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杰：惊不破的桃源梦——略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乡对立描写

  本文关键词：惊不破的桃源梦——略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乡对立描写，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刘锋杰：惊不破的桃源梦——略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乡对立描写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乡对立的描写，分析了中国现代作家向往乡村文明的文化心态与审美情趣，认为城市文明应当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由此建立中国的现代审美意识。

关键词：现代文学；城乡对立；城市文明


1、 两种思潮的消长与现代文学的发展

从整体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着两条思想路线：一条是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西化思潮，一条是以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为代表的民粹思潮。（1）前者希望中国同样能够创造出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期望通过发展现代的工业生产，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因此，它不仅不过激地否定城市文明，而且在这里看到了希望。像陈独秀等人那样卖力地鼓吹社会的竞争，主张个人主义，与城市文明的发展方向相一致。乡村对于西化思潮的代表者来说是被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所依赖的对象。后者则痛恨资本主义，试图绕开资本主义向前走，因此它亦想绕开城市文明去延续并创造理想的乡村文明。乡村与农民，对于这种思潮来说，是被当作“我们的家庭”，“我们最重要的利源”，“我们最后的退步”看待的。胡适、陈独秀与五四文学的关系更密切。五四文学所掀起的是一场启蒙主义运动，鼓吹个性解放，沉浸于国民改造的设计之中，因此，虽然后一种思潮也对五四文学产生过影响，出现过李大钊的“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的呼吁，也出现了周作人的“新村主义”，但是，总的来看，五四文学是从西化思潮中获得基本动力的。以当时的乡土文学而言，它从各个方面描写了乡村的现状，但不是一味地赞美，而是包含着强烈的否定色彩的。乡土文学所形成的忧伤基调，一方面，当然表现了乡土文学作家对于乡土的眷恋，另一方面，也是乡土文学作家在跳出了乡村文化圈以后，站在城市文明的另一层面上看着乡村的沉沦和衰颓，所生发出来的同情、怜悯。对于乡土文学作家来说，该用什么样的模式去改造社会人生，还不清楚。但从乡土文学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意识看，它与民粹思潮还是保持着相当距离的。乡土文学只写真，没有追求；只有现实，没有梦。乡土文学只是表现了现代的城市文明与传统的乡村文明相冲突的初期所形成的人类的思想与情感状态。虽然，乡土文学还没有鲜明地表现出现代的城市文明理念，更谈不上完全认同了城市文明的价值取向，但是，乡土文学的出现，却说明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是十分强烈地存在的，并且也从事实上表明了城市文明正以一种无法抵挡的势力向前发展着，终将取代乡村文明。

不过，有一点不容忽视，五四时期的西化思潮，虽然是站在城市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类的发展的，但若从本质上看，这一思潮也未必彻底地转向了现代的城市文明，它对现代的城市文明的态度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从理性上看，它推崇城市文明，可从情感上看，它未必不留恋乡村文明。就乡土文学言，更能够从它的忧伤中体验到它对乡村文明的怀恋，看出它对城市文明的某种抵触情绪还是相当强烈的。这样一来，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想界，就在社会改造这一巨大功利的驱动下，一方面试图走出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又与传统社会割不断，理还乱。这在当时，维持住了向往城市文明发展与向往乡村文明发展的两种思潮的相对平衡态势，而在事实上，由当时的于西化思潮更强劲，民粹思潮也就相对地更潜在一些。

这种局面仅只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末。进入30年代，变化表现在：首先，现代作家开始思索城市文明的性质（如沈从文），试图为它提供一个发展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由《边城》而完成，沈从文认为保存着正直朴素的人情美的农村社会，是城市文明的对立者，也才是现代文明应当发展的价值方向。其次，随着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西化思潮的弱化和淡出，特别是随着中共所领导的土地革命的轰轰烈烈地展开，民粹思潮不仅普遍高涨且形成实体，现代文学中将城市与乡村对立的思想倾向日益明显。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解放区的稳步扩张，解放区文学崭露头角，民粹思潮得到文学的热烈拥抱。孙犁和赵树理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者。《荷花淀》可以看作是对解放区的民粹思潮的最确切的艺术概括。在解放区文学中，没有写或是很少写及城市，并非证明它对城市不加否定，而是说明了城市对于它已不重要。城市在这里的隐退，正说明乡村已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与空前的自信心。《边城》比起《荷花淀》来，显得忧伤、痛苦、灰暗，也显得单薄，不那么实在，像作家说的：“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2）这说明《边城》仍然继承了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的传统，虽然不满意于城市文明对于乡村文明的侵蚀，可对于乡村文明，除了表现出道德上的肯定外，并没有充分的信心去全面肯定乡村，并用乡村文明去取代城市文明，从而在中国去建立一个纯粹的乡村社会。而《荷花淀》的作家却不同，他十分确信自己“经历了美好的极致”，（3）结果，孙犁与沈从文很不同，他尽情讴歌了乡村文明。因此，在沈从文那里，虽然他以《边城》批判现代城市，引导现代城市走向那个“到处都是活的，到处都是生命”（见《凤子》）的所在，在沈从文的意识里，又绝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边城》是否能够完全代替现代城市，他还是不得而知的。所以，沈从文强调城市对于乡村的复归，只是一种有条件的复归，局部的复归，确切地说，仅仅只是一种道德上的复归。沈从文的创作描写着的是“民族品道的消失”，期望的只是民族品德的重造。因此，沈从文的复归乡村，也就是意义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使其对于乡村的肯定，具有了审美的价值，但还没有赋予乡村以一种全职全能的文化价值，从而取代城市文明。我倒认为，由沈从文的描写可知，一个因传统而衰老的民族，原本就不可能完全藉助于传统的力量而获得新生，在这一点上，即使作家用尽心力，发掘传统的美德，也是枉然。不过，只要作家对传统的美德所进行的描写，能够使读者清晰地意识到作家这样做，只是为了提供一剂药，一种针砭，只是想用传统的道德来医治现代城市的文明病，想用原始的自然与人工的城市构成互补态势，而不是用前者取代后者，逆发展的潮流而动，那么，这种描写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相反，在《荷花淀》里，一切都显得那么明朗、快乐、和谐、充实和切近，这证明以孙犁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已经将乡村当作归宿和理想全部接受了，同时，现代的城市也被他们彻底抛弃了。《荷花淀》是《边城》的一个发展，是《边城》所包含的城乡对立状态解除后的一个由乡村文明代表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写照。“荷花淀”──也包括赵树理创造的“李家庄”，是解放区作家的梦，是民粹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开出的最为夺目的花朵之一。至此，民粹思潮和它的代表者，不仅在中国现代政治活动中取得了它的思想上的支配权，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取得了它的美学上的支配权，并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创作模式，传递给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

2、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描写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描写，是现代文学获得民粹倾向的最突出的现象和主题之一。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属于不同艺术流派的作家，都是这一主题的自觉表现者。

现代作家是将城市当作染缸看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不是表现城市在创造现代新文明与新个性上的历史功绩，而是表现城市的造恶功能对于文明的破坏，对于人性的毁灭。左翼作家茅盾的《子夜》是以反映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生活著名的，但他对于城市，并没有真正的好感。作品中描写了乡村地主的进城故事，这类似于巴尔扎克所表现的老贵族的陷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尽管在进城之前，这些地主也很坏，但他们在做人的准则上却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传统的美德，温情脉脉，尊老爱幼，不失体面。然而一旦来到了城市，新的生产关系、文化环境给了他们什么影响呢？给他们的只是罪恶，使他们变得什么道德也没有了。《子夜》的冯云卿即如此。在乡下，这个地主虽然作恶不少，可是他还被所谓的“诗礼”道德观念支配着，尤其是在家庭生活、父女情感上，不无温情与和善。但是住进城市以后，城市给他的昭示则是：为了生存，为了获得金钱，什么都应当做。所以，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连自己女儿的色相也愿意出卖。在他的身上，人类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最稳定的人伦之情——父女情感，也丧失殆尽，他彻底地成为一个人兽，一个毫无任何真诚情感的人渣。当我们将这一情节诉诸于我们理智的时候，当然无法否认，这里体现了资本主义必然战胜封建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同时，作家这样处理，这样表达，其实也负载着这种观念：即城市文明远比乡村文明更残酷，更不人道，更能将人变成非人。所以，茅盾在《子夜》中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更否定了现代的城市文明，在茅盾的深层意识中，潜藏的还是对于乡村文明的无限眷恋之情。

因此，对大多数现代作家来说，城市不是理想，不是希望。对于充满幻想的年青生命来说，它特别具有诱惑力，也特别具有毁灭性。当师陀在小说《结婚》中以“胡去恶”去命名一个年轻人时，是想赋予他一种秉性，一种抗体，让这位来自乡村的青年，能够不被城市之恶所吞食。但是，当作家和这位年轻人一起去做一次城市生活的探险时，胡去恶彻底失败了。他想发财，结果是不名一文；他想获得爱情，偏偏都是逢场作戏；他想得到友谊，原来得到的只是一种商品关系。于是，“这老实的乡村青年便日甚一日地踏入都市的陷阱”。（4）胡去恶，同样沾染了城市人的种种恶习，忘记了乡村，忘记了还在乡村的那个爱他的人。最后他死了。这死，正说明城市只是希望、理想的墓地。现代作家用死，并且是用青年的死，在控诉着现代城市的罪恶。

在现代作家的眼里，城市只剩下了种种病态：男人们猥琐，懦弱，没有血性，一派斯文的绅士相，除了空谈，只会与女人厮混。女人们饱食终日，多愁善感，只为取悦男人，卑鄙，虚伪，寡廉鲜耻。在这方面，描写生动者，绝少有人超过沈从文。他的《八骏图》、《如蕤》、《凤子》，都对此作了惟妙惟肖的艺术传达。而攻击最烈者，绝少有人超过王西彦。他在《寻梦者》这部长篇小说里，自始至终贯串着对于城市的诅咒与对于乡村的歌颂。所以，我发现一个令人十分震惊的现象：上海，这个中国现代文明的光辉象征，出现在现代文学中，却是那么灰暗、可怕，没有一点亮色，现代作家对它似乎一点好感都没有。早在五四时期，身在异国的郭沫若，向往祖国，可当他置身上海，写下《上海印象》时，则笔下流泄的全是愤怒，他看到的是：“游闲的尸淫嚣的肉”，“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茅盾小说《虹》中的人物梅行素也认为：“拜金主义就是上海文化……，上海人崇拜的就是利，而且是不用自己费力的渔翁之利！”自称“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应当可以从现代西方文明的角度重新审视城市，审视上海，可他对于上海，也未做出新的判断。他的《上海之歌》是对上海的总控诉：这里是铜臭的大城，也是肉与舞的大城；有买空卖空的商业，又有买空卖空的政客；活动着失去了丈夫气的男子和失去了天然美的女子……所以，在他看来，这上海──也只是“东西浊流的总汇”，不是东西清流的辉映。结果，现代作家们一批地奔向上海，生活在上海，他们似乎仅仅只是为了去发现上海的阴暗，去揭露上海的罪恶，而不是去参加上海的建设，他们心中想的念的还是那个生他养他的乡村，可这个乡村又是他们所不愿意回归的。这是上海的悲剧，难道这不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悲剧吗？

  本文关键词：惊不破的桃源梦——略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乡对立描写，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