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文章与政治的关系研究—— 以李商隐“四六骈文”与晚唐三家“刺世小品文”为中心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

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彼此有着明显的差异，文学所追求的自由而奇特的想象空间，与政治所要求的稳定而均衡的制度空间，彼此的不同显而易见；但在人类历史上，，文学与政治形成了极为深入和密切的联系。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曾讲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正如人类离不开政治，“文学作为人学”，同样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对文学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和社会思考，往往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尤为深入，古代士人往往具有文人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文学创作活动也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傅绍良在《唐代谏议制度与文学》中所说：作为政治主体的帝王和官僚，自秦汉以后，已逐渐与文学相结合，到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文学与政治在政治功用上实现了真正的结合。而作为文学主体的人，无论是作家本身还是文学人物，又在有意无意间成了政治的组成部分。文学离不开政治，政治需要文学，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主要特色。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课题，本文则试图从晚唐文章与政治的关系入手，对这一课题做出思考。晚唐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与政治有复杂的联系，鲁迅先生在他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认为晚唐三家小品文体现了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批判立场：“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激愤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④晚唐三家小品文的社会批判意识，与晚唐政治有怎样的关联，这个问题还很值得思考。

晚唐李商隐的骈文，虽然没有如同三家小品文一样的批判意识，但也同样体现了文学与政治的联系，目前有关李商隐骈文艺术的研究，多偏重艺术特色的讨论，对其中所体现的政治内涵，缺少关注。本文就立足于李商隐骈文与三家小品文，探讨晚唐文学与政治的复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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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因此，有不少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但直接涉及“晚唐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尤其是与本文课题直接相关的，即针对“李商隐四六骈文与晚唐三家刺世小品文”的政治特色进行比较的研究著作更不多。本文试图在“晚唐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整体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整理关于李商隐四六骈文与晚唐三家刺世小品文的研究成果，进而介绍与本文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艺理论与方法，以把握本课题的相关研究状况。下面，将从四个方面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晚唐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专题性研究

与本文相关的专题性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探讨晚唐时期政治社会环境的研究成果。戴显群的《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阐述了唐代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长期权力斗争。尤其是何灿浩的《唐末政治变化研究》，主要涉及懿、僖、昭三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具体地叙述了藩镇割据的原因、动乱的区域及其影响和结果。研究藩镇割据的论文还有李宗保、曾敏的《浅析唐末藩镇的特点》、何敦桦的《唐代藩镇割据及其形成的政治原因》、程志的《晚唐藩镇与唐朝灭亡》。另外，关于宦官专权的论文有李锋敏的《论唐代中后期宦官权力及其政治影响》，主要论述了唐后期政治危机越加深，宦官权力越提升，宦官不仅掌握军权而且掌握政权，并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此外，还有王守栋的《唐中后期宦官权势演进考析》、张文斌的《唐代后期宦官与皇位继承权之争》、杨玉秋的《论唐朝后期的宦官专权》、刘范弟的《唐宪宗之死与唐代后期朝廷的内部斗争》、李向群的《论中晚唐宦官官制与宦官内争》，都是宦官专权方面的专题性论著，本文有所涉及。最后，还有关于科举制度弊端的研究，如侯力的《关于晚唐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除了涉及当时科举腐败之外，还论述了科举制度上的几点变化。关于科举制度的研究还有唐眉江的《科举取士与唐代的社会分裂》、马丽的《唐代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等论著。

第二，探讨晚唐时期文化环境（包括文学潮流）的研究成果。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的《晚唐的社会与文化》，涉及了晚唐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学及艺术等文化因素变迁的原因与过程。方然的《晚唐文化背景与晚唐文学的抒情走向》与《论晚唐文学的基本走向》，从唐代多角度的文化背景入手，论述了晚唐文人的生活道路和情绪等晚唐文学的基本走向。另外，还有李定广的《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艾炬硕士论文的《唐末文人心态与创作研究》、吴在庆的《中晚唐的苦吟之风及其成因初探》、林继中的《中晚唐文坛大势》、薛亚军的《晚唐士子科举心态的文化透视》、胡燕的《唐末文人的讽喻心态面面观》、王小兰的《儒道式微与晚唐文坛衰变》、李福标的《试论唐末的文坛风尚》等论著，对本文的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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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晚唐政治局面与社会变化

李商隐与罗、皮、陆三家所生活的晚唐时期，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强大繁荣的唐代，而是走上衰落之路的王朝末期。当时，政治和社会上的混乱，使得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阶级矛盾日益深化，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等十分严重的负面政治现象。李商隐与晚唐三家之文学创作风格都与这种时代背景（尤其是政治背景）有密切关系。有的因为政治一生坎坷不幸，所以写出了伤时感世的文章，如皮日休在《读司马法》一文中所说：“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皮日休通过这种对古今统治阶级施政方式的鲜明对比，讽刺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混乱政治局面。有的文人虽然经历曲折的一生 ，但因为担忧国家而对国家政治还不“离心”并带有“希望”，所以他们在为政治服务而写出的文章（尤其是骈体公文）中也有对政治现实的委婉的描述。例如，李商隐代崔戎、令狐楚写的《代安平公遗表》、《代彭阳公遗表》等骈体文章，都反映出他们对当时政治现实的间接意见。这些文章所表明的政治倾向，表面上虽然不是李商隐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也可以联系到李商隐本人的政治观点。其实，他对当时黑暗的政治现实内心有自己的看法，但有时由于自己身处的政治环境（即徘徊于牛、李朋党之间），又不得不说一些与内心想法相反的政治意见。这种政治态度也突出地表现在其为别人代写的文章之中。无论如何，展现在当时文人笔下的晚唐是一幅国势衰微、内忧外患、兵连祸结的景象。要了解晚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必要先简略了解这一时代的政治状况和社会变化。

第一节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学术界不少论著和文章，在谈论晚唐时期政治局面时，一般都涉及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和藩镇割据等内容。这些政治局面是使唐代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并加深了晚唐时期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李唐王朝的灭亡。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矛盾，也直接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创作活动。兹将依次考察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到底发生了何种矛盾。 

一．宦官专权

宦官专权，是晚唐时期的乱世政治景象之一，也引起了晚唐社会的混乱，如《资治通鉴 · 唐纪》所曰：“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亦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宦官，本来是与国政无关的阶级。但在唐代时期，安史之乱之后，唐代政治的危机越来越加深，为了加强皇权而提升宦官的权力。后来，宦官阶级在晚唐时期不仅掌握军权还掌握了政权，对晚唐时期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就掌握军事权力而言，宦官对中央和地方军事都行使了权力。唐代宦官掌握中央军权，是在“安史之乱”等政治事变后中央集权衰落等历史条件下实现的。例如，“安史之乱”后，肃宗北逃，由于护驾有功，宦官开始担任禁军统领。这是宦官这一特殊阶层掌握中央政权的开端。从此开始，宦官还掌握了神策军，并典领禁军遂成定制。同时，宦官还掌握了地方军权，不仅担任地方军事首领或地方监军，还影响皇帝对地方军事首领的任命。

其次，就掌握行政权力而言，宦官对中央和地方行政都有相当的影响力。晚唐时期“枢密使”的设置，使宦官有了公开参政的机会。它是专以宦官担任，起初设置时并没有很大的权力，只起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但后来，它升级为在皇帝旁边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并对于皇帝诏谏不当之处的机构，这是宦官专权的政治背景。

承平之时，宦官不典兵预政。天宝以来，宦官浸盛。贞元之末，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卫从，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为定制，自是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巴狱，看害朝政。”后来，宦官专权这一晚唐政治形势导致了称为“甘露之变”的政治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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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晚唐社会的混乱时局（分裂与动荡）

唐王朝发展到晚期，政局动荡，呈现出混乱甚至崩溃的局势。这些社会变动大都起因于晚唐时期政治现实的恶化：藩镇割据，互相攻占；宦官专权，左右皇帝；朋党之争，日益激烈。这种黑暗的政治现实，导致晚唐社会上发生种种问题，如科举弊端、经济压力、佛道盛行等等。同时，外寇乘虚入侵，大肆焚掠；人民惨遭压迫，纷纷揭竿而起。  这是晚唐时期内忧外患的真实景象。以下将具体考察科举弊端、民乱纷起、佛道盛行等晚唐社会混乱的现象，以探究晚唐动荡、分裂的社会现实在文人作品中的表现。 

一．科举弊端

科举制度是在隋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复兴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人才任用方式。它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而产生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地主阶级或门阀士族等官僚集团势力的强大。最初，实行科举是为打破豪门贵族世袭官禄的局面，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并给更多人才以仕进的机会和希望，但晚唐科举制度并没有起到这一作用，却导致了晚唐社会的大动荡与政治矛盾。

唐代士人应试及其及第与否，都与当时豪门权贵所起的作用有密切关系。有时，应试之人与权贵之间建立极深的私人关系，而权贵以私人的名义滥用本应由国家选拔人才的权力。这种私人关系往往是师生、同年、同乡等关系，他们之间结党营私，造成了晚唐时期激烈的朋党之争，闻名于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也是借科举考试而爆发的朋党之争。同时，晚唐宦官势力之盛，也使科举弊端日益加深。这种科举制度之弊端，最终联系到唐朝灭亡之三大祸根——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事实上，晚唐朝廷也试图对于这种科举制度之弊端进行改革，但后来基本上放弃了对科举取士进行积极有效的行政干预。科场禁制多循前制而少有更张，由于吏治的败坏，权贵的干扰，晚唐科场规范的紊乱和松驰也已达到前所未闻的程度。虽然在考场规范上有多次的重修，但往往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落实。由于晚唐时期整个制度的衰败和官场的风气紊乱，科举制度的改革转入沉寂。

这种科举制度的弊端，促使大量文人偏向藩镇幕府势力，加剧了晚唐社会的分裂与动荡。像晚唐三家或三十六体是指这样的重要文人，也曾屡考不中，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流入藩镇幕府游一圈，正如唐眉江在《科举取士与唐代的社会分裂》一文中所说：“大量及第之人和普通士子在长期的无望等待中困守长安，欲求一官却终不可得，绝望之余，当然要另谋生计。而此时藩镇割据的局面，恰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表演空间。这些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大小藩镇，均有权自辟僚属，能够给他们以前程和财富，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而又在朝廷里求之不得的。”

晚唐时期这种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政治日趋分裂，使科举的积极和正面作用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唐代社会起到了负面作用。晚唐时期，不少文人经历了这种科举弊端，而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了其感受，宣泄了其不平之鸣。罗隐的《叙二狂生》、《投知书》、《代韦征君逊官书》等文章，皮日休的《首阳山碑》、《周昌相赵论》、《鹿门隐书六十篇之三十四》等文章，陆龟蒙《送豆卢处士谒宗丞相序》、《江湖散人传》、《迎潮送潮辞序》、《祭梁鸿墓文》、《怪松图赞序》等文章，都可以说是讽刺晚唐科举制度之弊病的小品文杰作。他们通过历史上未能任贤的典故，透露出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进而借这种历史典故讽刺了当时科举制度“未能任贤”的恶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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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晚唐文章之两大潮流 ............. 23

第一节 文学与政治的和谐与交融：以官员身份为政治服务 .......... 24

第四章：晚唐文学与政治的和谐与交融： 李商隐与四六骈文 ............. 34

第一节 艰苦清贫, 辗转迁徙 ........ 36

第五章：晚唐文学与政治的矛盾与冲突：晚唐三家与刺世小品文 ....... 49

第一节 罗隐 ....... 50

第六章：晚唐两类文章与政治关系之异同

第一节   李商隐与晚唐三家之共同政治观念

一．政治参与方面的共同经历  （科举经历与游幕生活）

文人一生中是否作过官，是了解其政治立场或政治观念的至关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作官是一种政治参与方式。晚唐时期，作官主要有两条途径：即科举考试与入幕任官。晚唐李商隐四六文与小品三家也有这方面的两条共同经历：一条是，谋求宦达，即参加科举的经历。有的因屡考不中而久困科场；有的虽进士及第而官途不顺；有的举进士而一不中；有的屡考及第并做官数年。无论如何，他们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都尝试了一段政治参与方面的经历；另一条是，游幕入幕的经历。有的落第之后，为谋求生计而环游幕府；有的绝不放弃政治理想，而选择另外一条参政之路，即入幕任职；有的科举落第后经过暂短的幕府生活，最终选择隐居之路。由此可见，晚唐时期不少文人都走上了曲曲折折的政治人生经历。下面，将从“科举经历”与“游幕生活”这两个方面，考察他们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共同经历。

首先，讨论李商隐的科举经历。对于李商隐来说，“科举考试”这一仕途也是不容易的历程。他出生于下级官僚家庭，因十岁丧父、家境贫困而过了不幸的幼年生活，但他绝不因而失望，并坚持读书。他的这种精神激发了天赋的艺术才华与积极的政治参与愿望。他青年时，关心国家大事，对政事具有积极的参与意识。追踪李商隐的生平仕途（包括科举经历），其政治参与意志明若观火。唐文宗大和三年，他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看重并任为巡官，同时师从令狐楚学习骈文技巧。这就是李商隐仕途的序幕。从此开始，他过了长期的幕府生活。后来，他在幕府生活中首次参加科举考试而不中，又在令狐楚幕府中生活。然而，他一直没有放弃仕途之心，在大和九年又往来长安等地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在令狐楚的帮助下进士及第。后来，他在应博学宏词科考试时，因为陷入牛李党争而遇到落第的不幸，从而回归原幕。但是，这种仕途上的失败，不一定意味着他政治参与上的失意。他虽然身处于幕僚之中，但仍然对晚唐政治现实怀有担忧之情。李商隐是为仕途而奔波，但因而却受到打击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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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晚唐时期，散文文坛上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文章体裁：一类是骈文。它在古文运动衰落之后重新兴起而逐渐成为文坛上一股强大潮流。其代表文人有李商隐、温庭筠和段成式，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晚唐三十六体”。李商隐的“四六骈文”成就尤其突出，讲求对偶、排比、典故等创作技巧，往往应用于政治上的公文创作，呈现出“文学与政治相交融”的典型风貌；另一类是小品文。它继承并发展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反对骈文的创作技巧，讲求明快、朴素、自然的文笔，并对当时混乱的政治社会现实进行辛辣的讽刺或激烈的批判，代表文人有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被称为“晚唐三家”。他们都以“刺世小品文（尤其是政治小品文）”为闻名，而其小品文作品成为披露政治黑暗、社会矛盾的锐利匕首。

中国文人，一直都重视文章的政治价值与社会效用。晚唐文人所作文章的政治价值与社会效用，提醒了当时人们对政治弊端和社会矛盾的深刻认识，正如唐人梁肃在《秘书监包府君集序》一文中所曰：“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风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可见，文章可以反映政治现实，而文学与政治结合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晚唐文人通过文章探讨、描述、涉及政治社会问题，一般有直接议论与间接影射两种态度。晚唐三家刺世小品文大部分作品属于前者，而李商隐则属于后者。晚唐三家在刺世小品文中充分表达鲜明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观点。与此相比，李商隐则在骈体公文中又尽量表现文学才华的同时，也间接侧写当时的政治现实。这两种所谓“文学的政治化”与“政治的文学化”表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有意思的人文现象。本文通过对“骈文与小品文”这两种晚唐时期政治色彩相异的文章体裁及其代表作者进行比较，以考察“晚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晚唐文学与政治关系，主要表现为“矛盾和对立”与“交融和和谐”这两种对立的面貌。

笔者从上述观点出发，在考察李商隐与晚唐小品三家政治生涯的同时，通过对这些文人所作文章的探讨，审视了他们文章所蕴含的政治现实及其对文人政治观念的影响。但是，本文的研究是对“晚唐文章与政治关系”的一个尝试性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尚未展开：首先，本文的研究大多只是针对晚唐三十六体中李商隐与小品三家的部分材料做出分析，缺少对晚唐所有文人全部文章的总体性把握；其次，多局限于对李商隐与晚唐小品三家文集的部分研究，缺少对其它文献相关材料的引证；再次，很少论述到晚唐文章与当时社会彼此的互动影响；最后，还存在着对“晚唐文章与政治关系”的分析不够细致、对“晚唐文章与政治关系”的发生背景、前因后果的关注不够等问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