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离

发布时间：2020-10-26 23:52

　　 相比报刊、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等大众媒介,有线广播的生产成本与接收门槛最低,集体收听的成效却十分显著,因而成了新中国政府重构农村信息环境的首选媒介,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前,有线广播大规模"下乡",使中央的声音直达农村,农民则借助收听广播实现了封闭乡村与外部世界的想象性整合。改革开放后,农村有线广播部分"离场",这既是国家媒体战略调整的产物,也是公权力尊重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近年来,随着国家媒体政策与农村形势的变化,有线广播强势"返乡",大喇叭、小广播在很多村庄重新响起,并从"对农广播"向"农村广播"转变;其内嵌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农村尤其是农民中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守护。新中国农村有线广播的发展,是农村治理的一个缩影,也是党、政府与农村、农民关系的一种媒介隐喻。
【部分图文】：

1980年10月7日至18日,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对广播业发展尤其是农村广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也是广播事业局最后一届以“广播”命名的全国性会议,广播事业局则在两年后更名为广播电视部。会议首次提出了“把加速发展电视放在优先地位”(13)的战略目标。而随着1983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进一步下放电视台的主办权(中央、省、市、县四级),各地方政府办电视台的热情高涨,仅用了不到三年时间,不仅全国电视台的数量猛增,电视人口覆盖率也首次超过了广播,且至今未被超越。(14)再看电视机的社会拥有情况。电视机与广播小喇叭、收音机的价格悬殊,是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才能购买和拥有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政策,农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许多家庭的经济收入还略有盈余,甚至出现了“万元户”,电视机成为收音机普及后先富起来的农村家庭争相购买的奢侈品。从1983年开始,“电视机热”在一些省份的农村市场兴起,农村青年结婚要求的“三转一响”的“响”也从收音机悄悄置换为电视机。1992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电视取代广播成了国人获知新闻的第一媒体。(15)

由于电视与广播共有的声道传播属性,在同一时空条件下,一个人不可能既听广播也看电视。与此类推,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增加,电视收看的时间延长,就意味着有线广播和广播喇叭的使用率下降。事实也是如此,数据显示,除1991、1992年外,全国市县广播站、乡放大站(后改称“广播站”)和广播喇叭的数量持续走低,喇叭入农户率逐年减少。从1988年开始,全国平均每百人拥有收音机的数量也停止了连续几十年的增长,开始逐年下滑。(16)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农村广播室的数量在1994年之前一直都在稳步增长,说明有线广播室布局的持续“下沉”。“这时候,包产到户,阶级斗争不讲了,农村政策、计划生育和通知开会成了广播的主要内容。”(17)也就是说,此时有线广播声音的发出者,主要来自基层乡村组织。

1984-1995年全国村广播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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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57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