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巴细胞亚群在肝移植术后早期感染中的临床意义
发布时间:2021-10-08 13:21
目的:同种异体肝移植术已成为治疗各种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方法,而感染并发症仍然是肝移植患者与临床医师面临的主要挑战。本课题探讨他克莫司药物浓度与CD4+T细胞绝对计数之间的相关性、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百分比与绝对计数在肝移植术后早期感染中的临床意义,以找到适合评估肝移植术后患者感染风险的临床指标。方法:采集2019年4月至2019年8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行肝移植手术患者的外周血进行前瞻性研究。根据临床上样本采集时患者是否发生感染,将97例次全血样本分为非感染组(n=76)和感染组(n=21)。感染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症状,血象变化,影像学结果(胸部CT等),血液、痰液、尿液和各种引流液的微生物学检查结果。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并计算得到CD3+T细胞、CD4+T细胞、CD8+T细胞、CD19+B细胞、CD3-CD56+NK细胞、CD3+CD25+T细胞的百分比和绝对计数,以及CD4+
【文章来源】:青岛大学山东省
【文章页数】:41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非感染组与感染组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的比较
非感染组中CD3+T细胞(t=12.037,P<0.01)、CD4+T细胞(t=11.134,P<0.01)、CD8+T细胞(t=8.516,P<0.01)、CD3-CD56+NK细胞(t=2.215,P<0.05)和CD3+CD25+T细胞(t=6.889,P<0.01)的绝对计数均高于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尽管非感染组的CD19+B细胞绝对计数高于感染组,但在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差异见表6、图2。T淋巴细胞简称为T细胞,来源于骨髓的淋巴样干细胞,在胸腺中发育和分化成熟。T细胞均表达CD3分子。T细胞在胸腺中获得多样性TCR的表达以及阳性选择和阴性选择后,分化为CD4+T细胞和CD8+T细胞,即辅助性T淋巴细胞(Th)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成熟的T细胞只表达CD4或CD8分子。未受抗原刺激的初始CD4+T细胞(Th0)受抗原的性质和细胞因子等因素的调控而向不同的谱系分化,如Th1、Th2、Th3、Th17等,进而参与抗感染(特别是抗胞内病原体的感染)、迟发型超敏反应、辅助B细胞活化等过程。在本课题中,肝移植术后患者使用的免疫抑制方案以他克莫司为主,其属于钙调蛋白磷酸酶抑制剂,药理学作用是通过抑制T细胞内的钙调蛋白磷酸酶的磷酸化酶活性,使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IL-2),IL-3,IL-4,IL-5,干扰素-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以及IL-2和IL-7受体的转录受到阻遏[12],从而抑制IL-2,IL-4,IL-5,IL-10,IL-12,IFN-γ,TNF等多种细胞因子的产生,抑制CD4+T细胞的活化与增殖,进而抑制B细胞的活化及CD8+T细胞的产生,从而达到免疫抑制的目的。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小儿肝移植后CD4+T细胞ATP值及T细胞亚群监测的意义[J]. 刘伟,李代红. 现代诊断与治疗. 2019(11)
[2]器官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临床诊疗技术规范(2019版)[J]. 石炳毅,巨春蓉. 器官移植. 2019(03)
[3]器官移植受者巨细胞病毒感染临床诊疗规范(2019版)[J]. 石炳毅,肖漓,孙丽莹. 器官移植. 2019(02)
[4]器官移植受者EB病毒感染和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临床诊疗规范(2019版)[J]. 石炳毅,张永清,孙丽莹. 器官移植. 2019(02)
[5]肝移植术后肺部感染及其诊治[J]. 郑建铭,张永信. 上海医药. 2019(05)
[6]同种异体肝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J]. 吕少诚,潘冰,李立新,张志华,郎韧,樊华,李先亮,贺强. 北京医学. 2019(02)
[7]肝移植患者术后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诊疗进展[J]. 徐梦,陈冲,魏巍. 肝脏. 2018(12)
[8]肝移植术后中远期巨细胞病毒的感染情况及诊治[J]. 黄云帆,刘大平,陈虹,王旭,范铁艳.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18(03)
[9]淋巴细胞亚群成员研究进展[J]. 马锡慧,肖漓. 中华细胞与干细胞杂志(电子版). 2017(03)
[10]CD4+T淋巴细胞三磷酸腺苷检测在预测肝移植术后感染中的作用[J]. 王凯,高伟,朱志军,孙丽莹,孙晓叶,曲伟,沈中阳.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13(01)
硕士论文
[1]外周血CD4+T淋巴细胞及CD4+/CD8+T淋巴细胞与DCD肝移植术后感染的相关性[D]. 石承昕.吉林大学 2017
本文编号:3424244
【文章来源】:青岛大学山东省
【文章页数】:41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非感染组与感染组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的比较
非感染组中CD3+T细胞(t=12.037,P<0.01)、CD4+T细胞(t=11.134,P<0.01)、CD8+T细胞(t=8.516,P<0.01)、CD3-CD56+NK细胞(t=2.215,P<0.05)和CD3+CD25+T细胞(t=6.889,P<0.01)的绝对计数均高于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尽管非感染组的CD19+B细胞绝对计数高于感染组,但在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差异见表6、图2。T淋巴细胞简称为T细胞,来源于骨髓的淋巴样干细胞,在胸腺中发育和分化成熟。T细胞均表达CD3分子。T细胞在胸腺中获得多样性TCR的表达以及阳性选择和阴性选择后,分化为CD4+T细胞和CD8+T细胞,即辅助性T淋巴细胞(Th)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成熟的T细胞只表达CD4或CD8分子。未受抗原刺激的初始CD4+T细胞(Th0)受抗原的性质和细胞因子等因素的调控而向不同的谱系分化,如Th1、Th2、Th3、Th17等,进而参与抗感染(特别是抗胞内病原体的感染)、迟发型超敏反应、辅助B细胞活化等过程。在本课题中,肝移植术后患者使用的免疫抑制方案以他克莫司为主,其属于钙调蛋白磷酸酶抑制剂,药理学作用是通过抑制T细胞内的钙调蛋白磷酸酶的磷酸化酶活性,使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IL-2),IL-3,IL-4,IL-5,干扰素-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以及IL-2和IL-7受体的转录受到阻遏[12],从而抑制IL-2,IL-4,IL-5,IL-10,IL-12,IFN-γ,TNF等多种细胞因子的产生,抑制CD4+T细胞的活化与增殖,进而抑制B细胞的活化及CD8+T细胞的产生,从而达到免疫抑制的目的。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小儿肝移植后CD4+T细胞ATP值及T细胞亚群监测的意义[J]. 刘伟,李代红. 现代诊断与治疗. 2019(11)
[2]器官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临床诊疗技术规范(2019版)[J]. 石炳毅,巨春蓉. 器官移植. 2019(03)
[3]器官移植受者巨细胞病毒感染临床诊疗规范(2019版)[J]. 石炳毅,肖漓,孙丽莹. 器官移植. 2019(02)
[4]器官移植受者EB病毒感染和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临床诊疗规范(2019版)[J]. 石炳毅,张永清,孙丽莹. 器官移植. 2019(02)
[5]肝移植术后肺部感染及其诊治[J]. 郑建铭,张永信. 上海医药. 2019(05)
[6]同种异体肝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J]. 吕少诚,潘冰,李立新,张志华,郎韧,樊华,李先亮,贺强. 北京医学. 2019(02)
[7]肝移植患者术后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诊疗进展[J]. 徐梦,陈冲,魏巍. 肝脏. 2018(12)
[8]肝移植术后中远期巨细胞病毒的感染情况及诊治[J]. 黄云帆,刘大平,陈虹,王旭,范铁艳.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18(03)
[9]淋巴细胞亚群成员研究进展[J]. 马锡慧,肖漓. 中华细胞与干细胞杂志(电子版). 2017(03)
[10]CD4+T淋巴细胞三磷酸腺苷检测在预测肝移植术后感染中的作用[J]. 王凯,高伟,朱志军,孙丽莹,孙晓叶,曲伟,沈中阳.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13(01)
硕士论文
[1]外周血CD4+T淋巴细胞及CD4+/CD8+T淋巴细胞与DCD肝移植术后感染的相关性[D]. 石承昕.吉林大学 2017
本文编号:342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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