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士大夫”的发现

发布时间：2020-05-20 20:18

【摘要】： “五四运动”的高潮退去以后,周作人发现,旧有的一切少有改观,唯一兴盛的是各种新名词。也就是说,本是旨在“反抗自己”的新文学运动仅仅落在了“语词”的层面,其结果是一批新名词的习得者的出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传统”毫无二致,却俨然以“新人”自居;而仅仅落在“语词”层面的“新思想”反倒成为了他们牟利的工具。所以,当“革命文学家”出现的时候,周作人会问:“民众”是否也只是他们的招牌?心存警戒的周作人一面提醒“革命文学家”:在中国,“民众”并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们一直沿用上一阶级,即“士大夫”的思想;一面返身进入“传统”之中去察看“士大夫”的思想和感情的真相。通过对“传统”的梳理,周作人指出,“士大夫”思想的根本是八股文章和道学思想。具体地说,前者指的是善于取巧变化之八股的精神,后者指的是专为权威张目之三纲的精神,二者结合起来,即是中国社会动乱的原因。真正的“道”(即“人之道”)当出于对人情物理的深切的体察,看到了这一点的周作人反问自己:“五四”时期我们所高谈阔论的一切是否都出于对人情物理的体察而不是在做八股文章?从此,他决意不再做一个“呼喝鞭策者”,而是努力地去做一个人情物理的体察者,这就是为我们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周作人始于1924年前后的“转向”。他对于凡民的俗信背后真实的生命的悉心体察即是这一“转向”的反映。周作人的“转向”也在他的文章上反映出来,那就是他对于文章的要求:“从琐屑下手”和“以不切题为宗旨”。之所以提出“从琐屑下手”,是因为周作人看到了“琐细事”里有着真实的生命,而这些生命原来是为一心“载道翼教”,不屑于记录“琐细事”的文章传统所忽略的。忽略“琐细事”的文章传统不仅漠视普通人的生命,而且逐渐失去了面对“真实”的能力。反过来看,“从琐屑下手”的作文要求里有着周作人对于“真实”的追求和对于平常人的生命的呵护。了解了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关注每一个人的生命,无论它是多么地普通。之所以提出“以不切题为宗旨”,是因为周作人发现了“切题”的古文(即“道统文学”)其实道理空疏的真相。“道统文学”只是出于对题意的揣摩(即“载道”),而不是出于对人情的体察(即“言志”),所以它道理空疏;道理空疏,只好装腔作势,反映在“文章”上,就是文章被做得斐然可观。相反,如果不是绕着题目做文章,即不“切题”,而是将自己对于人情的体察说出来,那么,文章就会显得平淡自然。了解了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周作人在“平淡自然”的作文境地里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他追求的是博大的人情。可见,周作人对于“文章”的要求都是出于对可能扎根于自己,及所有中国人身上的古文传统的警惕。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在“技巧”的层面上讨论周作人的“文章”,恐怕将失去一个和周作人一样的正视自身的契机。当我们用诸如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启蒙与文学的矛盾等诸多矛盾来概括周作人以及“五四”新文学的时候,在我们这样的概括里,其实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在我们看来,黑暗全是外在的,“自我”自足而完美。可是,周作人的“个人主义”的“个人”却并非如此,它首先意味着“知耻”(“耻”指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士大夫气”);而只有“知耻”的“个人”才能沟通“人类”。前面说到,“现代文学”给每一个生命以意义,现在,更可以说,“现代文学”之所以有这样博大的爱心,是因为它首先能“知耻”。反过来,当我们自以为自足而完美的时候,是隐藏着“革(他人,也包括自身的)命”的可能性的。周作人“士大夫”的发现对于我们的意义是:正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士大夫气”,并且,努力地去挣脱。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8
【分类号】：I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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