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身体”：从女性主义视角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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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福柯的“身体”：从女性主义视角再解读

　　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的身体概念颇受女性主义学者的青睐，原因之一是他对于身体的权力解构，他相信性别并非身体的内在自然属性, 而是特定权力关系的产物，这一观点显然与“社会性别”，甚至巴特勒的“性别表演”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尽管女性主义学者热衷于利用福柯的反本质论身体概念解释女性压迫问题，但也指出他实际上忽视了身体的性别属性，存在着“性别盲点”，而且福柯的身体概念最终可能导致对于行为者的被动解释，这自然与女性主义的目标相左，因为后者要重新发现女性并呈现她们的体验。

　　福柯的身体概念对性别理论的重要贡献

　　20世纪90年代初，女性主义学者洛伊斯·麦克内（Lois McNay）发表《福柯式身体及其对体验的排斥》一文，从女性主义视角讨论了福柯的身体概念，表达出女性主义学者对于福柯理论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首先，她认为福柯强调了历史、权力关系对于身体的影响。身体不仅是福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核心范畴，，后结构主义对于传统的二元论思维体系进行解构，这种解构分两个步骤进行：其一是把等级制的二元结构，如精神和物质、理性和情感倒置过来；其二是证明长期以来二元论声称的相互排斥的对立因素实际上是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的，例如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把抽象的、前话语的主体置于中心地位，把身体和情感理解为精神和理性的对立物，而福柯则通过讨论历史对这一观点进行解构，并由此阐释身体概念。

　　在《尼采、系谱学和历史》一文中，他批评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它主要被某些形而上学概念，以及从主体哲学演绎出来的假设所主宰，这种传统或“整体”历史观采取一种“超验性神学”的方式把事件插入到普遍的解释方案和线性的历史结构中来，因而是一个虚幻的整体。福柯认为，历史并非是连续性地发展，并通过一个理想的方案来运作。相反，它是各种权力不断斗争的结果，身体被置于不同权力斗争的核心。身体通过围绕着自己发生的战争不断地被塑造。因此，身体是一个反本质论的术语：在人们身体上没有任何东西足以稳定到能够成为自我承认和理解他人的基础。麦克内认为，福柯的这种身体概念为女性主义的相关思考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所有后结构主义对这一主题的论述中，当属福柯最受女性主义关注，因为他坚持认为，身体是一个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实体，而不是如同德里达等人一样把身体视为普遍哲学中的一种隐喻。

　　其次，麦克内也看到，尽管福柯对身体采取一种反本质论的理解，但他也把身体想象为一种具体的存在，并没有忽略它与生物学和前话语具有本质联系的物质性，这对于女性主义从性别和社会性别角度理解身体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体概念一直是女性主义分析性别压迫的核心，因为父权制文化正是通过强调男女身体方面的生物学差异，才使性别不平等获得合法化地位——强调身体是自然的，女性在生物学上劣于男性，因而这种自然化的身体便成为使性别压迫合法化的工具，因而女性主义在解释身体概念时就面临一个困境：如何在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中说明身体概念？

　　在早期思考中，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坚决拒绝女性普遍的母亲身份，认为这是异性恋为所有女性强加的社会命运。然而，麦克内却认为，在福柯的影响下，今天的女性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更为灵活，既把母亲视为父权制主宰的主要支柱，也把它看成女性身份的来源。这也代表女性主义对于身体概念认识上的一种进步——既非基于一种固有的生物学本质，也不把它仅仅视为社会建构的结果。相反，身体被理解为一个交叉点——把生物学与社会、政治权力与主体性交叉起来。身体的这种双边性也关系到对女性身份的建构，女性身份正是在这种由身体体现出的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交叉中建构起来的。

　　再次，福柯也让人注意到，权力关系对于性别的建构也体现在对于身体的规训、压抑和控制方面。他认为权力安置直接与身体、功能和生理过程挂钩。人们不可能在文化意义之外认识身体的物质性。尽管心理冲动和身体的内驱力可以成为性别身份的入口，但这些驱动力并非是前社会的，而是在社会性别意义网络中形成的，既然身体不能根据纯粹的本质来认识，性别解放也不能离开权力关系。因而，麦克内指出，福柯关于性别是对社会关系建构的观点不仅激励女性主义学者研究女性身体与女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刺激人们对于男性问题和男性身体的研究。

　　福柯在性别问题上亦存不足

　　虽然福柯的身体概念对于女性主义身体与性别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麦克内也强调，女性主义也必须注意到福柯在性别问题上的一些不足。对福柯理论的一种批评是认为他并没有意识到对于身体的规训所具有的社会性别本质，这直接导致其理论中的一个“性别盲点”。正如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巴特基所分析的那样，福柯没有解释男女两性如何与现代生活体制发生不同的关联，如果他真的相信并不存在自然的身体，那么也需要说明社会如何通过性别技术使性别分工永久化了。通过分析各种指向女性和女性身体的实践和话语，巴特基意识到女性身体如何通过“针对女性的规训体制”被规范和控制。麦克内赞同巴特基的这种解释，认为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明显体现出这一“性别盲点”，把一种同构的权力关系直接应用于男女的身体，而没有试图把男女两性身体区分开来。女性的身体概念是模糊的，如同女性概念一样总与“人”和“男性”并列，然而要分析女性身体，就必须要考虑针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技术，例如“癔病化”等等，同时也要考虑女性身体的历史如何通过男性身体的历史来把握，转而又如何与社会中出现的其他变化相联系。

　　麦克内还看到，福柯身体概念的另一个局限性在于仅仅强调社会权力关系对性别和身体的塑造，而没有突出女性的主体地位和自身的体验，继而把具有自主能动性的社会行为者降至一个被动的身体。而女性主义理论的终极目标是发现和重估女性的生存体验, 重建女性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这也证明福柯身体概念中存在着“性别盲点”。

　　然而，麦克内的这一评论似乎没有悟出福柯把身体与权力关系相联系的另一层含义：即他看到压抑总会遇到不同的抵抗形式，“不存在没有抵抗的权力关系，而这种抵抗通常是更为真实和有效的，因为它刚好发生在权力得以行使的地方。”从这一意义上说，福柯身体概念体现出来的“反本质论”是对以“自然化”为名所呈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一种抵抗，而女性主义对于福柯这一理论的批评既是对这种抵抗的延续，也是对于这种权力关系的打破与重建。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

(责编：陈蓝燕、张子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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