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学交叉学科的范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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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学交叉学科的范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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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30  张晓刚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艺术学①形成独立的学科建制以来,学界对艺术学与相邻学科相互渗透所形成的交叉学科均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视之为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议题②。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了对具体的跨学科实践行为进行必要的理论思考和甄别,客观上也造成了我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分支随意添列、范式混乱的局面。这正如凌继尧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有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符号学,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艺术考古学,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价值学,艺术传播学,艺术伦理学,艺术比较学,等等,如此列举下去,这种交叉学科会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之多。这使得艺术学这一学科的外延越来越大,研究也越来越庞杂。”[1]
   
    诚然,我们承认在具体的艺术研究实践中,如对某件艺术作品、某位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乃至艺术风格流派的研究等,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乃至教育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横向移植”和“越界”行为已变得越来越频繁,成为艺术学前进的动力。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已越来越为艺术研究所倚重。但另一方面,在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向艺术学领域渗透、交叉、融合的同时,我们必须对这种学际沟通行为本身保持足够的警醒,设置最低的学科准入门限(即坚守学科壁垒),做到既向相关学科开放,最大限度地汲取相关学术资源,同时又不能无限泛化,丧失自身的学术立场和准则,泯灭掉学科的独立性。因为,如果我们不坚守相应的学科壁垒,那么,新生的艺术学就很有可能为其自我泛化乃至无限膨胀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将直接消逝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汪洋大海中,为早已成熟的相邻学科所同化或取代,而根本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要解决上述学科操演和理论规范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科学学中的范式(paradigm)建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思路。对于一门具体学科来说,范式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整体,是“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2]9一门学科范式的建构可细分为观念层面以及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3]。作为艺术学主体学科③与相邻学科之间知识对流、模式组合、方法碰撞的产物,一门艺术学交叉学科必然要经历观念层面和社会建制(社会运作)层面的双重建构,由此建立起一系列立足于交叉领域的概念、命题、方法以及评价标准等,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并由稳固的学术共同体来传承和推进。这样它才能名正言顺地进入艺术学体系的子学科系统,成为艺术学家庭之一员。
   
    一、系统对象的客体———艺术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首要条件。艺术学的交叉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正在于它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艺术作为与人类精神世界紧密联系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和人类文化一样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①,必须多学科交叉研究才能透视这个奇妙玄幻的艺术世界。
   
    总体而言,对艺术世界的研究大致存在着两种思考路向:一种是侧重于静态地呈现艺术世界的“要素论”,如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艺术四要素”说试图从作品、世界、艺术家、欣赏者四种因素来揭示这个艺术世界内部结构的隐秘性和复杂性[4]5-6。虽然其揭示出西方艺术理论史中先后出现的模仿说(作品对世界的反映)、实用说(欣赏者对作品的解读)、表现说(艺术家对作品的心灵外现)、客观说(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等四种理论类型,但每种理论类型又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艺术世界其他因素的遮蔽。另一种则是从艺术世界的动态过程来考察的“活动论”,如前苏联艺术学界就将艺术视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的艺术活动系统,艺术四要素在艺术活动中被有机地联结为一个整体。卡冈还指出,艺术学客体(“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的艺术活动过程)是一个“系统对象的客体”,它其实包含有各种科学的研究对象成分。这些成分作为艺术活动的不同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阶段等,“彼此联成统一的系统,由此,研究它们的一组科学成为科学的系统,每一种科学在这种系统中占据受到规律制约的位置,因此同其他科学处在得到严格规定的相互关系中。”[5]74
   
    应该说,“要素论”和“活动论”从静态呈示和动态历程两个维度揭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变动性以及开放性等特征。斯托洛维奇则进一步吸收了前两者之长,一方面对艺术活动所处的社会活动系统进行考察,认为其把产生于形形色色的主体-客体关系和个性-社会关系“力场”中的各种人类活动联成整体[6]17,诸如认识活动、改造活动、教育活动、评价活动、交际活动、游戏活动等。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他又对这些活动进入到艺术作品内部所形成的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予以揭示,得出艺术结构的图表模式。“这种模式直观地表明,不能把艺术归结为某一个方面,无论归结为形象还是符号,形式结构还是心理学。艺术作品联合各种特征,是对现实的认识反映和评价,是物质结构和特殊的符号系统,是个性独特的、不可重复的精神世界的表现和一种社会现象,是游戏和教育作用的一种手段。所有这些特征系统地相互联系,它们是在整体上不可分割的艺术作品的不同方面。”[7]22
   
    笔者认为,斯托洛维奇的艺术结构模式论为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哲学支撑。它表明,多种人文社会科学②介入到艺术学的研究是由艺术结构的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所决定的。因为任何单一的学科(包括艺术学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等艺术学主体学科)都不可能穷尽艺术世界的复杂结构所展现的多重特征和规律。艺术学交叉学科立足于艺术世界内部结构的某个层面、部分、因素和阶段等,能够填补艺术学主体学科的不足,更可细致全面系统地完成艺术学的研究任务。因此,艺术学交叉学科之存在是出自艺术学研究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外部学科的强行嫁接或是艺术学外溢到相邻学科的“跨界”行为。这就决定了艺术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是艺术学的,而非相邻学科的。它们属于艺术学的边缘学科,而非无关于艺术学的外部学科。具体来说,对艺术世界这个“系统对象的客体”的研究包括如下艺术学交叉学科:
   
    在“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系统中,无论艺术创作还是艺术知觉都是特殊的心理行为,作为心理学过程,需要艺术心理学来展开深入研究;同时它也是符号学过程,因为艺术创作旨在向人们传递特殊的艺术信息,并有独特的存储系统(创作向艺术作品的转化)和解码机制(在艺术知觉中对作品语义的阐释),因此艺术符号学研究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艺术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艺术语言,并以此区别于艺术学原理、艺术批评和艺术心理学的对象。
   
    此外,“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只是划分出艺术所以产生、存在和发挥功用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系统的某种部分(属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它在社会文化中的体制组织形式是“艺术生产———艺术价值———艺术消费”。后一个系统是艺术活动所归属的艺术文化,艺术文化是艺术文化学研究的对象。社会与艺术文化联系的组织方面是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同样在社会文化系统中来研究艺术的还有艺术人类学,区别于艺术文化学和艺术社会学的是,它以跨文化、整体观、文化相对主义等独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关注艺术的全球性和全人类性,并对传统艺术学在地理空间、时间历史和社会分层上对艺术研究划定的疆域予以重新确认,以“展示艺术与人类、与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纠缠中的种种关系,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艺术,认识艺术中的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本质表现。”[7]显然,艺术人类学极大地拓展了传统艺术学的研究疆域(多集中于欧洲中心的、文明社会的、精英阶层的艺术研究),更为具体深切地揭示了艺术和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
   
    当然,随着社会和艺术的发展,会出现新的研究艺术的学科。然而,这种新学科仍然有机地处在艺术学学科体系中。例如,教育部近年来非常重视高校非专业的艺术教育。为了提高艺术教育的效果,需要艺术教育学对之进行研究。艺术教育学的产生既是现实的需要,又是由艺术学研究对象的结构所决定的,社会与艺术文化联系的教育方面正是艺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而社会文化环境对社会艺术生活的制约和管理问题,在当前我国艺术文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提出了建立艺术管理学的客观要求;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艺术文化的社会传播机制、艺术品市场的经济运行规律等凸现出来,相应地产生艺术传播学和艺术经济学来研究它的需要;艺术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活动,自然需要恪守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基本准则和规范,而一些所谓的前卫艺术、试验艺术不断挑战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的实践客观上更加剧了建立艺术伦理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总之,艺术的某个主要层面决定了研究它的某种学科存在的必要性。这样,艺术的总结构决定了研究它的不同层面的学科的存在。在艺术的结构和研究艺术的学科群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在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艺术结构中的某个层面往往会因具体的社会语境而凸现出来,从而增强了建立某种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紧迫性。这反映了社会语境对艺术学交叉学科范式的牵引作用,但这种源自外部的需求首先是要和艺术的内部结构契合才能实现。每种学科对艺术结构的某个方面、层次或部分的研究形成特定的研究对象,承担着特殊的研究任务,同时这些学科又共同构成了科学的系统,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且每门学科对艺术科学体系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们既相互补充,又不相互重复。这构成了艺术学交叉学科范式建构的本体论基础。
   
    二、研究方法的适应性和互补性
   
    一门学科的独立是同它特殊的研究对象相联系的,同时,一门学科的发展也是同它的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相联系的。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适应性关系。艺术学研究对象结构的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的特征决定了多种学科尤其是特定学科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在艺术学交叉学科群中,那种来自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诸如心理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早已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经过实践的检验,充分证明了是认识各自对象客体的有效工具。自然,在艺术心理学、艺术符号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研究中,横向移入心理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不仅显得必要而且毋庸置疑。方法和对象的契合、一一对应是产生一门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必要条件。比如,艺术心理学对艺术创作心理和接受心理的研究如果不采用现代心理学方法如调查法、问卷法、心理测试法等来深入把握研究对象的特征和规律,而仍单纯依赖抽象思辨、主观内省等传统研究方法就不但显得粗糙,而且很让人怀疑艺术心理学的名号是否货真价实。同样,艺术社会学不能没有调查统计、数据分析而仅靠对艺术和社会关系的抽象思辨即得出结论,艺术人类学也不能离开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特殊方法的运用,艺术符号学则需要对艺术语言的精微分析等。从这个角度而言,源自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向研究艺术学客体的某个层面中的移植、辐射、聚合,是一门艺术学交叉学科在艺术学科学系统内得以确立并以此区别于其他交叉学科的必要前提。
   
    这里各种科学方法对艺术本体存在着适应和被改造的关系。科学方法在具体的学科交叉研究中的移植、辐射、聚合等,其目的并不是搜集艺术材料作为说明一般科学规律的例证,比如一般心理学规律,或者一般社会学规律,或者一般符号学规律、人类学规律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研究作为某种心理学客体的艺术,符号学研究作为符号学形成物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作为社会文化设制的艺术等,都是对艺术活动的非特殊分析。而所谓的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则是力图揭示这些一般规律———心理学规律、社会学规律、符号学规律等———在艺术活动中的特殊折射,即艺术学对艺术感兴趣,首先不是把它看作为心理学客体或者符号学客体,而是专注于艺术心理学的特征、艺术交际的本质等。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学开始和心理学、或者符号学、或者社会学、或者人类学辩证融合,一门横跨艺术学和相邻学科的新学科如艺术心理学、或艺术社会学、或艺术符号学、或艺术人类学才得以产生。在这一过程中,对科学方法的艺术学改造恰如奥地利艺术心理学家埃伦茨韦格所言:“惟一正确的结论并不是把违反心理学基本原则的艺术家批评一遍,而是修正心理学的原则,使之服从艺术的事实。”[8]421
   
    而这自然引出相邻科学研究方法与艺术学方法的互补关系。即前者在进入艺术学领域后较之原先所做的调整和适应,使得它们和艺术学方法按照特定的研究命题在彼此组合消融的过程中,形成优势互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彼此有限制。传统的艺术学方法(描述法、历史方法、历史比较方法、历史文化方法、思辨方法等)和艺术学利用的其他科学的方法应被看作为具有不同的科学权限的方法。这时执行对艺术的解释功能的不是艺术本身的外在概念手段如社会学、心理学和符号学等等的概念手段,而是真正艺术学的概念手段。正如前苏联艺术学家齐斯所指出,在艺术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中,不仅应该利用其他科学的原则和材料,艺术学分析的工具不仅应该得到丰富,而且应该根据艺术学本身的传统把这些原则、材料和工具加以提炼。也就是说,其他科学的方法在与艺术学方法的互补关系中,处于隶属地位。艺术学交叉学科的现实意义表现为,“各种方法、各种科学的工具消融在艺术学中,艺术学是使研究艺术的各门科学形成系统的核心”[9]231。
   
    在围绕艺术学本体展开的学科交叉研究过程中,科学方法论也承担着自己的特殊任务:确定某种方法在整个艺术学研究中的地位,表明和限制它的作用范围,如果这种限制是必要的话,以及预见把这种方法绝对化或者片面运用的可能后果。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扩展了艺术学理论工具。不同的科学方法在艺术学研究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它们运用的领域也不同。重要的在于保持历史形成的传统和新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平衡,保持艺术学研究独特的学术品质。这正是多元主义方法论(Pluralism)的精髓。多元主义方法论反对将任何一种方法和方法论思想绝对化,它认为,任何方法和方法论思想都有一定的作用,又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方法论之间的互补效应决定了在该问题上最宜采取一种宽容的精神和开放的态度,反对方法论上的排他性和绝对性[10]。
   
    三、学科操演中问题域的形成
   
    如果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只是为艺术学交叉学科范式得以成立提供了理论可能性的话,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在具体的学科操演中演变为现实可能性。
   
    一门艺术学交叉学科能否确立或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构建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关键在于能否从艺术学视野中确定自己独特的“问题域”。问题域是一门学科主要关注的问题领域,也是一门学科思想和知识的集中体现。它贯穿于科学认识过程的始终。一门学科是否充满着生命力,就看它是否发现并提出大量的问题,没有问题的学科则预示着其独立发展的衰亡或终止。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提出新问题并加以解决的历史。
   
    每一门学科研究都有其专有的问题域。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求解则构成了本学科发展演化的历史形态,并凝定积淀为一套独特的学科语言,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以及这些概念、范畴、命题的运动和联系来揭示本学科特有的规律。正因此,它才区别于相关学科,拥有合理设置和可识别的学科边界。
   
    艺术学交叉学科产生于艺术学与相邻学科间的“缝隙处”。在这个交叉地带,既是传统学科力量最为薄弱处,又是新学科大显身手的好地方。传统的艺术学研究如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可能无法触碰到艺术结构中的某个细微层面,因而不可避免地留下“空白点”和难解的谜团。在对艺术学对象的剖析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将触角伸入到艺术世界的内部,由此形成渗透、发生交叉,其交接处正是传统学科研究的空白地带,从而产生出新的“生长点”和“再生核”。“今日的‘学科际’,就是明天的‘学科’。”[11]133由问题域所框定的艺术学交叉学科场域可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考察其特征。
   
    首先从历时性维度看,艺术学交叉学科问题域具有动态演化的发展性特征,即其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过学术累积而成。一门交叉学科的对象和方法的相互适应、叠加和交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一个反复磨合、甚至激烈交锋方能积淀的复杂过程。只有在具体的学科操演中,它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反复锻造,从前学科迈向常规学科。这充分说明某种交叉学科不是出自某个人的主观臆造,而是需要坚实的实践品格。这种实践品格一方面通过某个历史时期的核心研究问题体现出来,并在不同学术流派的相互竞争和持续发展中加以明确,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2]544另一方面,它也在不同历史时期本学科内部的问题转换中得到发展和深化,折射出本学科热点迁移的动态轨迹。
   
    比如艺术心理学,围绕着艺术创作心理和接受心理,艺术心理学研究者们开垦出一个个处女地:费希纳所开创的艺术研究中“自下而上的”实验心理学路线,移情论对艺术体验的深刻阐释,心理分析派对个人无意识的开掘,原型批评对集体无意识的探险,格式塔心理学对知觉完形的分析,瓦尔堡学派的图像学研究,等等,无不浸透着研究者们对艺术心理这个崭新的艺术学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通过他们的劳动,艺术活动中的感觉、知觉、想象、理解、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和气质、性格、天才、灵感等心理奥秘方才昭然若揭,艺术心理学才在艺术家心理、艺术创作心理、艺术作品心理和接受心理等领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研究领地。而这些问题都是传统艺术学所无能为力的。艺术社会学也表现出这样的规律,以法国波尔多学派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艺术社会学,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理论批判的艺术社会学,还有吕西安·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艺术社会学以及前苏联等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等的流派纷呈和竞相推动,使得艺术社会学也逐渐圈定了艺术生产社会学、文本社会学、观众社会学等学术场域。其研究范围广泛涉及艺术活动的社会机制包括艺术的社会过程、社会组织、社会管理,以及艺术文本各个层面所体现的社会学问题,如叙述、视觉形象、摄影角度等艺术因素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特点,以及社会的政治、道德和审美倾向等,乃至观众的接受问题,诸如观众的特征、分类、趣味的演变,一般接受模式以及相应的接受设施,“文化资本”在接受中保证一定社会集团认同实现的功能等。艺术社会学由此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学学科地位。艺术符号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等交叉学科的独立也莫不如此。
   
    其次从静态的共时性维度看,对艺术学交叉学科问题域的探讨又凝定为一套逻辑严密、自成体系的学科语言。“学科语言是一种专业性科学语言,它是本学科用来认识客观世界并最终借助它将所获取的认识成果进行表征的工具,是学科范式重要组成部分。”[13]其具体表现为一门学科独特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系统以及它们之见的区别、关联和转化。
   
    范畴作为一门学科最基本、最一般的概念,是认识之网上的纽结,也是一门学科的中心。一门缺乏范畴作为支撑的学科,“就难免是一盘散沙或是一架干枯的骨骼”[14]656。
   
    艺术学交叉学科的范畴既有源于解决学科问题的原创性概念,但更多地表现为对相邻学科范畴的借用和改造。因为艺术学本身的发展水平较低,所以在交叉学科研究中向水平较高的学科借用成熟的概念就成为首选。比如艺术社会学中的“艺术生产”、“艺术消费”、“文化资本”就借用了社会学、经济学中的概念,艺术符号学中的能指、所指、情感符号等源自语言学和符号学。当然这种概念的借用和互用往往扩展了视野,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和迁移,以适应新学科的需要,并拉动了低水平学科的分析水平。命题是展开了的概念,是对本学科范畴的内涵、特征,各范畴间的彼此关系及运动规律的揭示,反映了一门学科思想的逻辑表达水平。构成一门学科的命题有核心命题以及由此生发、延展开的相关命题。前面我们提到的对一门艺术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判断就属于该学科的核心命题,其他命题正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些范畴、命题最终在具体的学科操演中形成一个立体的、纵深交结的网络结构,有力地勾勒出本学科研究的问题域并使之明晰化、定型化。这也意味着一门交叉学科在观念层面建构的完成。
   
    四、学科制度结构对学科范式的巩固和强化
   
    与上述交叉学科对象、方法、问题域等学理性及实践性建构相对应的是,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的规范也是衡量艺术学交叉学科范式的重要标准。这构成了艺术学交叉学科范式建构的社会学基础。有学者称之为“学科制度结构”,认为它包括四类基本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15]
   
    在笔者看来,在学科制度结构的社会学要素中,最为关键的是科学主体建构,也即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学术共同体是按照学术领域自然形成的学者群体,是通过学术内部的学术生产机制(如学术争鸣、学术交锋、学术讨论)而形成的共同体。”[16]学术共同体以学术事业和学术发展为纽带连接学者、集合学者,是自发形成的,同时也是开放的,不存在排斥其他学者和学术垄断等问题,也不存在学术之外的复杂利益。
   
    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标志着研究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特定学科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指标。“通过他们诚实有效的创造性劳动,特定学科在经验材料和理论建构方面逐渐积累丰富的材料,一种新的学科认同和职业身份或角色,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同时在学者心智中呈现出来。”[15]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学科制度结构的其他要素如研究机构、学术交流网络、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流通及基金资助等才能一一展开和进行。否则,一切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对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而言,学术共同体的出现尤显重要。因为其涉及多学科领域,必须集合多种学科的研究力量才能解决学科交叉中产生的各种复杂问题,任何单一学科知识背景的学者都难以独立胜任。而当前我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力量几乎清一色来自美学文艺学阵营,缺乏相邻学科的学术训练,这正是导致这些学科难以与艺术学主体学科以及美学文艺学划清界限的重要原因[17]。
   
    从学术共同体的现状看,中国文艺心理学学会、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等学术机构的成立都极大地推动了这些交叉学科的人才聚集、学术交流、成果创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我国有着深厚的艺术社会学学术传统,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队伍,在人才培养方面已有文艺社会学方向的研究生,应该说比较成熟。相对而言,艺术符号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伦理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尚缺乏稳定的学术组织和研究队伍,只能由少数研究者在单打独斗,跟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而现实形势是如此紧迫,亟待我们加强研究力量,去解决这些艺术学交叉领域随着社会实践发展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学科对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而当前的这些艺术学交叉学科建设显然需要突破现有的制度樊篱,从观念、体制、人才培养各方面入手,进行合理的学科规划,改革和完善现行学科体制,构建交叉学科研究组织,加大专项研究资助力度,推动研究者的跨学科交叉学习[18]。
   
    针对我国艺术学交叉学科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关键是培养具有多学科知识、素质与合作精神的人才。而培养这样的人才需要紧紧地与研究活动结合在一起,采取新的教育手段和机制,消除传统学科观念和学科思维所导致的隔阂,鼓励研究者学习相邻学科的知识,培养起交叉研究的自觉意识。这既需要培养交叉学习的内在乐趣,又要提供一定的外部激励。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艺术学交叉学科范式建构过程中,其表现为对艺术学体系总体性建构的组成部分的特征。在艺术学交叉研究的不同学科范式中,它们彼此间的转换呈现为一个层累性结构,即作为人文科学的艺术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范式转换,虽然其间也有思想突破的意义,但后一范式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对前一范式的彻底之否定或推翻,而只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人们的认识,从而带来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这样的学科促进意义。也就是说艺术学新学科产生之后,并不是完全取代以前的学科范式,也不意味着以前的学科范式已经过时或不再适用,它仍然是艺术学层累结构中的一级,而且,在这一层累结构中并不存在高下之分,而只是问题意识和观察角度不同,所使用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不同,同样具有艺术学理论建构的认识意义。艺术学理论正是这样一层一层被推向深入,逐渐发展、丰富、完善着艺术学体系的总体结构。艺术学交叉学科在研究范式上,存在着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存在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这充分说明,每一门艺术学交叉学科都参与着艺术学体系的建构,成为艺术学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历史与理论研究”(09YJC760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晓刚(1970—),男,安徽巢湖人,艺术学博士,巢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学原理。
   

   来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

网站编辑：钱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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