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电影文化的对话与共鸣——以《爱情万岁》《空房间》《祈祷落幕时》为例

发布时间：2021-01-15 07:12

　　同处东亚的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与日本,文化的共通性与历史进程中的交叉性使得我们对东亚电影内部的主体自觉和文化操作的讨论成为了可能,而蔡明亮《爱情万岁》、金基德《空房间》与福泽克雄《祈祷落幕时》提供了考察文化对话的案例。因此,在艺术对话框架下,从空间想象、性别叙事与文化思考的层面讨论三部电影,考察三位导演在不同时空与异质文化下对共同议题的思考,最终发现在东亚文化语境下,三者对人/人性的关怀与反思。 

【文章来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0,(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空房间》剧照

福泽《祈》丰富了“出走”的主体与目的，影片中虽然以女性的出走展开故事，但其出走的原因截然不同。博美母亲卷钱而走是经济上的困境，而加贺母亲因陪酒女身份而走则在于社会话语的压力，这就表现了家庭秩序下女性面临的两大困境。但福泽的镜头不仅要抓住女性，更要关注家庭秩序失衡后男性的处境，男性也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出走。《爱》中林小姐具备出走的原点，男性表现游牧性格而无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放逐；《空》中善华受到父权制权力结构的逼迫，而坚守/漂泊的二元结构就揭示了家庭秩序里/外的男性不同的自处面向，但《祈》中家庭秩序“里”男性的反应呈现了一种“反常”的快感，而指向性别体系冲击下传统家庭秩序可能出现的重新排列，甚至是瓦解。然后，就是“出走后”的问题。福泽镜头下两位出走女性的镜头并不多，只是成为嫁接博美与加贺互动，以及发觉犯罪过程与事件肌理的桥梁。但男性的出走却成为镜头跟踪的对象，加贺离家后借助案件的发展完成了回归家庭秩序的行为，在镜头光影中折射出对家庭存在意义的追寻。同样的追寻在博美父亲身上出现了相异的景观，“出走”赋予了家庭具象的解体，“还魂尸体”的无奈抹杀了主体性的原始面貌，而促使了最终伦理关系的断裂。在“不可相认/维系伦理”的矛盾中，潜伏的危机演变成无奈的杀戮，直戳对人性善恶的思考。

蔡明亮极少使用大量电影叙事与戏剧化的表演手法，而直观地还原人的生活状态与社会处境，《爱》就是通过主演的情感体验和肢体行为来完成故事传达的。电影中三位主演在社会生活中毫无瓜葛，但他们的三角关系在林小姐管理的空房子里由平行转向了交集，而三人格格不入的关系也使空间内部发生着裂变，行为空间与行动主体形成互动关系。首先，空房子是林小姐管理的出租房，阿荣和小康潜入寄居的场所，成为传统意义上共同生活的眷属空间。两位男性原本分别以汽车和摩托车为家，是没有边界、移动的空间，故而家的概念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不属于”的疏离感。其次，空房子暂时属于林小姐，但家的归属感与她保持距离，空房子成为他们寄生、发生纠葛、发泄欲望的实质性场所和旁置自我的文化场域。有学者揭示电影表现形式特征时认为：“蔡明亮的电影往往就是打破事物表面的因果逻辑，把日常生活的陈腔滥调分解为各种具体的元素，不断地重新排列组合。”[7]生活中普遍行为成为他用以承载文化思考的载体，空房子的整体空间在实现行为互动并付诸意义时，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的“诸空间”概念：“‘诸空间’是（某一）空间的各个部分，并还指出空间被表现为无限而已定的量，其自身中包含着空间的所有各部分。”[8]“诸空间”是将一元空间碎片化处理，而实现诸多子空间分别发生行为事件，形成对话、对立、互动等关系。空房子的一元空间被分裂为诸多子空间，由各子空间进行“拼图式”互动，反映叙事主体与行为主体的情感思考。于是构建了女性占据整体空间、男性隔墙而居的空间布局，形成了躲藏/进出的动态过程，这是人对空间逃离/占有的竞技，也直指了人对生存空间在获得/失去二元对立中的恐慌与争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空间理论与文学观念[J]. 刘进.  文艺理论研究. 2007(06)



本文编号：2978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