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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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

武器的威胁、技术的控制、意义的虚无等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的权利和价值。在新闻传播领域,人们又重新审视新闻自由。美国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和英国的皇家报业委员会均观察到,无论是媒介的私人垄断还是媒介的公共垄断,都已逐渐威胁到了个人意见的表达自由,并认为应把媒介办成公共论坛,广泛吸收民众参与,形成人与人、媒介与受众的互动,以此使媒介负起社会责任。与此同时,电视、电脑等新传播技术已把传播推向社会变革第一线,其互动性、个人化、小型化的特性已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去关注传播系统中两人或多人的信息交流过程,并且在一个高度互动的传播系统中,已经不可能划分“来源”和“受众”,相反,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于是,施拉姆在1952年最早提出了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认为传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分享的

k在b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从而在总体上扬弃了传统的媒介效果理论。

他看来,仅仅用“传者—受众”模式来描述传播是不确切的,也不应当把传播描述成两个同样活跃的双向间的一种关系,双方是由社会环境所连接的,也是由他们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所联系的,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才能分享信号。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媒介的长期效果,指出潜在的长期效果是大众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主要作用,它表现在知

l。施拉姆的研究显b识、新闻的获取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所有时日之中。

示,媒介效果研究把触角伸向了社会变革的深处——人与人的互动,同时也呈现了传播的互动本质。

自50年代电视进入家庭以来,大众媒介已成长为文化工业巨人,民众对媒体的依赖感加强,政治机构对媒体的运用也越来越频繁,同时,60年代欧美各国普遍发生的社会对抗、种族冲突、劳资纠纷、学生运动、反战示威和政治丑闻,使得媒体在政治动乱年代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引起许多争议。如政治传播学者布鲁勒(JayBlumler)所指出的,当时的社会危机也引发了

m另一些人则为媒介的霸权和专制而深b媒介危机,许多社会群体认为媒体扭曲了它们的本质。

感忧虑,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话语代表了这种深深的忧虑,在他们那里,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作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的,总而言之,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他们在媒介体制外的哲学思辨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媒介危机的实质。

英国传播学者索尼亚 利文斯认为,卡茨的媒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把媒介置于政治怀疑与批判框架中的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在既定政策参量内评估媒介系统功能的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他对证据的重视、对单一或封闭的媒介效果定义的拒斥以

n但是,实证主义和媒介自b及对传播的社会和心理过程的通观,成就了他对媒介研究的贡献。

由市场观念的深刻影响,使北美传播学者难以消解实证式的媒介效果研究的“情结”,常常是用文化批判作手段,去达到加强媒介效果的目的。

60年代,欧美传播学分别出现了戏剧性的学术景观:麦克卢汉(M.McLuhan)以“媒介的功能在于延伸人体的感应能力”、“媒介即信息”等新奇的观点震动学界,与此同时,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S.霍尔(S.Hall)等学者则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更具戏剧性的是,尽管麦克卢汉和文化研究学者都注意“媒介的权力”,但描述的方法和心态并不相同。麦克卢汉认为,拥有绝对力量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的内容,“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在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o显然,他试图形式化b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至于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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