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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我国六省市的分析研究

发布时间:2016-05-06 07:43

第一章导论


1.1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切实影响着全球60亿人福利的现实课题。卢卡斯曾这样形容研究经济增长的迷人之处:“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它们(经济增长),就很难再思考其他的东西”。从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增长,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奠定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再到新古典增长、新增长、制度内生化增长等理论的提出,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在不断丰富、完善。

而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中,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一个突出经济现象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迅速地拓展。国际间商品、服务、资本以及技术的流动量越来越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给区域经济体带来了收益,亚洲四小龙、金砖四国等国也先后抓住机遇,努力实现自身的赶超与腾飞;大批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制造基地,打开国外的销售渠道,抢滩世界市场。经济增长的研究视角逐步投射到了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试图解释南北差距、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集聚等经济现象,形成了国际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等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方法也从政论式、定性的规范研究演变为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并举,定量、数理的经济计量工具成为了经济学家的研究利器,出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解决变量测量、变量内生性及工具变量的选择等问题,验证各国、各时期的经验数据是否与理论推导相符。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经济现象的“致用”学科,国内学者对“开放与经济增长”的中国命题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贡献了许多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成果。讨论的内容包括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贸易与经济的作用渠道、开放度的测度与修正等。然而,经济学又是一种基于假设条件开展研究的学问。“中国特色”是否会使得主流的开放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水土不服”呢?中国的经济环境至少具有两点特色:其一,中国是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其二,改革开放起步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前者反映出即使在同一国家内,中国各地的区位条件、要素禀赋千差万别,甚至不小于国别差距,这一国情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需阶段性、渐进式地开展,各地的对外开放不平衡、不同质;后者遗留了不少历史问题,包括行政划分、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市场分割等。中国绝非一般市场经济体,既非多国组成的欧盟,也非联邦制的美国,开放与经济增长的中国命题需要一种“中国特色”的研究视角。就此,赵伟创新性地提出了“二重开放”理论,认为就中国国内某区域而言,该区域的开放包括两个层次:与国内其他区域的“区际开放”以及与国外的“国际开放”。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借鉴、延展主流的“开放与经济增长”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尝试构建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进行二重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第二,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与政策布局,挑选六个典型省份,利用描述性统计从纵向、横向考察二重开放的现实情况、发展路径及特征,并利用实证性分析讨论二重开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净效应。

中国式经济奇迹有目共睹,但随着发展的深入,如何解决经济增长后劲不足、体制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结构不合理、地区差距扩大等难题迫在眉睫。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开放”体现在扩大对外贸易、吸收外商投资、吸引海外人才、引进国外技术等等,无不带有浓重的“对外”特征。对外贸易的繁荣通常是统一民族市场最终诞生的前奏。对于渴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国来说,初期注重国际层面的开放、搁浅区际层面的开放,的确是起效快、收益高的选择,但是国内经济体制矛盾的查漏补缺、以东部沿海拉动落后地区的初衷落实,区际开放需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国家宏观调控和企业微观决策都反映出开放的政策和实践正在发生转变:西部大开发等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策相继出台,致力于缩小东西差距;拉动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借此平抑国际市场波动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辐射作用。二重开放理论创造性地把区域的国际开放与区际开放融洽在一起,能够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现象提供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梳理、整合二重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成果,厘清二者的作用机理;分析六个典型省市在二重开放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异同,对于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章相关文献综述


2.1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一个永续不衰的核心命题。相对于经济增长本身定义的讨论,众多的理论集中于对经济增长源泉或动力的探讨。具体而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生产要素投入决定论。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积累,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等等,然而对各种要素重要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是多因素决定论者,但都比较重视资本积累。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详细地论述了合理的收入分配将促进资本积累进而加快经济增长。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哈罗德多马模型也强调资本的作用,即在单部门、资本劳动配置比例不变时,储蓄转化为资本的能力和资产生产率决定了经济增长。威廉配第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另一大要素。马克思论述了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了资本如何雇佣和奴役劳动,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此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被包括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在内的不少学者提及,但真正提出“技术进步”为决定性因素的是索罗。他1957年在检验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有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或劳动解释,于是将其归结为技术进步的结果,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生产函数,并提出了著名的“干中学”观点。

第二,决定因素内生化。

索罗模型认为技术进步为外生变量,然而沿着资本深化、资本广化的路径推导,稳态的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收敛、趋同、短期的理论推导”与“各国经济增长率巨大差距长期存在的现实”大相径庭。20世纪80年代中期,内生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如果说索罗余量、柯布—道格拉斯均将“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函数F(Xi)的前置系数A,那么内生论者认为“技术进步”就是变量Xi之一,当然“技术进步”的近义词包括“干中学”、“知识”、“人力资本”等。阿罗和谢辛斯基先后在1962年和1967年构建了“干中学”模型,认为投资或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无意识的副产品——新思想、新发现,这些非竞争性的知识可以迅速普及,扩散甚至不需要时间。罗默也是一位标志性人物,在他的收益递增增长模式中,“技术”是一个独立的、内生的变量,多种形式的知识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例如增加人力资本、产生新思想、创造新发明等。


2.2开放与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开放”因素的出现是一种对市场空间的有效延展。根据“开放”的内涵与外延不同,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宏观的国家层面与微观的企业层面。

2.2.1国家层面的理论研究综述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即跨越国民边界,实现国际间资本、人员、技术、制度等要素流动和承载要素流动的货物流动,一般被称为“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涉及较多的是“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间接或直接地体现在以下理论中:

一是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和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亚当斯密主张出口本国生产率高的产品,进口他国生产率高的其他产品,这样的国际分工使得每个国家的资源利用率都得到了提高;而且国内的“剩余产品”还能通过出口找到“出路”。大卫李嘉图将“绝对成本”推广到“比较成本”,劳动生产率存在相对差异即可获得分工的好处。两位经济学先驱均指出了贸易可以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即贸易促进分工,分工与专业化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贸易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马克思说:“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必然要求市场容量扩大,需要通过贸易甚至武力来占领国际市场,反过来要素成本下降、资本积累增加强化了经济增长。

三是“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理论。1937年,罗伯特逊首次提出,随后纳克斯进行了修改,而出口导向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例使得该学说进一步发展。该学说认为对外贸易是中心国家将经济发展动力传递到其他国家的纽带,因为出口能提高该国进口资本货物的能力,可以使国民经济中高效的出口部门得到发展,专业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提高,而且广阔的国外市场会产生规模效益,贸易还会使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马克斯科登认为外贸能够利用国外市场的需求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即产生收入效应;当派生性贸易利益增加的收入转化为投资时,资本积累效应便产生了;如果投资品依赖进口,则投资成本会下降,投资率上升,产生投资对消费的替代效应;贸易会促使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不同,出现收入分配效应;如果出口品的生产要素增长更快,增加出口便会使该出口部门增长更快,即要素加权效应。该理论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


第三章二重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14

3.1商品和要素的基本流动.......14

3.1.1商品的流动.......14

第四章六省市二重开放的现实分析........19

4.1省份选择与数据说明........19

第五章六省市二重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34

5.1实证数据来源......34


第五章六省市二重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5.1实证数据来源

5.1.1 滞后结构平稳性检验

VAR模型滞后结构是否平稳决定了其脉冲响应分析与预测方差分解的结论是否可靠,本文选用单位圆法检验滞后结构的平稳性,即如果所有特征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内部,那么可以认为所建立的VAR模型是平稳的,否则模型不平稳,其标准误差将出现偏离,造成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无效。具体的检验结果如图5.1所示,六个省市VAR模型的特征根倒数均在单位圆内,说明其滞后结构平稳,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结构分析。

二重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我国六省市的分析研究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不足之处


6.1结论

通过上文的文献梳理、作用机理分析、现实情况比较以及计量回归检验,本文可以得到以下的初步结论:

第一,二重开放对国内某一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最终的净效应由正负作用的力量对比决定。具体而言,二重开放形成的经济影响包括商品和要素流动、改革背景下的制度转型、区域产业集聚,正负效应取决于以下的基本因素:商品流动的种类、商品是否具有高附加值、户籍制度是否阻碍人口的自然流动、国内资本市场不完善与财政转移支付、政治锦标赛下的制度变迁、工业园区孵化与产业结构人为趋同,等等。

第二,六省市分别作为长三角、中西部、东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引导下,呈现出不同的二重开放路径。江浙沪的国际开放走在前列,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旅游等方面均远远优于其他省份;区际开放也得到了兼顾,但90年代的相对优势已经不断缩小。辽宁作为曾经老工业区的地位表现在区际开放的初始优势,国际开放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相比长三角仍然落后。湖北与四川的区际化特征比较明显,国际开放进程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但在FDI、对外承包工程等个别方面也有亮眼的表现。总体来说,六省市的国际开放度和区际开放度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前者的地区差别在扩大,后者则在逐步缩小。

第三,VAR模型实证结果与现状分析基本印证:国际开放冲击对长三角经济波动的贡献率更大,内陆地区生产总值对区际开放冲击的响应更加强烈,国际、区际开放冲击对辽宁的作用比较接近。就本文的样本数据,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说明,整体上看,二重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相互关系,并且国际开放度的弹性系数大于区际开放度的弹性系数。

上述以六省市为例的研究结论对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开放”的政策红利有待进一步挖掘。其次,需要正确认识到“开放”的二重内涵,理想的、可持续的“开放”应该国际开放与区际开放均衡存在,即各地区的初始条件、政策激励、竞争优势不尽相同,可以通过不同的开放路径最终获得相同的经济增长,实现殊途同归。文中样本的开放路径可供与其经济环境相似的省份借鉴、学习,探索出适合该区域的二重开放模式,最大程度上获取“二重开放”的经济收益。再次,改革开放以来,沿海与内陆在国际开放方面的差异不断扩大,而区际开放的差异则逐步缩小,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相比依赖国际开放,提升当地的区际开放水平、以区际化带动国际化的方式可能更具有可行性,更有助于其缩小与沿海省份的经济差距。最后,东部省份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军,也应当开始重视区际开放对区域经济的正面作用,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积极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注意避免对国外市场的过分依赖。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4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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