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徐志摩论原文_茅盾与现代文学翻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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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西　安　建　筑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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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事批评的基础生发了一系列范畴,并提出过若干理论命题,偏重从直觉与经验上对译经历史、译经批评的总结,某些具体研究和论述不乏精彩之处。但在今天看来,其翻译批评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常以诗话、词话、评点等不注重理论分析和逻辑思辨的随笔代替论文,鉴赏与批评不分、基本事实不清、缺少理论系统性等问题,因而很难归入科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之列。在传统的翻译实践活动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但始终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翻译批评理论,有关的论述,仅仅局限于封闭的译者圈子,缺乏较广泛的沟通交流。近代以来,翻译批评逾越了基督教经典和科学文献的翻译阶段,把镜头聚焦在文学的翻译上,并从晚清开始对大量外国文学作了积极介绍。域外小说的输入对于以“泱泱大国”自居的传统文人走出自我封闭的神秘圈子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文学翻译的兴盛推动了文学翻译批评活动越来越活跃,方向发展,现代性”方向现代性”的道路上,作一梳理,可看出他大致扮演了以下三个重要的角色。

1.文学翻译批评的正式提出者

1918年11月8日,周作人在《文学改良与孔

学书的三个问题》,这两篇文章犹如夜明珠一样闪烁着批评的光芒,而同一时期其他的文学翻译批评文章均停留在旧式浮想、感言和印象的评点之列。1920年前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空气已非常浓厚,但不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翻译批评的风气都还未形成。就是在如此背景下茅盾走上了文学翻译批评道路,而他一走上文学翻译批评的舞台便显现出很强的批评意识,跨越了传统文学翻译批评的樊篱。

1916年,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最初与清末

商务编译所的高级编译孙毓修合译了卡本脱的《人如何得衣》,独译了《人如何得食》、《人如何得住》等著作。到1919年,他通过三年的翻译实践活动为他的文学翻译批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译书:现在译著一天多似一,而且我也;不过我以为尚须顾着下列的三项:一、如不能指出意译文确有错误(与原书大义不对)则亦未便竟以直译文驳倒意译文;二、排印上的错误,无须入评;三、各宜根据原本,根据转译题不大靠得住的”。这是茅盾在文学翻译批评界发出的第一声啼鸣。从他的批评文字里,我们看出“五四”时期出现了翻译“热”,译者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而茅盾敏锐地发现当时的文学翻译批评十分匮乏。翻译实践活动与理论批评严重失衡,局面十分难堪。因而茅盾首先摆脱束缚并提出文学翻译批评。翻译批评的正式提出,以现今的眼光看,似乎不算什么,但在“五四”时期却十分难能可贵。

2.“神韵”与“形貌”文学翻译批评的设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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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说到:“我以为此后译本仍当杂入原文,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不必多造怪字。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该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1920年4月17日,周氏兄弟明确的提出了“直译”一说。周作人在他的译文集《点滴》序中,自称自己的译文使用了“直译的文体”。周氏兄弟的“直译”相继受到傅斯年、邹韬奋和郑振铎等人的积极响应。细看这一时期有关文学翻译研究的文章几乎全是作者对文学翻译的感言,称不上是文学翻译专业批评,因而在文学翻译批评界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细查1918—1920年间的现代文学报刊,发现能算得上较规范的文学翻译批评的文章仅有茅盾的《译书的批评》和郑振铎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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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批评以先在的翻译标准作为开端或依据是不言而喻的,始终坚持标准和评判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合理的。美国理论批评家勒内 韦勒克曾说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抹杀批评判断的必要性和对于审美标准的需要,正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抹杀对于伦理或逻辑标准的需要一样”。显然,任何翻译批评必须依据一定的翻译标准才能进行。在现代文学翻译批评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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