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

发布时间：2020-11-17 03:13

　　 文学与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种独特而显著的文化现象。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高耸的山峰,其文学活动一直都与现代传媒不可分离地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正是文学与传媒“同构”与“共生”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最好注脚。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晨报》副刊在新文化运动由高潮转向落潮的关键时期,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与影响,是当时任何一家传媒都无法比拟。《晨报》副刊“黄金时期”的辉煌成就始终离不开周氏兄弟的积极参与与扶持。周氏兄弟在积极参与与扶持《晨报》副刊的过程成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场”,开展自己各具特色的文学活动,并最终以独一无二、个性彰显的文学实绩与文学建树,成功地从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众多文化领袖群像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五四”新文学最耀眼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双子星”,奠定各自在现代文学版图的应有位置。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同构”与“共生”的历史与事实,不仅为我们完整理解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提供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创造重新理解与阐释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为当代文学与传媒的健康发展留下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论与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指出选择研究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与理论依据。从把现代传媒(以报纸杂志为主要代表)视为作家的“文学场”的理论视野出发,论述研究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互动关系的目的与意义;回顾历史文献,总结研究现状。将周氏兄弟的文学活动放置于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发展格局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与现代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意义。正论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探讨《晨报》副刊成为周氏兄弟“文学场”的内外因素。一方面,以梁启超、蒲伯英等为领导核心的研究系在政治活动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决心退出政坛,转入文化活动领域。这使得《晨报》及其副刊率先赞助“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研究系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与舆论权威。《晨报》副刊的办刊定位与发展基调为周氏兄弟选择进入与对其进行改造,提供理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青年》集团因为内部矛盾、分裂与外部反动势力的迫压而面临风流云散的命运,作为《新青年》轮值主编的李大钊适时转战与改革《晨报》副刊,使得周氏兄弟真正地登堂入室、“走进”《晨报》副刊成为现实。第二章回顾周氏兄弟探寻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的历史进程与艰难步履,这是周氏兄弟选择进入与改造《晨报》副刊的内部动因。周氏兄弟从留学日本时期筹办《新生》杂志开始,就梦想拥有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但是经过《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直到《新青年》逐渐分裂与转向,周氏兄弟都未曾完全彻底地实现最初的夙愿。周氏兄弟不得不继续探寻与前进的脚步,而在李大钊、孙伏园先后主持下的《晨报》副刊无疑成为周氏兄弟开辟“文学场”的最佳选择。第三章和第四章重点研究周氏兄弟积极建构“文学场”的具体过程与多种维度。周氏兄弟通过为《晨报》副刊命名(此处特指鲁迅)、指导《晨报》副刊发展、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初步塑造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发起与组织文学论争与批判、培养文学新人、形成文学团体、引导读者阅读与培育读者的新型审美趣味等具体的文学活动与实践,成功开展各自的文学活动,极大推动“五四”新文学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确立自己在新文学领域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贡献。第五章旨在分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分道扬镳的详细过程与复杂原因。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在紧密携手发展五年多,缔造双方的辉煌成就后,周氏兄弟不得不在1924年10月无可挽回地面临退出“文学场”的历史命运。随着中国时局动荡的不断加剧,各种反动势力益加猖獗,《晨报》副刊在研究系核心人物刘崧生、刘勉己的主持下逐渐地转向,背离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初衷与轨道,丧失蒲伯英、孙伏园主持时期坚持思想自由与理性批判的办报精神与宽容空间;与此同时,周氏兄弟经过十几年的不断积累与发展,在学问、同志、资本、时间、读者、编辑出版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都已具备独立开辟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的自信、能力与条件。与逐渐转向反动的《晨报》副刊彻底分道扬镳,开辟全新的“文学场”成为周氏兄弟的必然选择。周氏兄弟也在《语丝》的“文学新场”上又一次成为“新文坛双柱”。结论部分主要阐明现代传媒并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发布平台,仅仅承担传播文学作品的单一功能,它在真实呈现作家身处其中的复杂外部世界、激励与同构作家的文学创作、塑造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形态、推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组织文学争鸣与论争、培养文学新人、集结文学队伍与社团、增强成名作家的文学声誉、吸引文学读者与引导读者的阅读审美趣味等多个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仅仅把现代传媒作为文学传媒看待,并不能完全展现它与作家文学活动关系的全体面貌与多样特征,只有把现代传媒看作作家以其为联系纽带从而开展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场”,才能准确把握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同构”与“共生”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携手发展、相互成全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经验,必将为我们全面理解周氏兄弟“五四”时期完整的文学活动图景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
【学位单位】：兰州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7
【中图分类】：I206.6
【文章目录】：
摘要
abstract
绪论
第一章 外部条件：《晨报》副刊倡导新文学的动因
    第一节《晨报》副刊历史溯源与内部革新
    第二节《晨报》副刊与蒲伯英的历史贡献
    第三节《晨报》副刊与梁启超的文学观念
    第四节 “五四”文学革命与外部文学生态
第二章 内部动力：周氏兄弟对文学场的上下求索
    第一节 周氏兄弟的初步尝试与《新生》的“未生”
    第二节 周作人的沉潜积累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
    第三节 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相互成全
第三章 “一片崭新的文学场”：鲁迅与《晨报》副刊
    第一节 耀眼的呈现：鲁迅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表
    第二节《阿Q正传》：“同构”与“共生”最成功的典范
    第三节 纸上的论争：鲁迅杂感写作与社会批评
    第四节 “凶猛的闯将”：《晨报》副刊与文学新人
第四章 “自己的”文学场：周作人与《晨报》副刊
    第一节 周作人的贡献与“黄金时期”的《晨报》副刊
    第二节《自己的园地》与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及转变
    第三节 读者观念与周作人的表达方式及文章特色
第五章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双向选择”
    第一节 周作人与被低估的“小半件”旧事
    第二节《我的失恋》与周氏兄弟的无声退场
    第三节 分道扬镳是“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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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87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