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家声音的穿透力_超强穿透力劲爆铃声_略论晚清西医的文化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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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　2003年第3期　　　　　　　　　　　　　　　　　　　　　　　　何小莲:略论晚清西医的文化穿透力

略论晚清西医的文化穿透力

何小莲

　　摘　要:藉医传教是传教士间接传教的重要方面,来华传教士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努力,

结果,西医开始越来越多地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科学的观念也渐入人心,而传教方面并未达到

他们预期的目的。本文通过对《中美望厦条约》谈判重要细节、林则徐请伯驾治病、李鸿章资

助教会医院、谭继洵妾为传教士立碑等事件的分析,说明西医何以具有巨大的文化穿透力,进

而阐释异质文化交流中的共通性问题。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西医;异质文化;共通性

中图分类号:K252;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3-0104-06

作者简介:何小莲,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上海　200092)

西医是西学的一支,是晚清东来西学中影响最广泛、最深入的一门学科。学术界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马伯英、赵洪钧等人的著作为其代表①。这些著作对西医传播在中国医学内部的影响研究得相当透彻。本文则主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西医的社会影响作一探讨,说明完全迥异于中国传统医学的西医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如何影响、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观念,说明西医具有巨大文化穿透力的原因所在。

中美谈判的重要历史细节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对传教事宜只字未提。1844年7月3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写进了与传教有关的内容。其中写道:“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礼拜堂”三字,意味着美国传教士获得了在通商口岸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这是近代不平等条约中第一次出现的与传教有关的条款。对于这一内容的加入,参加条约谈判的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9)事后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一次讲演中透露了其中的细节。伯驾说,中美代表在望厦村谈判时,讨论到条约第17款,涉及在通商口岸的商务和住宅、墓地及医院的租地问题,参加谈判的中方随员潘仕成建议加进“礼拜堂”这一补充性条款。这在身为传教医师的伯驾看来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条款。

潘仕成为什么要提议加进这一条款呢?潘仕成原本为十三行商人,“与米利坚商人颇多　　收稿日期:2002-12-25

①　这些论著有: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马伯英、高日希、洪中立《中外医学

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社会科学　2003年第3期　　　　　　　　　　　　　　　　　　　　　　　　何小莲:略论晚清西医的文化穿透力熟悉,亦素为该国夷人所敬重”①,因而被耆英调至衙署专理夷务,他参加了《中美望厦条约》的一系列谈判。潘仕成父母曾是伯驾的病人,因而潘本人对伯驾怀有感激之情。

作为随员的潘仁成的提议固然有影响,但关键性人物是两广总督耆英,耆英也是伯驾的病人。据记载,耆英因患皮肤病曾通过马儒翰(JohnRobertMorrison,1814-1843)请伯驾帮助医疗,后又派随从向伯驾讲述病情。伯驾精心为他配好药方,使他病情明显好转。耆英多次在公众场合赞美医药传教,并手书条幅“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赠给伯驾②。耆英与伯驾较早的接触,使他对西方人的风俗人情也有较早的了解,他认为,中国人不可能以自己的礼俗习惯来改变西方人的传统③。这种态度在中西早期接触中已属相当开明。

看来,有关内容的加入,与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对西医的情感确实有关。著名医史家王吉民曾评论说:“`望厦条约'签订如此迅速爽快,都是伯驾利用他行医声势所获得的,因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多是从前受过他治愈的病人。”④在中西刚刚开始全面接触的年代,无论潘仕成,还是耆英,都不能一概斥之为没骨气的崇洋媚外分子。他们对西医有好感,甚至有感激之情,在广州甚至整个岭南地区,其实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早在国门被动开放以前,传教士就将现代医学率先带入广东沿海,伯驾于1835年11月,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19世纪50年代以前广东一直是西方医学传播的中心,可以说,在广东沿海地区,西医最早在民众和士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那时,请伯驾看病的不只耆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衙门的大小官员,直接请伯驾治病的大有人在,清政府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此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就曾经请伯驾看病。当时,林则徐托人与伯驾联系两件事,一是讨教西国有无戒鸦片的特效药,二是问伯驾如何治疗疝气病。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伯驾回答,治鸦片瘾无特效药,治疝气病有办法,但要病人亲自来。林没有去,但他派了个替身,取回了几只疝气袋,用了以后,健康状况明显好转。于是,林则徐成了伯驾医务档案中的第6565号病人。林则徐的病历是这样写的:“从医学上说,我们对此病并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也未见其人。但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是导致中英两大国间破裂的原因。”⑤事后,林派人给伯驾送去水果以示谢意。1850年,林则徐再度受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理军务,镇压“拜上帝会”,但在途中病死,清人笔记称其死前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据研究,“星斗南”三字正是闽语“新豆栏”,是伯驾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由此可见,西医的震撼已经留在林则徐的思想深处⑥。

在林则徐去广州以前,用种牛痘治天花的医术在当地已经征服了人心。天花在中国有漫长的流传历史,不知道夺去多少儿童的生命,给多少人留下了灾难性的遗患。虽然在明代已有人痘术,但并不普及,清初以顺治皇帝之尊仍被天花夺去性命。据研究,人痘术辗转传到英国,琴纳1798年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牛痘。牛痘在预防天花方面有奇效。1805年,来自英国的皮尔逊(Pearson,Alexandar)医生著《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斯当顿(GeorgeStaunton)译为中文,首次向中国介绍牛痘术。同年,皮尔逊在广州教人种痘,12个月中,种痘之儿童约有数千,亦有本地人来学习种痘之法。跟随皮尔逊学习种痘之术最重要者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9页。

②⑤　ChineseRepository,Vol.13,P.302-303;vol.9,P.624-639.

③⑦　HistoryofChineseMedicine,P.194、P.144.

④王吉民:《伯驾利用医药侵华的事实》,《医史杂志》,1951年第3期。

⑥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页。①⑦

社会科学　2003年第3期　　　　　　　　　　　　　　　　　　　　　　　　何小莲:略论晚清西医的文化穿透力海官,海官以后成为名医,30年间为人种痘达100万人①。日后,著名西医嘉约翰谈到他们在广州一带从事种痘业时说:“种痘的效果已被人们充分地了解,并在广州及其附近地方得到赞许,可能在全省都是如此。”②中国医生黄宽在1878年的报告中提到,在广东种痘业已深入到各阶层及各种人群,大约95%以上的城市儿童接受了种痘。而且,当时城市中已有很多人从事这项工作,在乡下,人们也越来越对种痘业充满信任。

牛痘只不过是突出的事例。鸦片战争前后,岭南人普遍对西医有好感。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医在广州已经受到热烈欢迎:

　　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蚁来,莫说广东之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

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

痊去矣④。

那些因传教医师手术而重见天日的盲人、手到瘤去的病人,给传教医师送礼送物送字画,对传教医师感激涕淋的相当多。③

合治病与攻心为一体

传教士用西方医学技术为中国人治病,意在取得中国人的信任而进行传教。同时还通过带生徒、办医院和译著医书等,将西医知识传给中国人,因而,医学教育越来越成为医学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教会医院的挑战与示范之下,晚清时期终于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学堂———天津医学堂。后以中国第一所现代医校而闻名。此校的创立,与李鸿章对西医的服膺有直接关系。

还在1879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妻子身患重病,请中医久治无效,不得已请时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Mackenzie,JohnKenneth,?-1888)治疗,很快痊愈⑤。李鸿章大为感激,资助马根济在天津开了一所小型医院,英文名字就叫总督医院(Viceroy'sHospital)。一年以后,马根济提出利用从美国撤回来的留学生,办一所医校培养医生,以供清朝海陆军使用。李鸿章徇其请。1881年12月15日,这所英文名称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的医学堂正式开学。该校学制3年,第一次招收有8名学生,由马根济和英美驻天津的海军外科医生共同担任教学。临床教学则在该医院进行,它的门诊量保持在每天42人左右。医学校也做过尸体解剖教学,学校中还具有供解剖教学用的骨头、人体骨架及法国制作的人体模型。学校经费由李鸿章从海防军费中开支。这家医院和附属学校总共花去清政府多少经费,现在缺少明细帐可查。但是,李提摩太在1890年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发表题为“基督教差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演讲时曾指出,在天津,李鸿章每月拨出数百两白银支持传教士的医疗诊所⑥,可见是个不小的数目。总督医院、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这些特别的名称,标示出李鸿章与他们的特别关系。行事谨慎的李鸿章,如果对西医没有特别的理解,是不会有此特别之举的。①

④⑤张星火良:《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71页。②③　HistoryofChineseMedicine,P.148、P.149.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5页。据《万国公报》1879年9月13日报道,李夫人患病颇危,中医延请几遍,求其对病发药者,竟不可得而病势日

重矣。不得已函致美国毕领事代延西医治之。领事请马根济等三名外国医生进行诊治,很快痊愈。李目睹西医神效,又鉴于天津民疾甚重,于津设医馆,延请马根济为医师。一切费用皆出自爵相所捐。当时医院虽然只有门诊,但就医者门庭若市,“四远之人,不远千百里而至者,踵相接也”。第二年,始设住院部。

⑥GeneralMissionaryConference:CollectedEssaysofPapersSubmittedtotheConferenceHeldatUnionChurch,Shanghai,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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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的震撼,使得李鸿章成为晚清军队发展西医的倡导人。他在奏请创办天津医学堂时说:　　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西医尤独擅专长,其学以

考求经络辨别药性为始基,以察脏腑之运行,练临症之理法为进步,其究以洞内科

之精微,平诸家之同异为极功,非专门名家历经考试,该国家未能给凭诊治①。

对西医特点概括之允当,评价之崇高,晚清高官中无出其右。

与李鸿章妻经历相似的,还有谭继洵妾的故事。

1896年,汉口外人坟场里,一个叫马尚德(AlexaderM.Mackay,1865-)的外国传教医师墓前立着一块奇特的石碑,上面写着:

　　马先生为爱中国百姓朝夜奔驰,可惜善士早亡。上帝之旨也。马先生为我治

病,不惜劳苦,因此痛之。主碑人谭抚台之侧室魏宝珍②。

谭抚台即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魏宝珍是谭继洵4位侧室中最年轻的一位,立碑时35岁。马尚德为魏宝珍治的是什么病,于史无征,不得而知。但是,在那个既严男女之防、更严夷夏之辨的时代,让一位抚台大人年轻侧室为一名男性外国传教医生立碑,如果不是救命之恩、动感五内,是很难想象的。

马尚德曾分别为谭继洵一名李姓近亲的妻子、谭继洵的孙媳龙氏作过乳房切除手术,向谭继洵的孙子谭传赞提供过戒除鸦片的方子。1895年,谭继洵与马尚德见面,以后,谭家有人生病就把马请来,马因此被称为谭氏“家庭医生”。

马尚德自1891年来华以后一直在华中地区行医,曾经为张之洞的洋务得力助手蔡锡勇的妻子看病,并经蔡引荐为张之洞看病。张之洞问了他不少有关医药病理的难题,服了他提供的西药,病情有所好转。马尚德也经常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织布局中外员工看病。1894年1月,张之洞赏给马尚德700元钱作为酬劳③。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湖北大办洋务。其洋务内容之一是办学堂。据《张文襄公治鄂记》一书记载,他在武昌开办了“军医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就野华林左卫城隍庙改建成。聘请日本人为教习。授医学药学及解剖之学。学生5年毕业。”张之洞对于西医的洞见,不能不接受这位传教医师的影响。不幸的是,这位令人尊敬的马医生,1896年在武昌救治霍乱病人时,染疾病逝,年仅31岁。

晚清来华传教医生中,马尚德是个寂寂无闻的小人物,但他的手术刀切除了夷夏之辨的屏障,划开了男女之别的帷幕,震撼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心灵。或者可以说,马尚德的丰碑立在墓前,更多传教医师的丰碑立在病人心中。

晚清士绅中对西医始而疑、继而试、终而服的大有人在。1877年,那位日后参与镇压戊戌变法、权倾一时的荣禄腰部生瘤,先后请了数十名中医诊治未见好转,反而日见沉重,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30余孔,痛苦不堪。万般无奈,他找了时在北京的传教医师德贞为他作了两次外科麻醉割除手术,患处日见起色,两个月便平复痊愈。荣禄大为叹服,称赞德贞医术“精妙绝伦”,并为德贞编的医书《全体通考》作序。加拿大华西传道团在成都工作一年后,受到了地方官的高度评价,史蒂文森医生(Dr.Stevensond)在1893-1894年的报告中提到,他为成都的一位官太太治好了病,结果受到那位官员的隆重宴请④。盛京医院的建立者传教医师司督阁,在为官员及他们的亲属治病后,受到了当时奉天显赫人物左宝①《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90页,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七十八》,第31-32页。

②③　邝兆江:《马尚德———谭嗣同熟识的英国传教医师》,《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④Yuet-wahCheung:MissionaryMedicineinChina,1988,P.91.

社会科学　2003年第3期　　　　　　　　　　　　　　　　　　　　　　　　何小莲:略论晚清西医的文化穿透力贵将军、总督赵尔巽、徐世昌、唐绍仪及后来的军阀张作霖的绝口称赞和有力支持。司督阁说:“我在官界拥有一个不小的圈子,这对我的工作是个非常大的帮助,确立了我们的地位,阻止了极为容易发生的骚乱和其他麻烦。”①

到了19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时人记载:

　　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

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

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

也②。

在清末任何一所西医院的门口,都可见到摩肩接踵、户限为穿的拥挤状况:

　　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

拥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

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③。

据统计,仅上海的仁济、体仁、同仁3所教会医院,在19世纪70年代,每年诊治病人已多至10万人次。在广州博济医局,嘉约翰一人在40多年中施诊病人达74万人次,为近5万人施行外科手术。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传教医师友好的。在顽固保守派的叶德辉看来,西医新知无疑是一种异端,他在《西医论·自阝园书札》中声称:“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④表现出反对西医的食古不化的愚昧。但既使他也注意到,传教医师“煦煦为仁,孑孓为义;浸润肤诉,渐积而入于人心”,他主张应“设医士之科”以抵异氏之学,通过科举及授中医“以医师之职,宽其仕进之途”,“以振绝学”⑤。

西医的文化穿透力

自1807年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来华以后,新一轮西学东渐拉开帷幕,数、理、化、天、地、生,政治学、心理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林林总总,源源而来。但是,没有哪一门学科像西医那样所向披靡,深入人心,从名儒显宦、富商巨贾,到贩夫走卒,始而狐疑者或有,终而严拒者鲜见。

众所周知,异质文化相接,其表层文化如生产工具、物化技术穿透力较强,易于传播、渗透,深层文化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意识穿透力较弱,难于传播。汤因比说过类似的意见:“在商业上输出西方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但是让一个西方的诗人和圣人在一个非西方的灵魂里也象在自己灵魂里那样燃起同样的精神上的火焰,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⑥医学就是这么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既有工具性浅层文化特点,也包含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特点。诚如熊月之先生所说,“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①

②

③④

⑤⑥DugaldChistie:ThirtyYearsinManchuria,NewYork,1914,P.26-27.《书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光绪三年清单后》,《申报》1877年12月22日。乔那森·斯潘塞:《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3页。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汤因比:《历史研究》(节录本)上卷,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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