报。

　　“有一本书拟以奉赠，，颇近于自己鼓吹，幸勿见笑，唯此版已难得，手头亦只余此一册矣。”其意便有以书换食品的味道。这些书后来都成为很珍贵的收藏品。

　　“文革”期间，周作人自然首当其冲。先是出版社的出版工作停顿下来，主要稿费来源没有了。家庭的重担落到了周丰一夫妇身上。此后，连同周丰一的工作也受到牵连。周作人被红卫兵监视着，先是只能睡在洗澡间，后来媳妇求情才睡在一张简易的床板上。此刻已是体弱多病的周作人因为营养不良，双腿已浮肿起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中午还干干净净吃完粥的周作人，几个小时后正要下地去解手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

　　(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李成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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