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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人幸福生活的仆人

作者： 贺来      2013-07-21   阅读人次： 1280

　　［摘 要］ 寻求哲学合理的存在方式，是今天困扰人们的重大课题之一。在此问题上，最为根本的是如何理解哲学与生活的真实关系，即回答哲学究竟应成为人的幸福生活的 “主人”还是 “仆人”。在哲学史上，以传统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哲学形态长期以来把成为人 “幸福生活的主宰”作为哲学的使命，其结果导致了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抽象化。这是哲学陷入深层困境、人的思想和生活陷入深重灾难的重要根源。抛弃和摆脱成为人 “幸福生活的主人”的欲望，甘心成为 “幸福生活的仆人”，这是哲学的重大觉醒，也是兑现它为人类服务诺言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 哲学； 存在方式； 幸福生活

　　在今天困扰着人们的诸多哲学课题中，哲学的存在方式和理论功能究竟为何？ 这一问题可能最具有前提性。如果不能对此有自觉的反省，那么，其他所有一切哲学问题都将无所附丽。围绕这一重大问题，最为根本的是如何理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也即是要回答： 哲学究竟应成为人的“幸福生活的主人”，还是成为人的 “幸福生活的仆人”？ 对此问题的不同答案，意味着哲学不同的思想姿态和理论功能，也意味着哲学对自身不同的理论自觉，因而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幸福生活的主宰”： 哲学不恰当的自我期许
    哲学自从产生之日起，就把服务于人的幸福生活作为自己的重大使命。康德曾言： “哲学在古代看来原是指教人什么才是 ‘至善’的概念，并指教人什么是求得它的行为的。”［1］111
　　在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苏格拉底那里，对 “善的生活何以可能”的追问与寻求被明确地置于哲学的中心，他在街市上不懈奔走，以其 “辩证方法”与人谈话，均围绕着何为明智、虔诚、公正等事关人的幸福的德性而进行。黑格尔曾言， “苏格拉底之前的雅典人，是伦理的人，而不是道德的人”［2］43，苏格拉底实现了从 “伦理”到 “道德”的转化，而 “道德学的意义，就是主体由自己自由地建立起善、伦理、公正等规定……这样一来，善、伦理等规定便是永恒的、自在的存在了”［2］42。策勒尔对此说道： “他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把它安置在城市中，引进家家户户，使它成为探究生活和道德、善和恶所必需。”［3］81苏格拉底对哲学的这种自我理解给后来者产生了深·20·远影响，在西方哲学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无论是柏拉图对 “理想国”的眷恋、亚里士多德对 “至善圆融”生活的向往、中世纪哲学对 “上帝之城”的迷恋、近代哲学对 “理性王国”的执著等等，虽然具体观点和倾向不尽相同，但在哲学最终应服务于人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是基本一致的。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开头引用培根 《伟大的复兴》中的一段论述清楚地表达了对哲学使命的这种理解： “余之所尝试者不以之为创设一宗派或一私见，而确信为创设人类之福利及威权。”［4］1
　　进一步追问，哲学把服务于人的幸福生活为最高使命，那么，它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一点？对此，哲学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是： 哲学服务于人的幸福生活，实质上就是要让哲学作为立法者和支配者来主导人的现实生活。哲学掌握着关于人的生活意义的最高真理以及达到这一真理的不二法门，人们只有听从哲学的指引和教导，遵循和顺从哲学的教诲，才能找到通向理想生活的通道。虽然表现不一，但柏拉图 《理想国》中的 “哲学王”长期以来一直是哲学家隐秘的梦想，柏拉图说道： “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像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5］118
　　当我们把哲学理解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时，所服膺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一言以蔽之，哲学服务于人的幸福生活，就是要让哲学充当人和人的生活的 “主人”或 “主宰”，就是要让人听从哲学真理的召唤并接受其 “救赎”。很显然，这种对于哲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解所体现的正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它体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1） 它把人的幸福生活奠基于某种只有哲学才能把握的终极实在、最高实体之上。在它看来，“存在有或者必定有一些永久的与历史无关的模式和框架，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行和正义的性质时，我们可以最终诉诸这些模式和框架”［6］9，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这种终极的实在与永恒的框架，从而为我们的认识、行动和生活奠定一劳永逸的基础，并因此为人的永恒幸福奠定不可动摇的根据。2） 它试图通过设立一种 “善恶二分”的等级模式来为理想的幸福生活奠基。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之中： 超感性的 “实体”一极所代表的是本质、真理、理性、独立、自由等，感性 “现象”一极所代表的是偶然、无常、被动、不真、卑污等。这两极之中，前者代表着幸福生活的本质内容，后者代表着不幸生活的根源，因此，以前者来主宰和统治后者，后者无条件地服从前者，是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3） 它试图通过把幸福生活锚在某种非时间、非语境的、“非历史”的、“永恒在场”的 “本真存在”根基之上。在它看来，超感性的实体是在 “时间”之外的 “非历史性”存在，“非时间”、“非历史”的存在才是可靠、真实的，而历史与时间中的存在不过是漂泊无根的幻象，只有把历史之流中的一切还原为与时间无关的永恒在场者，人的生活才会获得内在的坚定性并因此逃避 “虚无主义”的威胁。
　　按照上述思维方式，在哲学与人的生活的关系上，哲学所扮演的必然是一种 “高于生活”的绝对强势的角色。这包含着相辅相成的双重意味。对于哲学来说，它意味着哲学企图成为人的幸福生活至高无上的保障者和监管者的雄心壮志。这种自我认知建立在这样三个基本信念基础上： 首先，它相信 “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而其他的答案必然是错误的”； 其次， “必定有一条可靠的途径导向这些真理的发现”； 第三，“真正的答案，如果找到了的话，必定彼此融洽，俱成一体，因为真理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一点是我们先验地知道的”［7］9 －10。哲学正代表着对这种 “最后答案”的把握，它凌驾于现实生活的一切内容之上，把一切碎片融成一个统一的模式，把人引向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并因此成为 “至高无上”的神圣之学。对于人的现实生活来说，它意味着要获得幸福，就必须仰望并皈依于哲学所揭示的超历史·21·的、永恒的终极实在，具体而言，它至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 “逃离偶然，拥抱普遍”，这即是说，只有超越个人的 “偶然存在”并努力成就哲学所揭示的普遍性，人才能找到归宿和着落。对于哲学及其所揭示的普遍性真理，人们要么臣服于它，要么就听任黑暗的魔鬼，用疯狂、用知识和道德上的晦暗混沌 （ 偶然性） 把自己裹缠起来并因此陷入不幸。第二，“否弃时间机缘，追求必然和永恒”，这即是说，只有超越时间和机缘并进入必然和永恒的世界，个体生命才能功德圆满，达到至善。时间和机缘意味着短暂和易逝，意味着个人生命价值的速朽； 逃避时间和机缘，达到永恒和必然，乃是个人实现其生命 “价值”、完成其人生 “使命”的必要条件。第三，“远离人的 ‘实存’，实现人的 ‘本质’”，这即是说，只有皈依哲学所揭示的人与世界的“本质”，抛弃感性、偶然的作为 “实存”的 “小我”，与形而上学的先验本质合一，人的幸福生活才能得到圆满的实现。
　　综合以上对传统哲学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哲学把 “服务”于生活、引导人走向幸福生活作为其根本使命，离开哲学智慧的照耀，幸福生活将成为不可能。第二，哲学以一种 “高于生活”的方式 “服务”于生活，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被置于生活之外，即在传统形而上学所揭示的永恒、终极实在所代表的 “另一个世界”中。第三，哲学以 “高于生活”的方式服务于人的生活，实质是把哲学置于现实生活的立法者、主宰者和裁判者的优先和优越地位，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是哲学为幸福生活 “服务”，不如说哲学成为了幸福生活的 “主人”。

　　二、“幸福生活主宰”的幻觉与哲学危机的根源
    哲学以 “高于生活”的方式服务于生活，，本来其初衷是为 “幸福生活”提供最终的、一劳永逸的基础和指导，但其结局却是否定和贬低生活，并因此使人的幸福和尊严被贬损。这就是哲学试图成为 “幸福生活的主宰”所包含的内在悖论。
　　哲学希望成为人的生活的 “主人”，所表现的是哲学 “成神似的自恋”和 “自我崇拜”。“成神似的自恋”是哲学的 “自圣”或 “自我崇拜”，它体现了哲学企图成为至高无上的立法者和监管者的雄心壮志。哲学成为生活的 “主人”或 “主宰”，表明 “生活”成为被抽象观念支配和控制的 “客体”，也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成为了抽象观念的牺牲品。哲学成为人的生活的“主宰”，实质就是把人的生活目的和意义置于生活之外和之上，真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则被视为实现这种目的和意义的手段与工具，很显然，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人及其现实生活之被扭曲和遗忘。这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哲学希望成为人的 “幸福生活的主宰”，必然使哲学以一种 “唯我独尊”、 “舍我其谁”的优越感，进一步导致和加深对普通人生活漠视的合理化。这一点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哲学与普通人生活的关系中，前者扮演着 “拯救者”的角色，后者则是需要被救赎的对象。以这种信念为前提，哲学必然把普通人的生活视为应予否定和超越的 “低级”和 “鄙俗”的存在，它必然要求普通人放弃自身而交付给哲学观念的支配和控制。与此相配合，哲学成为居高临下、高高在上的权力话语，要求生活服从哲学于是成为 “天经地义”的 “绝对命令”。对于哲学与人的生活的这种关系，现当代众多思想家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哲学批判旧哲学把人感性的实践活动当成 “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指出它把思想王国当成一个神圣的 “独立王国”，要求实现哲学与生活关系的颠倒，即是这种批判性反思的代表性成果。通过这种反思，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 试图从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出发控制人的现实生活的野心，正是造成历史上众多痛苦和灾难的思想根源，这是因为，与哲学观念相比，人的现实生活具有更为本源和优先的地位，它并不受某种哲学 “学说”、“思想”的规范和约束，其丰富性、异质性和复杂性，无法由任何一种哪怕是最高明的哲学学说、思想和话语所囊括。无视这一点，以哲学和哲学家所把握的 “真实答案”为尺度和标准来要求它们，实质上是以哲学和哲学家的·22·“真实的自我之名并代表这种自我来威逼、压迫和拷打他们，并确信不管人的实际自我是什么”［8］202。很显然，在此情形之下，人的思想的尊严和生活的幸福将成幻象。哲学成为 “幸福生活的主宰”，这是其 “成功”，然后却使人的思想和生活变得微不足道，因而它的 “显赫地位”
　　实质上是其最大的 “失败”。与上述内在相关，哲学成为生活的 “主宰”，所体现和贯彻的是一种单极性、一元化的思维定势和话语诉求，哲学和哲学家把自己所 “发现”的 “真理”、 “生命”与 “道路”定义为“真”、“善”、“美”，并据此把其他一切定义为 “假”、“恶”、“丑”，由此便建立起一种 “真”与 “假”、“善”与 “恶”、“美”与 “丑”的两极对立模式。在这两极模式中，毫无疑问，前者占据绝对、无条件的统领和主导地位，以前者为尺度和标准，来控制和消灭后者，乃是哲学天赋的职责和使命。很显然，这种 “两极对立”模式实质上是以单极的无上霸权和一元的绝对权威为旨趣的，无论是起点还是归宿，“两极对立”实质上是 “一元独霸”与 “单极操纵”。然而，正如现当代哲学家们多方面的反思所揭示的那样，无论是我们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存在，还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运动，并不遵循着 “非善即恶”的 “黑白逻辑”，在真假、善恶、美丑等两极对立之间，存在着一片巨大的 “中间地带”，这一 “中间地带”由无限多样、异质的人的生活样式、文化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所组成，面对它们，任何 “非此即彼”的简单框架都是无效的。哲学 “成神似的自恋”与 “自我崇拜”却完全无视这一事实，用 “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把这一切剪裁成它理想中的模型，很显然，由此所导致的将是一个被彻底削平的、同质性的、万马齐喑的僵死世界。阿多诺曾言，“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9］362，即是对这一后果的透辟而尖锐地揭示。哲学至高无上的 “崇高自我”得以挺立的前提是消灭一切 “不和谐的冲突”，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戒律和同一性教条取代丰富生动的人和事物的个性与多样性，哲学获得了 “自我”，万物却因此失去了 “自性”。哲学之幸，同时即是人与世界之不幸。
　　最后，哲学 “成神似的自负”与 “自我崇拜”代表着一种漠视普通生命个体及其生活的高调的贵族主义与精英主义的精神品格，它对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痛苦和不幸必然采取漠然的非批判态度。哲学和哲学家痴迷于对可见世界背后高了还要再高的超感性的本质世界，这是一个水晶宫般的绝对纯净的世界，一个毫无瑕疵的绝对完美世界。哲学和哲学家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智慧与这样的世界建立特殊的关系，普通人只能通过哲学和哲学家的 “中保”才能得到救赎。因此，它对现实世界的苦难是无动于衷的，对感性生命的需要和欲求是蔑视和冷漠的。苦难者的眼泪和痛苦于它是没有重量的。在黑格尔哲学中，普通人成为可以任冰冷的历史理性的车轮无情辗碎的小草，在希特勒那里则成为实现了种族存在的 “高贵同一性”而 “干掉”无足轻重的“存在者”： “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个人即使在他的形式上的自由中也像在清算者的脚下一样，是可互换的和可替代的”［9］362 －363。现当代哲学中，克尔凯郭尔对 “孤独个体”的辩护、尼采对 “健全生命本能”的吁求、海德格尔对 “向来我属性”的 “此在”的生存论意义的阐释等等，就其根本而言都是对传统哲学抹杀个体生命及其存在意义的抗议以及对普通个体生命存在的捍卫。现当代哲学的许多哲学家在痛切的反省中，已经充分地意识到： 哲学和哲学家的凯旋，同时是普通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生活以一种 “合理的”方式被藐视、乃至被清除和消灭。正因如此，放弃哲学唯我独尊的 “优越地位”，走向 “后哲学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平等相处以及普通人的自由开辟空间，成为许多哲学家的共同诉求。
　　上述分析清楚地告诉我们： 哲学 “成神似的自恋”与 “自我崇拜”蕴含着 “霸权主义”的独断话语，表达着一种绝不宽容的权力意志，深埋着 “以理杀人”和普通人生命价值被漠视的祸根。哲学沉浸在 “一览众山小”的快感的时候，现实人的生活与生命却沦陷了。哲学和哲学家成为 “王者”之时，也即是其自我异化之时。因此，哲学以 “高于生活”的方式、在生活之·23·内或之外 “为幸福生活服务”，其结果必然走向反面，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引导人走向幸福生活的积极力量，相反，它将成为妨碍和制约幸福生活的独断教条，成为贬损和戕害生活的抽象力量。

　　三、从 “幸福生活的主人”到 “幸福生活的仆人”： 哲学的理论自觉
    哲学以服务于人的幸福生活为己任，其结果反而导致人的生活的抽象化和人的尊严被贬损。这一悖论要求哲学重新理解自身与人的生活的关系，调整其自我认识和定位。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使哲学实现从 “幸福生活的主人”到 “幸福生活的仆人”的根本转变。在本文中， “幸福生活的主人”和 “幸福生活的仆人”无疑是一种 “比喻”的修辞表达。它所表达的核心内涵是： 哲学不是人的生活之外的救赎真理，它不代表人的生活之外的生活目的和意义，更不能为人的全部生活奠基终极基础和提供最高指南。在哲学与人的生活的关系中，人的生活是 “主词”，哲学是 “宾词”，人的生活取决于人自己的实践活动。人的幸福生活、人的自由和尊严需要人通过自己实际的努力去争取、奋斗和创造，哲学只是这种争取、奋斗和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和一种力量，因而它不能 “越趄代疱”，充当生活的 “立法者”和 “主宰者”。
　　无疑，与其他学科和意识形式相比，哲学具有其特殊的品格和性质，但这种特殊的品格和性质并不表明哲学具有 “生活主人”的资格和特权，而只是表明哲学为生活服务的特殊途径和方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挥哲学特有的精神品格，成为内在于人的生活并推动人追求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重要力量。具体而言，哲学作为人的 “幸福生活的仆人”，其存在方式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通过哲学的 “划界”工作，从而发挥哲学的 “治疗”功能； 二是通过哲学的 “越界”工作，从而发挥哲学的 “超越”功能。这两者所指向的都是人的精神思维领域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独断力量，通过对这种独断力量的 “治疗”和 “超越”，捍卫思想和生活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创造性，是哲学的基本存在方式和理论功能。
　　对哲学存在方式和理论功能的上述理解，基于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充分自觉，那就是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总是存在着企图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观念教条和抽象力量。正如康德十分深刻地指出的那样， “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是人的思想和认识的本性。所谓 “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就是追求超验的 “无条件总体”的倾向，它要求超越所有具体的、异质性的知识，达到代表 “最高统一性”的 “终极原理”。这一 “终极原理”构成一切具体的、异质性知识的无条件的、具有“客观规范性”的 “大前提”和出发点。“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对 “无条件的总体”的追求，包含着一种对人的生存、现实生活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统治意志和控制欲望，它包含着一种以一驭万的野心，意味着操控一切现象的话语权力。与康德不同，马克思从其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把这种抽象教条称为 “意识形态”，指出其基本特点是 “把特殊的东西当成普遍的东西”，并把 “普遍性的东西当成统治性的东西”。在这种抽象教条和 “绝对权威”的支配之下，人的思想必然成为 “单向性”的、僵化的存在，其自由的、丰富的、创造性的特质必然将丧失殆尽。马克思曾针对普鲁士 “书报检查令”对人们思想的戕杀所导致的后果，这样说道：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的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10］7当马克思抗议精神只有 “一种存在形式”时，所指向的正是在抽象教条和 “绝对权威”的统治之下，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被干瘪和枯萎化的结局。不仅在精神和思想领域，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也总是存在着试图把一切都纳入囊中的总体化的垄断力量，这种力量或者是无所不在的“权力”，或者是席卷一切的 “资本”，或者是削平一切的 “技术”等。马克思曾通过对 “资本逻辑”的批判，揭示了其试图超越一切界限，寻求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全面统治的本性。海德格尔则通过对 “技术”的批判，揭示了其笼罩和削平一切的 “座架”性质。这种抽象力量与人的生活样式的多样性、人的自由选择的丰富性和异质性、社会历史发展的多向性和选择性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人的现实生活拥有无法被还原为某种抽象力量的异质性和丰富性，如果任由它不加限制和反省地运用到人的生存、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之中，将可能导致对人和社会生活的强制性操纵，从而导致人的自由的丧失与生活的抽象化。
　　思想超越自己界限而追求 “无条件的总体”，所导致的结果是思想陷入独断和幻象，社会生活中的某种力量超越自身界限而寻求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支配和控制，所导致的结果是 “抽象对人的统治”。人的生活之所以陷入种种不幸，其深层根源正在于此。为此，哲学的 “划界”就是要对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中不同领域的 “界限”进行自觉的区分，通过澄清思想和事物的界限，揭示不同领域思想和事物所遵循的差异性的 “游戏规则”，明确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中不同领域的 “边界”，防御其不知限度的僭越，从而捍卫思想与生活的自由、丰富和创造本性，以防止和消解抽象的总体性力量对多样和丰富的思想及生活领域的侵蚀和控制。在此，哲学不是高高在上的 “立法者”，而是要通过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中的 “抽象病”进行揭示和治疗，成为健康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守护者。在当代哲学中，维特根斯坦对 “可说”与 “不可说”的划界、海德格尔对 “存在”与 “存在者”的划界、哈贝马斯对 “劳动”与 “交往”的划界等等，即是哲学这种工作方式的杰出典范。与此相辅相成，哲学的 “越界”工作则是要对存在于人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中的束缚人自由发展的刻板教条、僵死观念和抽象力量的解构、克服与超越。推动观念变革、进行思想启蒙、促进人的思想解放，而这就要求哲学勇于突破既定思维方式、理论原则与陈腐观念所设定的 “界限”，消解它们对于人们头脑的禁锢，把人们从它们的压抑和困扰中解放出来。同时，反思和解剖现实生活中支配人们、使人失去尊严和幸福、导致人的生命陷入片面化的现实力量，增进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理解，并以此为前提，推动人们不断走向自我超越和解放。在此意义上，哲学的 “越界”意味着对统治和支配着人们思想和生活的 “终极力量”、“最终模式”、 “最后真理”进行驳斥和超越，从而为思想的自由空间、生活的未来希望开辟道路。在此方面，马克思哲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最具启发性的典范。
　　上述哲学的 “划界”“越界”工作表面上正相反，实质上相辅相成、内在相通。它们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哲学作为 “批判武器”的功能。二者表明： 哲学虽然并不能代替 “武器的批判”，但通过直面和反思使人的思想和生活陷入抽象的教条和独断力量，捍卫思想和生活的自由与丰富本性及其创造活力，推动人们不断从种种束缚和奴役中摆脱出来，实现自我解放，这是哲学最为宝贵的批判精神与反省品格的充分凸显，因而也是以哲学的方式履行其使命的最恰切方式。
　　哲学的 “划界”和 “越界”工作方式表明，哲学不再是一种从某种永恒标准出发的超历史的 “先验审判”，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的活动。这是因为，正如上述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划界”和 “越界”所针对的都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遮蔽和扭曲精神、思想和生活具体性与丰富性的抽象力量。这种抽象力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和特质，这就要求哲学的“划界”和 “越界”工作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其具体的内容与主题，并因此是一项必须在人的思想、认识和人的现实生活的发展进程中不断重新开始的历史性任务。这即是说，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总会不断地需要和呼吁哲学发挥其 “划界”和 “越界”功能，也正因如此，哲学才成为一种永远不会终结的、与人思想和生活相伴始终的活动。
　　对哲学的上述理解表明，哲学的首要价值将不再是 “最高的真理”，而是 “真实的自由”。
　　祛除以观念形态和非观念形态存在的抽象力量对人的思想和生活的宰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和生活摆脱抽象教条和独断原则的支配，使充满个性的思想创造、和而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自由地生成和壮大。自由是健康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所谓 “基本”，并不是说它是最高的或唯一的价值，而是说它构成了其他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拯救并捍卫这种自由，实际上也就是在捍卫和维护思想与生活健康、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罗蒂曾言： “只要我们管好了自由，真理就可以管自己”（ Take care of freedom and truth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这正是对哲学批判把自由作为其首要追求价值的凝练表述。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当哲学把 “划界”和 “越界”作为自己的工作方式时，哲学真正放弃了 “主人”的姿态，而把服务于人的思想的尊严和生活的幸福作为自己的本分。一方面，哲学真正领悟到了以往以高高在上的 “积极姿态”充当 “幸福生活的主宰”的欲望在根本上是 “无知无畏”的 “僭越”，它不仅不能推动人的福祉，反而会由于对人自由思想和生活的强制性控制而带来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放弃成为 “幸福生活的主宰”，并不表明哲学的自我放逐和自暴自弃，相反，它使哲学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那就是把自身置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把 “防御”独断和抽象力量对自由生活的扭曲和破坏作为自己的使命，哲学由此成为了捍卫自由的思想和创造性生活的 “仆人”。哲学不再贪图成为 “唯我独尊”的 “女王”，而是努力成为推动人的思想自由创造和生活幸福的一种朴素而真实的力量，这是哲学的重大觉醒，也是哲学兑现它为人类服务诺言的基本前提。

　　［参考文献］
　　［1］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0 年。
　　［2］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 2 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0 年。
　　［3］ 策勒尔： 《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
　　［4］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0 年。
　　［5］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年。
　　［6］ 伯恩斯坦： 《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郭小平译，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年。
　　［7］ 伯林： 《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9 年。
　　［8］ 伯林： 《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3 年。
　　［9］ 阿多诺： 《否定辩证法》，张峰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3 年。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

原载于：第 52 卷 第 4 期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Vol. 52 No. 4  2012 年 7 月 （网络编辑：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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