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中所体现的契丹春捺钵文化(2)

　　从很多古诗文中可以反映出契丹春捺钵文化中的政治统治特色。契丹春捺钵之地是处理国家大政的中心所在。虽然辽朝仿照中原设立固定的京都，但契丹王朝的施政中心，是随着巡行的时令、地点而转移的。辽朝皇帝处理国政大事基本上是在捺钵活动期间，“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知道辽朝皇帝在四时捺钵活动期间要处理政事的，这也说明它的政治中心的游动性。在契丹春捺钵期间，在上述的钩鱼、捕鹅活动中，还要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等。据《辽史》记载：“得头鱼，辄置酒张宴”。得头鹅同样要设“头鹅宴”。u副在春捺钵期间，一般要邀请臣服的部落酋长以及宋朝、高丽等国使者，来参加皇帝的“头鱼宴”和“头鹅宴”，宴乐之余，处理国家要事。

　　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庆历中，王君贶使契丹。宴君贶于混融江，观钓鱼。临归，戎主置酒谓贶日：“南北修好久，恨不得亲见南朝皇帝兄。托卿为传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亲授君贶举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万岁寿。但春捺钵期间，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外交，并不总是友好融洽的。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天祚帝混同江头鱼宴与女真酋长阿骨打发生了不愉快。据《契丹国志》

　　载：天庆二年(宋政和二年)春，“天祚帝如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会。

　　适遇头鱼酒筵，别具宴劳，酒半酣，天祚临轩，使诸酋次第歌舞为乐。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视，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阿骨打会钓鱼而归，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称兵”。这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大多数时候辽帝通过钩鱼、捕鹅等活动，加强同其他各部部族以及宋朝、高丽等之间的联系，借以巩固契丹王朝的统治。

　　三、古诗文中所渗透的契丹春捺钵尚武精神

　　在《辽史》中辽代帝王多善骑射，如辽道宗长子浚在七岁时曾跟从父亲打猎，“矢连发三中”，辽道宗夸赞日：“朕祖宗以来，骑射绝人，威震天下。

　　是儿虽幼，不坠其风”。列人《辽史》传记中的名臣大将也都往往善骑射。契丹人具有尚武精神，即使是妇孺也往往长于射猎。正如《辽史·后妃传》所言：“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曾任辽朝丞相的赵延寿，写了一首冬猎诗：“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这首诗中的黄沙漫卷、大雪飞扬，就是松模地区苦寒多风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壮观的狩猎场景的生动描述。据《太平广记》所载，此诗流传很广，“南人闻者，往往传之”。这种表现重骑射、尚武功的狩猎场景在中原是很少能看见的，对中原王朝的汉人来说具有很大诱惑力的。通过发现的墓志及出土的实物，也可以看到契丹民族善征战、尚武的精神。

　　如辽宁阜新发现契丹贵族墓葬出土的墓志：萧仅墓志记载其“武艺身功，兵铃门望”；萧德温墓志记载其“负英雄之志，口彀骑之能”。墓葬出土的铁马蹬、铁剑、铁铃铛、马衔铜饰件等，也是明证。此外辽墓壁画所见的马腹鞍鞯、骑士画像、宝剑等，都是契丹民族尚武精神的体现。这种尚武精神在契丹春捺钵中得到了展现。

　　契丹春捺钵中的骑射，无疑起到很好的练兵习武作用。“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这种围猎的场景在契丹春捺钵中也应该时有发生。据吉林省考古工作者2009年l1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吉林省西部发现了四处辽代行宫春捺钵遗址群，其中乾安县文物管理所在遗址群发现了上千个土台基，最多一处发现土台基500余个，延续范围近4公里之长。

　　土台基中有圆形、长方形，其中最大的圆形土台基直径长达30米、高约1．5米。这些台基很多是出于当年湖泊水位线附近，正符合辽代契丹人近水而渔猎的习俗。 这次发现不仅证明了契丹春捺钵故地区域所在，也反映了契丹春捺钵所具有的配合防卫与战斗的作用。纵观古诗文不难看出：契丹春捺钵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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