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环境”下的生存言说——论严歌苓本土题材小说的女性书写

1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1.1.1 作家经历及创作概况

严歌苓是北美新移民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她是一个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作家。严歌苓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文学家族，，爷爷和父亲都是作家。12 岁进入成都部队歌舞团，1979 年参加了中越自卫反击战，任战地记者。在部队里，她开始学习写作。1980 年严歌苓发表了电影剧本《心弦》，1983 年调至铁道兵创作组任创作员。这期间严歌苓发表了大量电影剧本和小说，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军事三部曲”：《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1986 年加入中国作协。1989 年因《雌性的草地》严歌苓应邀赴美参加“20 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第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写作硕士学位。1992 年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相爱结婚，生活逐渐安稳下来。2004 年随丈夫迁居非洲。从此开始了她海外文学的创作历程。由于移民的切身体验，她发表了一系列移民题材的小说：《少女小渔》、《扶桑》、《花儿与少年》、《无出路咖啡馆》等；与此同时，她也开始在遥远的国度回望在祖国大陆经历过的岁月，创作了《天浴》、《人寰》、《白蛇》等作品。近年来，严歌苓经常往返国内外，在创作题材上开始回归本土，出版了《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等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塑造了王葡萄、田苏菲、多鹤等多个体现了作者理想的女性形象。由于作品高产、高质，严歌苓多次问鼎国内外各大文学奖项，硕果颇丰。她也因此被称为“北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的新移民作家之一。

倪立秋在《新移民小说研究》中这样定义新移民文学：“新移民文学是指自 20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后，由中国新移民（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移居国外的人士）在海外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作品的题材可以是这些作家在国外的生活经历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可以是其出国后回首原有的国内经历而创作的作品。”在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中，小说的主题也由最早描写个人发家奋斗的故事，转向今天对中西文明夹缝中新移民生存观、价值观的探讨。国内和海外的双重经验，使得他们能够用理性、客观的眼光回望祖国大陆的史实，“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审视故国家园的知性情怀”。“故国回望”是移民文学的常见主题，也是严歌苓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她又将目光转回到了本土题材上来，创作了《白蛇》、《天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一系列本土题材的作品。她的本土题材小说总是以人性为立足点，以生存困境为小说展开的场域，对处于种种“极致环境”中边缘女性的艰难生存和精神困境进行了详尽的刻画，书写了女性主体被历史遮蔽的生命歌哭，体现了作家对女性真实生存处境的诗意关照，作家的思想在中西文化冲突下对女性边缘群体的独特审美和理性思考也由此表露了出来。本文的研究对象即是严歌苓出国后所创作的本土题材小说。

1.2 严歌苓小说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严歌苓的小说创作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对她的小说的研究，基本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对其出国前作品的研究。严歌苓出国前的作品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除了《雌性的草地》以外，这方面的论文数量可以说寥寥无几。而对于《雌性的草地》这部长篇，研究者多从雌性、母性的角度对其研究，主要有王列耀的《女人的“牧”、“被牧”、“自牧”》（《名作欣赏》，2004 年第5 期）、王冠含的《<雌性的草地中>的“草地空间”》（《世界文学评论》，2008 年第2 期）等。

移居美国以后，严歌苓作为边缘女性的敏感神经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受到了强烈的激发与触动，至此之后，她笔耕不辍的为华文文坛贡献了一大批高产优质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她的作品也受到了海内外文学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不乏评论界诸多的大家，如陈思和、王德威、雷达等。以《华文文学》为首的海外文学的领军期刊几乎每期都会有针对其作品的评论文章。近年来，国内研究严歌苓的硕博论文也日益增多。在梳理前辈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我对这一时期学界严歌苓小说理研究作出如下归纳：

1、主题研究

研究严歌苓主题的论文有很多，其中人性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其中比较权威的有：王震亚的《历史深处的人性闪光——再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世界华文文坛》，2001 年第 3 期），还有张艳艳《国民意识与人性情怀的再书写——关于严歌苓<小姨多鹤>》（《华文文学》，2008 年第 5 期）以及青岛大学黄梅的硕士论文《严歌苓小说：多元文化视域下的人性思考》(2012)等。

此外，对其“文革叙事”的独特书写，不少评论者都做过精到的分析，指出严歌苓写文革用的不是赤裸裸的控诉腔，而是把人融入了历史中，她的作品更关注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人性”的呈现。如李燕在《严歌苓<白蛇 >:“文革”书写的独特文本》（《名作欣赏》2010 年第 10 期）中指出严歌苓在小说《白蛇》中以拼贴式的叙述方式构成一种隐喻性结构。此类研究还集中体现在近几年的硕士论文中，比如郑州大学宁敏的《多重视角观照下的“文革”记忆——从陈若曦、严歌苓、李碧华看海外女作家的“文革”书写》（2006）。

2“极致环境”下女性的命运书写

2.1 极致环境的设置

小说以写人为中心，就离不开人物生存所必需的环境。一部出色的小说势必会描绘出生动而真切的环境，从而为人物性格的发展设定一个具有深厚社会历史内涵同时充满生活气息的舞台。所以，环境与人物、情节一起，成为了小说所必不可少的三要素。环境又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本节所要讨论的“极致环境”属于后者，因此关于“自然环境”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主要来分析“社会环境”对于小说的意义。

恩格斯曾经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①此处恩格斯所提出的“典型环境”既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态与趋势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社会环境”。它是形成人物性格，促成人物行动的客观条件。在风云变幻，剑拔弩张的社会环境中，才可能具体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促进小说情节走向高潮，从而使小说充满艺术张力。

文学即人学。探测人性的复杂性，呈现人性的本真状态是一部优秀小说应该必备的品质。而极端环境则为呈现人性复杂幽微提供了最佳舞台。正如严歌苓所说：“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她认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以洞察人性为使命，严歌苓为她笔下的人物设置了种种“极致环境”。如《金陵十三钗》是在南京大屠杀的惨烈环境下发生的故事；《扶桑》、《少女小渔》等移民题材小说写的是几代移民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艰难生存；《谁家有女初长成》叙述的则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由一个被拐卖的少女引发的血案。然而在严歌苓的大部分小说中，“极致环境”并不是短时间内的一种生存困境，而往往随着整个 20世纪中国血雨腥风的历史贯穿了人物一生。《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等小说都是始于抗战，期间经历了土改、镇压反革命、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终于文革结束，可以说这些小说既是其中人物的生命史诗，又是新中国的成长史诗。严歌苓把她的女性主人公们置于这些非常态环境，以自身的痛楚体验和对人性的深度剖析，让她们在苦难中艰难前行，却从未丧失人性的本真。她们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凭借一套柔韧的生存哲学，在动荡飘摇的乱世中保全自己，也保全权利的掌控者——男人。严歌苓笔下的“极致环境”既是展现人性善恶的舞台，又是女性展现自身被遮蔽的历史真实的舞台。“极致环境”的设置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女性的命运书写

严歌苓偏爱写女性，她认为“女性比男性有写头，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她把这些女性置于上文所述的种种极致环境中，把她们推上了人性这个大舞台，以其独特的反思精神、女性经验和隐秘的女性意识书写着一个个女性的生命歌哭。

从抗日战争到文革结束这沧海横流的四十年中，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即便是没有话语权，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也与政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出国后的严歌苓，以旁观者的姿态冷静客观的反思了过去几十年祖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以冷峻中透着温情的笔触还原了政治的天空下女性所承受的一切非难和戕害，同时，对那些依然可以保持生命本真、勇敢追求自我的女性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颂扬。

严歌苓移民前期所创作的《天浴》，讲述的就是一个被“文革”这场政治运动所放逐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成都女中学生文秀响应“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被下放到偏远的草原放牧，继而被人们遗忘，她企图通过牺牲自己的肉体来达到回城的目的，然而命运带给她的只有身体的巨大创伤和名誉的践踏。最终她以死亡洗涤了被亵渎的身体和灵魂，完成了对不公命运的最后抗争。《金陵十三钗》中，在炮火连天、血流成河的南京城的一隅，上演着一出“秦淮娼妓为保全女学生挺身而出”的悲剧故事。这些平日“不知亡国恨”、为人唾弃的娼妓，在最危难的时刻英勇赴难，以生命的悲歌实现人生的价值，赢得了生命最后的尊严。《小姨多鹤》中的日本少女多鹤，因为中日战争的爆发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在此，严歌苓以一种跨民族的视野，理性客观地看待战争、政治带给人们的生命创伤。多鹤几经辗转被卖到张家做代孕工具，从此开始了与张俭及其原配妻子朱小环的多重纠葛。战争造成了这三个人的畸形关系，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只能“隐没而存在”、精神漂泊无依的多鹤多次企图通过日本民族烈性的自杀传统寻求身份的认同，然而最终却被相依了一辈子的“姐妹”朱小环所打动，永远的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中日建邦后，多鹤终于回到了日本，然而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日本已经没有了她的立足之地，她成了哪一国都不认可的彻底的边缘人。除了叙写战争、政治运动等“极致环境”造成的女性命运的悲剧，严歌苓还把目光投向伴随着改革开放洪流而滋生的险恶环境对女性命运的捉弄。《谁家有女初长成》讲述了贫穷山区的女孩巧巧从被拐卖的受害者沦为杀人凶手的不幸遭遇。

3  绝处逢生——“极致环境”下女性的生存哲学.............12

3.1 食与色——生存之本.........13

4 生存言说下女性意识的彰显.....22

4.1 厨房——女性的欲望场域...........23

5  结语.............30

4 生存言说下女性意识的彰显

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经过了执掌统治权的母系社会的短暂荣耀之后，迅速被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所取代，“这一社会以各种政治、经济、伦理方面的强制性手段，把以往一度曾为统治性别的妇女压入底层。”从此女性在父权制中被动的以“缺席和缄默”的“他者”身份而存在，长久的被遮蔽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女性受压迫的历史跟整个世界女性的屈辱史大致相同，同时又有其特殊性。古老中国的宗法秩序、伦理纲常无一不把女性死死的限定在家庭这一永恒的牢笼中，由此完成了男性社会对女性这一性别天敌的“最大剥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和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中，大部分女性除去在规定的位置、用被假塑或假冒的形象出现，以被强制的语言话语外，甚至无从浮出历史地平线。”然而，命运之神最终还是垂青了中国女性。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的“弑父”之举，父权社会的统治秩序被动摇，女性群体随之从历史深处“裹挟而出”，“从混沌的文化无意识深海浮出历史地表。”中国女性的命运从此被改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女性主体意识随之苏醒。近代以来的历史的天空下，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无穷，女性这个新浮出的性别，“或许冲出了漫长的两千年的历史无意识，但并未完全冲出某些人及某些群体的政治无意识”，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是一个缓慢而艰辛的过程。在以“人学”为宗旨的现代以来的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脉络：从五四反传统文化中觉醒，反抗父权和夫权、呼喊独立和自由的离经叛道的“女儿”，到三四十年代希冀投身社会、逃离寄生生活的新女性、再到四十到七十年代的没有性别的人，直至新时期以来，有着高度自审意识、反抗男性主导话语、张扬女性自我个性的女性主体。这一脉络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进程。

5  结语

严歌苓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从文艺兵到战地记者再到作家，三十岁了跑去美国从头开始学英语读硕士；从国内养尊处优的作家到国外端盘子做保姆的艰辛生存；与美国外交官的婚姻佳话；成为享受盛誉的海外华人作家……陈燕妮说：“在美国的所有华裔女人中，严歌苓是一个了不起的异数。她创造了一条常人不敢想象的道路，把本不能走的路，硬走成了路。”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人生阅历潜移默化的化作作家笔下的流水行云，无论是反映海外移民边缘生活的作品，抑或远距离观望祖国的本土题材创作，都因着严歌苓传奇的人生经历、独特的反思精神、隐秘的女性意识和同为“边缘人”的切身体验，成为了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纵观严歌苓的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她有多么的“偏爱写女人”。纵然身份、角色不同，她们却都被置于“极致环境”中，生存困境成为严歌苓笔下展现人性的舞台，也成为了严歌苓揭露女性真实生存状况、彰显生存背后女性主体性的场域。传统文化的熏陶、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使得严歌苓的这些女主人公坚持着不屈服的生存哲学，她们可以行走于历史主流之外，执着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爱情，无论是在个人生活领域、政治生活中还是两性之间，都坚守着女性本真，保持着作为女性个体的主体性，体现了一种“女人的哲学和历史观”。严歌苓的女性书写很清晰的呈现出了她的女性观：女性应该承认自身的柔弱，并以这种本能力量和男性平等生存，因为女性的阴柔比男性的强悍更有力量，“弱到极致”反而更强大。女性应该在任何生存和精神困境中都能不忘拥有自我，保持自身主体性。

近年来，严歌苓的创作在大陆越来越具影响力，随着她的小说和剧本大量搬上荧屏，学术界对她的创作研究也逐渐形成一股“严歌苓热”。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对严歌苓小说创作的研究目前尚停留在一个较感性的层面，惟愿在之后随着严歌苓创作的进行时，本人能对此一论题再开拓出新的研究视域。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