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媒介下“线上”与“线下”的人际传播方式研究

    一、问题即答案

    如果说“1995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商业元年”，①那么今年正好是互联网商业发展的第二十个年头。毫无疑问，互联网商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大众对互联网的实际应用，同时，人们对互联网的应用也深刻地改变着生活方式。这二十年间，我们不但逐步适应了互联网带给我们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地被弱化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习惯。首先，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行为和关系上，但不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传播学领域更加注重对大众传播的研究，而“大众传播研究的核心是媒介本身”②，所以人际传播所受到的忽视似乎已经成为传播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随着社交媒介的兴起，人际传播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有所增长，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际传播研究，一种“线上”的人际传播研究。然而无论如何，以人为本应该是每个科学研究项目的宗旨，正如斯拉姆所说：“研究传播时，我们在研究人，研究人的关系，人与群体、组织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怎样接受影响，怎样提供信息和接受信息；怎样传授知识和接受知识；怎样愉悦别人和被愉悦。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与人是如何建立联系的。”③这是本文立意的第一个关键点。其次，经过二十年的演变，随着3G技术的应用以及以手机为主的“第五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介融合更加深入，各种以手机为平台的社交应用开始普及，“线上”人际关系也逐渐转型，互联网展开了另一个重要的分支，同时也步入了其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阶段——以“新新媒介”为代表的社交时代。媒介技术的进步造就了这个互动频密的媒介时代，然而，媒介的介入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传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线上”互动频密，“线下”交流疏离，如果说互动是这个媒介时代的特点，那么亲密而又疏离则是整个社会的时代特点。用亲密和疏离来形容“线上”和“线下”的人际传播，并以此来讨论两者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这是本文立意的第二个关键点。为了清晰地阐释本文想要说明的主题，本文将在下个部分先对本文涉及到相关概念进行说明。

    二、定义人际传播与新新媒介

    关于人际传播的内涵，传播学界一直都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在本文中，人际传播的定义主要参照《人际传播：多元视角之下》一书中给出的定义：“两人或多人之间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产生的加工过程”，其中“多人”的含义是“涉及两个或数量不多的人”。④这个定义于本文来说，它的特殊意义在于，既明确了人际传播参与者的数量，使其有别于其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其他传播类型，又没有把人际传播过于限定在二人或二元传播的基础上，这样更便于人际传播在本文中的体现和说明。根据上述人际传播的定义，“线下”人际传播，在本文中主要指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而“线上”人际传播，并不完全等同于以往的网络人际传播，它更多的是为了强调个人的一种网络“在线”状态。由于手机媒介的使用，人们几乎实时处于“在线”状态，这种“线上”“线下”的划分，主要是以互联网已经贯穿于我们生活中各个环节的前提来进行的。

    在1997年出版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中，作者罗杰·菲勒斯把传播媒介分为人际、广播和文献领域三个领域，并通过对2010年情景的描述，成功地预测了在文献领域里的媒介形态变化，即“数字输入平板”的出现。⑤早在2007年，亚马逊公司就发布了一款名为“kindle”的电子书阅读器。不过巧合的是，2010年正好是苹果公司向全球发布第一代iPad的年份，只是现在的“平板”所具有的功能已经完全超出菲勒斯所预测的仅在文献领域的作用。然而关于菲勒斯在人际领域媒介形态变化的预测，至今为止也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他在文中还是少量地提到了有关社交方面“可视信息”的设想。⑥我们不能断定菲勒斯关于人际领域媒介形态的设想到底能否实现，但是，可以看出，当年菲勒斯在对未来的展望中，重心是放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革新的媒介进化上，显然，他并没有想到社交媒介也会成为时代的重心，而“新新媒介”一词的出现，不仅弥补了在这个以社交为特点的时代对媒介类别的概括，也包含了这个时代的媒介属性。“新新媒介”(NewNewMedia)的概念由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其著作《新新媒介》中提出，“新新媒介”有别于诸如电子邮件和网站等“传统”的新媒介，它的“固有属性是社交”，社交因素是“新新媒介”必不可少的因素，作者在文中以博客、优视网、维基网、脸谱网、推特网、播客网以及以手机为硬件的移动媒介等为例，讲述了“新新媒介”背后的含义。⑦本文认为“新新媒介”是社交媒介的集中体现，它导致了当下的社交媒介化。按照笔者对“新新媒介”的理解，在中国的“新新媒介”发展中，最热门的媒介莫过于微博、微信这两种社交媒介平台，除此之外，引用“新新媒介”这个概念，并以此当做全文的媒介背景，旨在强调媒介时代的互动特性。

    三、“线上”人际关系的转型

    “人际传播理论和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关于什么因素影响人际关系的发展”⑧，,我国在人际传播领域有深入研究的王怡红教授也提出，人际传播在特殊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人际交流，而“人际交流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提示和改善个体间的交流和关系”⑨。由此可见，人际传播与人际关系的联系紧密，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又相互反映。因此，阐释“线上”人际关系的转型是本文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也是论述全文的一个支撑和前提。

    互联网技术的进化(从Web1.0到Web2.0、Web3.0)，本身就导致网络诸多方面的变化。从互联网管理方式的角度来说，虽然网络实名制一直备受争议，但随着各方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广大网民似乎对使用网络实名制也不再那么排斥，除了一些政府、公共网络机构和涉及交易安全的购物网站要求注册者必须使用实名信息，其他的网络平台更多的是以一种自愿的方式来推广实名制。这种转变说明了匿名性虽然仍是互联网不可磨灭的一大特性，但它已不再像互联网初期那么纯粹和不可控了，更为重要的是，实名信息的使用是造成当下“线上”人际关系转型的开端。毫无疑问，实名制的提出和推广反过来加强了人们的网络安全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他们在“线上”与陌生人打交道更为谨慎，甚至开始不愿意花时间在一些“来路不明”的陌生人和事物上，这就为“线上”人际关系转型埋下了伏笔。随着以强调社交性的新新媒介的使用，人们更为关注与自己相关的、自己熟悉的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从博客到微博，我们对那些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熟悉的人物加以关注；从人人网到微信，我们所加的“线上”好友不是以学校作为共同点就是以手机通讯录或QQ好友作为交叉点，从此一种以现实社会人际关系为中心辐射出去的新型网络人际关系——以熟人为核心的“线上”人际关系——开始形成。

    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⑩而截至2014年7月，微信的用户已经接近8亿，月活跃用户量接近4亿，?以月活跃用户数量来说，微信已经远远超过包括微博在内的其他新新媒介。通过这个数据可以看出，75%以上的手机网络用户，都在使用微信，可以说在各种影响“线上”人际关系转型的因素中，微信是推动这一人际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在《微信使用对人际传播的影响研究》一文中，对“微信的使用对人际传播影响的调查”，揭示了“线上”人际关系向现实人际关系靠拢的趋势：QQ好友成为了微信好友的主要来源，占87.95%；手机通讯录则成为微信好友的第二大来源，占73.49%；而通过“摇一摇”“扫一扫”“漂流瓶”和“附近的人”这些方式来添加微信好友的比例都不足20%；接近93%的调查对象表示不会通过网络结识陌生好友，亦或只是与陌生好友停留在网络联系中，而不会成为现实中的好友。这些都说明，“大多数人在使用微信时通常都是与熟悉的人进行联系，而乐于经常与陌生人交流的甚少”。?

    四、“线上”人际传播的频密与“线下”人际传播的疏离

    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微博、微信等各种社交平台在不同网页、客户端的“分享”图标，跨平台信息交互在新新媒介背景下，使网络人际传播把互联网这张“网”编织得更加密，可见，在新新媒介中，相比起早期的人人网(曾叫校内网)，微博、微信的使用是一种更大众化的行为，它们的出现是导致当下这种时代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说之后的微信直接体现了“线上”人际关系的转型，那么之前的微博则是这种人际关系转型的助推器。根据《2014年中国微博用户行为研究报告简版》显示，在2013年中国微博用户访问微博的频率中，频率最多的是每天1次-2次占33.7%，其次是每天3次及3次以上占26.9%，两者之和就已经超过了总比例的60%；而根据用户对微博广告的互动行为分布数据显示，32.6%的用户会选择@好友，在调查的9项互动行为中排第4位，第一位是转发占40.4%。?这些数据不仅从正面揭示了作为人际传播的网络媒介的微博用户使用度的频密性，也从侧面体现在以新型网络人际关系的背景下了“线上”人际传播的频密性。再以微信来说，它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平均每天打开微信10次以上的用户达到55.2%”；?同时，参照上文所提到的“微信的使用对人际传播影响的调查”：大概有83%的调查对象在使用微信的过程中与现实中的好友交流频率最高；大约有57%的调查对象认为，与电话、短信等传统媒介相比，微信使自己与别人的交流更有效率，微信已经把传统的人际关系移植到了“线上”，现实生活中朋友越来越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交流。由此可见，“新技术带来的好处更多的是维系已有的关系，而不是开创新的关系”，?而在这些网络社交平台上的频密互动似乎成为维系这些“已有”人际关系的必要方式。诚然，以手机为硬件的移动网络的使用，加大了“线上”人际传播的频密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场地的限制，“智能手机造成的环境使我们使用新新媒介时既能享受更多的私密(卧床上)，也能表现出更多的公开性(公园里)”。?这种“线上”互动的频密的确算是社交行为上的“亲密”，但它不能代表“线下”人际传播的亲密。

    随着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谈论的话题和文本越来越多地来自互联网，相比起“线下”人际传播，人们可以直接通过“线上”人际传播对网络相关话题进行讨论、分享、转发和评论的优点，的确是在以熟人关系为核心的新型网络人际关系下人们更愿意通过新新媒介进行交流的一个因素。而人际之间这种“重”网络媒介交流而“轻”现实交流的现象，不仅是一种新型“媒介依存症”的体现，还体现在人们以手机作为上网的常用工具时所处在的一些特殊场所中。笔者在一家咖啡馆进行了连续四天的观察，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观察人们使用媒介的频率和面对面口头交流的频率。虽然这个观察并不那么严谨，但也反映出一些尽管我们在平时生活中有所发觉却不以为然的现象。由于本文这部分的重点是表现“线下”人际传播的疏离，笔者只以人数为2人和2人以上一起去咖啡馆为观察对象，可以说，在咖啡馆，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手机媒介，为了表明“线下”人际传播疏离的程度在逐渐加深，笔者只列出因高频率使用手机媒介而导致的面对面口头交流频率几乎为零的极端现象。在一共7组2人或2人以上的观察对象中，人数为2人的顾客一共有5组，其中有2组人整个过程几乎无口头交流；人数为2人以上的有4组，有1组几乎无口头交流。这种极端现象所占比例并不算多，或许在这个时代，这种现象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很常见的，相信很多并非做研究的人都发现了这种现象，正如笔者在第一天的观察中，偶然听到旁边3人一桌的其中一个人开玩笑说道：“如果谁再玩手机，就把手机泡在咖啡杯里哟”，可以看出，广大的“手机用户”对这种现象是有自觉的。笔者之所以要对咖啡馆进行观察，而非其他地方，问题就在于：“从一开始，咖啡馆就是人们消费和社交的场所”。?如果说距离让人们不得不通过新新媒介在“线上”互动，那么在真实的社交场所中出现上述的现象，似乎就不那么合理了。人们携手走进咖啡馆等社交场所的目的，应该是以进行面对面交流为主，但在大家都有时间并且已经在合适的场所坐下来交流的时候，却更愿意面对手机。很明显，同样都是互动，人们更愿意在“线上”进行人际传播，而到了“线下”却显得“羞涩”起来。这种“线下”人际传播的疏离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让人费解的，难怪在2015年1月18日微信发布6.1版本后，它欢迎页的广告语就是：点赞太容易，当面夸太难。

    五、结论：“屏幕人”和“同化”

    本文认同这样一个观点：“网络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对现实的人际互动的数量和结构都产生了冲击，只是我们还不能确认这种冲击的集体方向与方式。”?结合本文的角度看就是：“线上”人际传播的确对“线下”人际传播有着很大的影响。

    首先，从“媒介依存症”的角度来分析。根据具体时代背景的不同，早期提出以电视等为对象的媒介依存症已经不能解释当前新新媒介下的情况，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媒介形态发生什么变化，媒介依存症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媒介使用频率过高而导致依赖，只是不同媒介有不同特点，产生的依赖效果也就不一样。有学者提出“新媒介依存症”，这种新媒介依存症是在手机和社交应用普及的背景下提出的，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从“电视人”到“网络人”再到“手机人”的过程，其中不乏“微信人”“微博人”等提法，这的确是对我们生活媒介化现状的反映。其实纵观所有的媒介依存症，它除了有让人产生依赖的本质外，在形态上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屏幕”，无论是“电视人”还是“微博人”，他们都不过是“屏幕人”。在当下媒介发展多元化和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这种“屏幕人”的现象特别明显：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选择看手机“屏幕”，在上班的时候我们会看电脑“屏幕”，在家时候我们会看电视“屏幕”。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是从一个“屏幕”跳到了另一个“屏幕”，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势必就会减少。总而言之,“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最为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多出了一个东西，这就是：媒介机器”。?加之，随着移动网络的覆盖、“线上”社交的流行，“人类乐于并满足于在传播工具上的沟通，反而不愿意或者失去了在现实社会沟通的技能”。?

    其次，特殊场合中的“同化”(与“异化”21相对应)现象导致了“线下”人际传播的进一步疏离。这种“同化”体现在人们到了咖啡馆等社交场所，面对面交流逐渐被使用手机等媒介的行为影响，而这种影响正在不断加深，并且这种现象有成为常态的趋势。诚然，“移动媒介会使每个地方都更加有用”，22但这些地方是指等公车的站台、等飞机时的候客厅等一些需要打发无聊时间的非社交场所，如果我们在现实的社交场合还在高频率使用手机等媒介，这无疑会导致“线下”人际传播的更深的疏离，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而且这种“同化”的可怕之处在于，在新型网络人际关系下，人们越来越适应“线上”人际传播的方式，而“线下”人际传播会让人感到不适。举个例子，“线上”人际传播有个特点，就是具有延时性，这种延时性不是指传输上的延时，在收到他人信息的时候，我可以立即回复，也可以等会回复(虽然这一点和手机短息有共同之处，但在使用频率上，“线上”交流和短信交流的影响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这就给了人们很大的空间去选择什么时候回复他人的信息，而这种选择可以在“线下”被当事人解释成合情合理事情，因为对方并不知道在你回复他信息的这段时间，你到底在干什么，这的确使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可控，也让我们在传递信息时感到轻松，但是这并不符合“线下”人际传播的规则和逻辑，这种适应导致了“人们在进行面对面交流的同时，却拿着手机与别人发短信、发微博；在网上侃侃而谈的舆论领袖在真实生活中却缺乏交流能力”。

    本文采取的是技术“中性”论的媒介道德观，在谈论新新媒介下的“线上”人际传播和“线下”人际传播，导致“线上”亲密“线下”疏离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自身，换句话说“技术的阴谋追根朔源仍旧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随顺自身的享乐主义，不放逸自己贪婪的习性，而是将所有的精力都专注于理解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的种种关系，并致力于寻求达成这些关系之和谐共融的无上智慧，则技术垄断就不会侵占人类思想和文化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