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范化”对文学语言的影响

  本文关键词：中国当代语言本体规划研究——从语言规划形成机制的角度，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摘要：所谓文学语言就是经过加工处理的书面语言，而当代文学语言作为一种书面语，是以普通话为语言规范的，其语音、词汇、语法等必须遵循普通话的语言规范。当代文学语言不仅继承了有用的文言成分，同时也吸取了有用的方言成分和外来语的养分，基于此，当代文学语言得以发展，但是，语言规范化对当代文学语言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当代文学语言；语言规范化；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代文学语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一方面包括文艺作品语言，另一方面也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语言。对于文学语言来说，其形成不仅依赖于书面语，同时也具有科学报告、答记者问等口头形式。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凡是符合文学语言规范的，通常情况下，都是口头形式的文学语言。无论是书面上，还是口头上，文学语言主要是服务于民族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语言的发展。可以说，语言规范化与当代文学语言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语言规范化对当代文学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一、限制了欧化倾向

在上个世纪，文学语言欧化与反欧化是我国作家曾经遭遇的一个困境，同时也是一个难以面对的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汉语为了提高自身的严密性、逻辑性，以及复杂性，需要学习西文，这就决定了汉语欧化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汉语与西文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引入西文，汉语的原有结构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进而在模仿西文的过程中，将会改变国人的沟通交流的习惯。语言规范化在限制当代文学语言欧化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的作家准确把握一个度，一方面在词汇、语法等方面，适当接受西文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等，这是我国融入全球竞争体系的基础和保证，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语，已经或多或少地融合了一些西文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国人难以接受的，而又必须面临的现实；另一方面当代文学语言欧化并不是全部的欧化，而是在不违反汉语习惯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性地欧化，这是因为，如果当代文学语言过度欧化，那么双方之间的信息通道将会遭到破坏，甚至对彼此之间的交际产生阻碍作用。

二、侧重普通话的权威性，制约了方言的使用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方言种类更是数不胜数，为了便于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国家积极推广普通话。但是，在上个世纪的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次倡导方言与反对方言的纠纷，对于这个问题，双方之间进行辩论都有各自的依据，并且双方的依据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对于倡导方言的一方来说，其提出的依据，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所有作家的第一语言都是方言，方言一方面是他们的口语，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母语，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都在积极倡导“言文一致”的理念，而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言文一致”，通常情况下，需要参考方言进一步发展方言文学。但是对于反对方言的一方来说，其反对的理由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由于文化传统不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方言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对于方言之间的差异性，美国汉学家罗杰瑞在自己的《汉语概说》中曾经说过：“对历史语言学家来说，汉语确切地说更像是一个语系，而不是某一具体的语言，在复杂程度方面，汉语方言与欧洲的罗马语系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赵元任在自己的《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中指出：“无论是从哈尔滨到昆明，，还是从重庆到南京，在官话区言语的一致性比较强，可是东部、南部之间的方言就千差万别了。”面对这种情况，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坚持用方言进行创作，那么其他方言区的读者就被拒绝了，对此，他就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三、对待文言要有合理性

中国地大物博，在对语言进行规范化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梳理文言、普通话、欧化语体之间的关系，其中，文言产生的影响最小，同时也是最容易处置。如果说欧化语体、方言能够对抗普通话，那么文言在挑战普通话的能力方面显得极为弱小，这是因为文言与现代生活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阻碍了当代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并且在“五四”时期从主流地位上被驱逐下去，因此也就无法与普通话进行抗衡，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言只能作为普通话的一个补充，根本不能对普通话的主体地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在现代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着文白混杂的现象，越接近“五四”时期，这种现象越明显，越严重。但是，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新式教育、新文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纯洁普通话的进程，同时缓解了文白混杂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文言文产生的负面影响被新式教育给予了有利的抵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其语言风格不仅依赖于自身的天赋、气质，同时作家早年所接受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作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都是下笔疾书。另一方面从“五四”时期开始，新文学就与文言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新文学也参与了30年代的复兴文言的斗争。进入1949年之后，新一代的作家认为自己是新文学的继承者，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对文言产生了抵触情绪。从1949年之后，在共同语中，文言成分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其存在的成分只占一小部分，例如孙犁、汪曾祺等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其笔墨头足间依然有着追求文言文表达效果的迹象。在文学作品中，文言文的存在只是局部的，甚至可以说是可控的，其存在只能对共同语进行补充，并且这种补充是有益的，而不是站普通话的对立面上。

作者:姜艳菊 单位: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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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润新.谈谈华文文学的文学语言规范化问题[J].华文文学,2008(01).

  本文关键词：中国当代语言本体规划研究——从语言规划形成机制的角度，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