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
发布时间：2021-01-24 15:07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CNKI数据库中民族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核心期刊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可视化分析,绘制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热点的聚类图谱及热点词演进趋势图谱,并从年代、作者及机构等方面进行了数据解读。通过研究能够直观、清晰地得出我国民族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研究现状和不足。针对研究方法单一,视角单一以及研究不成体系等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可为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文章来源】：民族学刊. 2020,11(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作者共现局部图(阈值为0)
通过机构合作情况可知某一领域的研究力量分布。借助研究机构合作图谱(图4)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发文量最高的机构，共发表论文16篇，并与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等形成了合作网络。其次，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是发文量比较多的机构，他们是目前国内关于民族语言规划与政策的主要研究机构。这些机构除了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外，都与国内其他机构形成了合作网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及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分别与其他机构形成了比较大的合作网络，但是这些主要研究机构之间并没有形成合作。从机构的合作研究情况看，各个研究结构的合作交流力度不够，有待提高。三、民族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与演进趋势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揭示该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共词分析法利用文献集中词汇对或名词短语共同出现的情况，来确定该文献集所代表学科中各主题之间的关系。本文设置阈值Top N=50,Top N%=10，得到网络密度为0.0081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网络节点488个，边数957条。其中节点数就是图中关键词个数，边数是关键词之间的连线数。图中圆圈标志的大小代表关键词频次，频次越大，圆圈越大。连线的粗细代表紧密程度。如图5所示，“语言政策”节点最大，频次为89，说明语言政策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与搜索的主题也是相符的。其次出现次数较多的是“语言规划”“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语言”“双语教育”“语言教育政策”等，频次分别为35、20、15、14、12。另外，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是对节点在整个网络中发挥作用大小的度量，一个节点的中介中心性越高，其在网络中的连接程度就越强，影响力越大[5]。如果节点的中介中心性≥0.1，说明它是关键节点。经统计可得排名前6的关键词和中介中心性(见表2)。一般来说，频次越高的关键词，中心性也较高。但也有例外，如关键词“少数民族”的频次高于“少数民族语言”，但前者中介中心性略低于后者。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基于Citespace的中国空间句法研究态势的可视化分析[J]. 李英杰,段广德,胡晓龙,闫晓云,金娟,郝思文.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03)
[2]中国语言政策研究七十年[J]. 周庆生.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6)
[3]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七十年[J]. 周庆生. 民族研究. 2019(02)
[4]国内外绿色创新研究进展与热点——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 肖黎明,肖沁霖.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09)
[5]国际语言景观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J]. 孔珍.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2)
[6]论国家层面语言政策制定对国内民族团结和睦的影响——以乌克兰为例[J]. 李发元.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09)
[7]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语言政策动力[J]. 张学强,张军历.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08)
[8]基于普赖斯定律和综合指数法的核心著者测评——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为例[J]. 宗淑萍.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6(12)
[9]科学理智地深入开展濒危语言保护的研究[J]. 戴庆厦.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3)
[10]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J]. 黄行,许峰. 语言文字应用. 2014(02)
本文编号：2997458
【文章来源】：民族学刊. 2020,11(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作者共现局部图(阈值为0)
通过机构合作情况可知某一领域的研究力量分布。借助研究机构合作图谱(图4)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发文量最高的机构，共发表论文16篇，并与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等形成了合作网络。其次，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是发文量比较多的机构，他们是目前国内关于民族语言规划与政策的主要研究机构。这些机构除了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外，都与国内其他机构形成了合作网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及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分别与其他机构形成了比较大的合作网络，但是这些主要研究机构之间并没有形成合作。从机构的合作研究情况看，各个研究结构的合作交流力度不够，有待提高。三、民族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与演进趋势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揭示该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共词分析法利用文献集中词汇对或名词短语共同出现的情况，来确定该文献集所代表学科中各主题之间的关系。本文设置阈值Top N=50,Top N%=10，得到网络密度为0.0081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网络节点488个，边数957条。其中节点数就是图中关键词个数，边数是关键词之间的连线数。图中圆圈标志的大小代表关键词频次，频次越大，圆圈越大。连线的粗细代表紧密程度。如图5所示，“语言政策”节点最大，频次为89，说明语言政策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与搜索的主题也是相符的。其次出现次数较多的是“语言规划”“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语言”“双语教育”“语言教育政策”等，频次分别为35、20、15、14、12。另外，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是对节点在整个网络中发挥作用大小的度量，一个节点的中介中心性越高，其在网络中的连接程度就越强，影响力越大[5]。如果节点的中介中心性≥0.1，说明它是关键节点。经统计可得排名前6的关键词和中介中心性(见表2)。一般来说，频次越高的关键词，中心性也较高。但也有例外，如关键词“少数民族”的频次高于“少数民族语言”，但前者中介中心性略低于后者。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基于Citespace的中国空间句法研究态势的可视化分析[J]. 李英杰,段广德,胡晓龙,闫晓云,金娟,郝思文.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03)
[2]中国语言政策研究七十年[J]. 周庆生.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6)
[3]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七十年[J]. 周庆生. 民族研究. 2019(02)
[4]国内外绿色创新研究进展与热点——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 肖黎明,肖沁霖.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09)
[5]国际语言景观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J]. 孔珍.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2)
[6]论国家层面语言政策制定对国内民族团结和睦的影响——以乌克兰为例[J]. 李发元.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09)
[7]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语言政策动力[J]. 张学强,张军历.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08)
[8]基于普赖斯定律和综合指数法的核心著者测评——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为例[J]. 宗淑萍.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6(12)
[9]科学理智地深入开展濒危语言保护的研究[J]. 戴庆厦.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3)
[10]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J]. 黄行,许峰. 语言文字应用. 2014(02)
本文编号：2997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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