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视野下真人秀节目形象建构研究

发布时间：2021-01-23 14:30

　　本文从历时态角度考察湖南电视台真人秀节目《变形计》的形象建构变迁轨迹,探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重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继而将这一节目置身于娱乐场、新闻场的关系格局中加以阐释。研究发现,从2006年起,《变形计》初期关注城乡差距、教育体制、家庭教育等社会问题,后期逐渐模糊社会背景、聚焦个体形象建构,减少对社会问题的揭示。这档经历本土化改造的真人秀节目,从具有一定的新闻属性转向更明显的娱乐风格,同时通过调整城乡人物形象建构来规避传播风险、体现节目主旋律。可见,除了常规的政治影响之外,消费文化和技术演进带来的流量依赖对节目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多种因素共同形构了自主性较低的娱乐场。 

【文章来源】：传媒观察. 2020,(08)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变形计》所处的场域位置

2012年，《变形计》在沉寂4年后才重新进入受众视野，这一变化源自湖南卫视的外部环境，节目的自主性降低。2012年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也就是俗称的“限娱令”，其主要内容包括限制晚间黄金时段娱乐节目数量，增加新闻节目数量。(12)这对于湖南卫视的“快乐930”晚间时段编排造成极大冲击，扰乱了已培养7年的受众收视习惯，收视率遭到重创。(13)在这种困境下，原本收视率不错，而又不能被严格界定为“娱乐节目”的《变形计》得以复播，并且进入了晚间黄金时段。值得注意的是，当湖南卫视内部的娱乐场发展受到政策限制时，《变形计》的新闻纪实风格应该得到强化，然而，节目呈现的形象建构方式却带有更明显的综艺娱乐风格，行动者的生产惯习调整，进一步朝娱乐场迈进（见图2）。这种变化背后，是行动者因为政策调控而进行的自我规训。“限娱令”出台后，为增加新闻节目的数量，湖南卫视推出了《新闻大求真》，通过实验来求证新闻事件中的传言，取得了较好的收视率。但是，和该阶段的《变形计》一样，《新闻大求真》用充满戏剧性和冲突性的桥段，来取代严肃的社会调查。

换言之，这种对农村主人公较为单薄的形象建构方式，也是规避传播风险的一种策略。在这种妥协中，《变形计》被彻底纳入了娱乐场中，开始以满足和追逐消费文化为主要目标。大概是受众对节目固化的叙事模式缺乏观看上的新鲜感，该阶段《变形计》的收视率出现疲态并再度被停播。直至两年后，当节目再度回归时，行动者已基本脱离了电视媒介新闻场。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解析电视节目《变形计》[J]. 么放.  传播与版权. 2016(01)
[2]“限娱令”“禁广令”的政策指向及其影响[J]. 杨状振.  声屏世界. 2012(01)
[3]浅析电视真人秀节目娱乐性与社会责任的平衡[J]. 李静.  企业家天地. 2007(09)
[4]《变形计》:媒体责任与真人秀的本土化[J]. 冯资荣.  声屏世界. 2007(07)
[5]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J]. 刘海龙.  国际新闻界. 2005(02)

硕士论文
[1]角色置换类真人秀节目《变形计》叙事框架研究[D]. 周嘉雯.暨南大学 2015
[2]新媒体传播时代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研究[D]. 蒋东旭.四川外语学院 2012



本文编号：2995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