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与舆“理”:互联网情境下负情绪化舆论的引导与劝服探究

发布时间：2020-11-02 22:10

　　 身处智媒时代,"人人皆有麦克风"。话语权的分散化令公众在这个舆情频发的社会中极易跳出理性,使得带有消极意味情绪的直接意见表达能够快速命中一部分群体的心理认同,进而产生偏离中性的带有"负情绪"的舆论。这种携带着情绪性的"群体极化"现象,多见于那些关乎公众自身利益的群体性事件,或是为了维护明星偶像而出现的"排他性"舆情中,这无论对于事态本身的进展还是对长远的公众利益来说,无疑都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与偏差。因此,在意见表达中将理性置于感性之上,使正面的引导与劝服适时出现于公众讨论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部分图文】：

39个相关性样本中,不乏含有将浙江卫视称为“杀人频道”“还我高以翔”“二十问浙江卫视”“垃圾电视台”等内容,在这些明显负情绪化内容微博下的评论内容则更加“触目惊心”,对浙江卫视的谩骂攻击可谓个个都不带重样。笔者对其中微博的点赞、评论、转发做了简单的量化分析:可以看出带有负情绪化的舆论内容成为使所有关心此事的社会成员做出关注性回应的焦点。不管是哪种回应方式,负情绪化内容的占比均远远超过了简单的信息传播与情感上的抒发(图2),这就造成一定范围上的群体认同。如此一来,以“后援会”“粉丝团”为主力军的舆论主体完全沉浸在了“舆论黑箱”中,其情感与情绪远远超出理性的反思,如“二十问浙江卫视”话题包含的对浙江卫视的20条质疑,一再发问,反复自转……自己在黑箱中不断“自我周旋”,这种方式真能得到官方的回应吗?显然是否定的。负情绪化舆论不仅不能够使舆论主体得到“黑箱中的答案”,官方对其质疑的沉默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公众的发问逐渐发酵成更大的不满,激化双方之间矛盾的同时,甚至会演化成现实中的冲突。截至目前,浙江卫视与高以翔方面就某些善后事宜依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负情绪化舆论的一再发声有关,如何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如何控制舆论等问题使得浙江卫视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况。

比起“好好讲话”,负情绪化舆论一定程度上的确会将更具压迫性的舆论压力施加给特定对象,催化事件以实现事态的某些进展。因为舆论主体时刻都期待着实现其“心理预期”,得到一个结果。回顾明星高以翔在录制节目中遭遇不测的事件:各路媒体纷纷将事发过程进行报道之后,绝大部分公众在惋惜、哀伤的同时,以高以翔的死忠粉为中心的小群体开始“发力”,将矛头对准了《追我吧》节目组与浙江卫视,质疑其缺失应急救援能力、使演员超负荷工作、录制时间安排不当等种种问题。这样的声音迅速在小群体中得到认同,并在短时间内蔓延至全国范围内的相似群体中。这种互联网视阈下的“无边界参与”使该群体的成员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联系更加紧密,一时间,浙江卫视及旗下《追我吧》节目组成为众矢之的。以微博“高以翔吧官方微博”为例,作为微博平台粉丝量最大的高以翔粉丝集聚平台,在高以翔11月27日凌晨去世后至今共计发博(包含原创及转发)50条,其中与高以翔去世相关微博有39条,带有明显负情绪化内的微博有8条。39个相关性样本中,不乏含有将浙江卫视称为“杀人频道”“还我高以翔”“二十问浙江卫视”“垃圾电视台”等内容,在这些明显负情绪化内容微博下的评论内容则更加“触目惊心”,对浙江卫视的谩骂攻击可谓个个都不带重样。笔者对其中微博的点赞、评论、转发做了简单的量化分析:可以看出带有负情绪化的舆论内容成为使所有关心此事的社会成员做出关注性回应的焦点。不管是哪种回应方式,负情绪化内容的占比均远远超过了简单的信息传播与情感上的抒发(图2),这就造成一定范围上的群体认同。

在监测负情绪化舆论有进一步发声之势的苗头之后,权威媒体应尽快对那些还未被负面情绪“感染”的大部分公众进行相应的情绪设置(emotion setting)。国内学者徐翔通过议程设置理论带来的启发,将“公众情绪”也看作是大众媒介能够影响和作用的“设置项”:媒介传播或许不能决定人们想什么,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们以什么样的情绪想;而这种情绪状态,会随后对整个传播链与传播氛围产生作用,影响到舆情的环境与整体生态特质[5]。尤其是在负情绪化舆论传播的萌芽阶段,及时将正向积极的情绪设置于广大受众,使正向积极的舆论情绪极化,不论是对于负情绪化舆论的应对,还是对整个传播环境与舆论生态的影响,都具有积极意义。如何将正面情绪合理地向公众进行设置与引导是众多领域的权威媒体需要思考的课题。情绪设置工作之所以要通过众权威媒体来进行,是由于各领域的权威媒体掌握着大部分的话语权与公共资源,其说服力和本身所受到的关注度极大,是毋庸置疑的“意见领袖”。在舆论情绪引导工作中,意见领袖或者说“情感领袖”对其受众的情绪影响力、媒介用户的群体情绪扩散、社会化媒介中的情感同质性等因素,都呈现出有效的“情绪设置”路径[5]。与议程设置理论中对议题的设置相似,情绪设置首先要用积极正向的表达来直观地传递意见看法,努力形成“首发效应”:通过标题化等表达手法,奠定一个正面情绪的基调,随后受众意见的表达就有了“第一印象”。目前的很多负面新闻报道中,在叙述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媒体无论是在标题上还是在内容中,都渗透着偏向正面的舆论引导:例如央视新闻微博客户端在报道乱港事件的一系列新闻中,其报道多用“挺阿sir!” “香港加油,转起!”“不要低估14亿中国人!”“向暴力说不!”等具有浓厚爱国情怀与弘扬民族团结的话语进行渲染,而不是一味表现暴乱分子的罪行有多野蛮、香港有多混乱。这种方式产生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在相关微博的评论区内,点赞数最多的评论均为那些更具民族和家国情怀的舆论,如“中国一点都不能少!”“香港是中国的香港!”这些受到公众极度认可的正能量更加坚定了我们团结一致,对香港美好未来的憧憬和信心。此外,以发表新闻评论的形式,通过多渠道交互平台进行传播同样是进行情绪设置的另一有效途径。通过直接发文,更能够详细地将观点通过不同的角度内化至不同群体的脑中,利用公众情感的一致性激发共鸣,从而力驳悲观论、消极论;通过当下多口径的传播渠道,最大限度发挥各渠道的传播优势,将情绪设置的效果最大化:利用纸媒的权威和深度、“两微一端”的速度和广度以及可视化效果,使公众能够全方位接受正面情绪的引导。
【相似文献】

相关期刊论文 前10条

1 罗永雄;;意见领袖:理论缘起及其在劝服传播中的影响分析[J];新闻知识;2012年04期

2 罗永雄;卢晓华;;意见领袖:理论缘起及其在劝服传播中的影响[J];现代视听;2011年11期

3 赵藤;要重视增强新闻传播的劝服功能[J];当代传播;1999年05期

4 米惠惠;;劝服理论在文化外交中的应用[J];新闻世界;2014年07期

5 邓海荣;;答记者问的传播功能与劝服艺术[J];新闻爱好者;2009年01期

6 喻健;唐亚娟;;劝服理论在高校网络舆论影响力构建中的应用[J];青年记者;2013年14期

7 卫之秋;;传达真相:劝服的基础和原则——以艾维·李对洛克菲勒家族形象的改造为例[J];电视指南;2017年23期

8 薛晓薇;尹鲜鱼;闫凌霄;;受众认知心理领域下光盘行动劝服性效果研究[J];今传媒;2014年01期

9 彭巧莲;王志霞;;劝服理论与危机报道[J];新闻窗;2007年03期

10 刘瑛;何爱珊;;QQ群健康信息传播的劝服过程研究[J];新闻大学;2011年03期

相关博士学位论文 前1条

1 袁会;公共事件网络谣言传播中的主体互动机制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5年

相关硕士学位论文 前4条

1 周夏萍;我国控烟宣传的“图景”（2007-2018）：内容属性、劝服策略及视觉表达[D];武汉大学;2019年

2 聂迪;雾霾辟谣信息的劝服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武汉大学;2019年

3 丁丽贤;高卷入品牌的广告劝服和媒介选择[D];吉林大学;2007年

4 何帆;政务微博传播特色与功能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本文编号：2867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