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撰写的《尚书序》及经文注解,即“孔传”。《孔传古文尚书》被立于学官后成为《尚书》经典传注,影响力甚巨。有唐一代,孔颖达等奉诏修撰《五经正义》,其中《尚书正义》以“孔传”为正注,孔颖达等对《尚书》经文及“孔传”进行了疏解,即“孔疏”。《尚书正义》中,“孔传”2409条,“孔疏”疏解“孔传”的1478条。“孔疏”对“孔传”的疏解中,有大量内容是总结《尚书》“孔传”体现出来的训诂义例。传统的“义例”概念有两层意义:一指阐明义理的事例;一指著书的主旨和体例。前者与《春秋》阐发义理关系紧密,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延伸出的更为抽象的释经与训诂条例。“孔疏”释“孔传”之“义例”属于后者范围。训诂学讨论的“义例”有很多范畴,“孔疏”总结的义例只涉及“训诂方法”、“训诂原则”和“行文格式”三个方面的体例,且只涉及这三方面中部分内容。这种总结体现了孔颖达较为明确的疏解理念,也反映出中国训诂学发展到唐代愈来愈清晰的学术诉求:作为经典的训释文字,应向着有固定的体例、有一定的规范的方向发展。一、在训诂方法方面,“孔疏”的总结有二:(一)以“以文证造立训解,为之作传,明不率尔”指出“孔传”中的“引书”训诂方法。此类疏解计212条,指出了“孔传”254处引书情况。通过这一义例的总结,我们可以窥见“孔疏”已经十分清晰地将“孔传”中的“采摭群言,以立训传”当作是一种值得注意并强调的训诂方法。“孔疏”对“孔传”中无明文可寻(即找不到文献出处或证明)的,用“无正训”、“相传为然”、“未知出何书”等术语说明之。(二)以“某声近某,故为某也”指出“孔传”中“声训”训诂方法,计63条。此63条声训反映出的被释字与解释字之间的语音关系,涵盖了“声韵皆同”、“声同韵近”、“韵同声近”、“声韵皆转”、“双声”、“叠韵”等六个方面,几近是全部的语音关系,反映出“孔传”和“孔疏”较为清晰的词汇音义观。二、在训诂原则方面,“孔疏”也总结了两个方面:(一)以“一训之后,重训者少”和“显见可知,则径言其义”指出“孔传”中的“约文”原则。孔安国的2409条传文,计48894字,平均每条传仅20.30字,最少1字。其“辞约义丰”、“要言不烦”的训诂特色独树一帜,正得力于孔安国拟传遵循了“约文”的训诂原则。难能可贵的是,“孔疏”不但总结出这一义例,而且将之运用到“疏”中,将这种原则发扬光大。(二)以“从经为正”指出“孔传”中的“宗经”原则。《尚书》各篇篇首冠有小《序》,小《序》以经文大义略而为文,故小《序》与正经经文偶有重文复句。“孔传”训释此类重复字词句时,不是因小《序》在前就为小《序》下注,而是在后面正经经文中对重复的字词句立传。这种对训诂对象有所选择的体例,孔颖达将之总结为“从经为正”。孔颖达总结的“从经为正”训诂原则,是自汉而兴的“宗经征圣”思想在训诂学上的体现,展示出中国古代训诂学与中国古代经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带有鲜明的中国古代学术所具有的民族性特征。三、在行文格式方面,“孔疏”的总结仍有二:(一)以“数字俱训,其末以一'也'结之”指出“孔传”行文精炼的特点。“孔传”这种行文格式源于《尔雅》,但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又扩展成四种不同情况。“孔传”的发扬光大,使“孔疏”将之确定为一种行文规范。(二)以“传之训字,或先或后”指出“孔传”行文并不机械迂滞的特点。根据统计,就总体而言,“孔传”大多先解释字义再串讲经义,即“训字在先”为主要诠释模式,但“或先或后”的情况也俯仰皆拾。针对这种情况,“孔疏”以“传之训字,或先或后,无义例也”表明了态度,意思是训诂行文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多变,不必恪守某种固定顺序以束缚手脚,有“义例”处守“义例”,“无义例”处不必强作“义例”。综合以上所述,“孔疏”释“孔传”之训诂义例,不但展示出“孔传”的训释思想,更反映出至“孔疏”时代,训诂学家们对训释工作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他们希望摆脱纷繁复杂的训诂模式,希望摆脱经学思维带来的种种束缚,使训诂工作走上正规。《五经正义》作为后代训诂的典范,与“孔疏”对“孔传”的总结并发扬光大,其间的联系显而易见。
【学位授予单位】:扬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H1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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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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