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政治哲学_黄宇昕：儒家政治哲学论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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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正文

黄宇昕：儒家政治哲学论纲（8）

　　四、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路

　　㈠、理性人的假设。

　　为西方文化最终奠定基础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5页，注①。亚里士多德还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可见，“人的本性是动物”这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参见西塞罗：“在如此众多的不同种类的生物中，，他（人）是唯一分享理性和思想的。”（《国家篇 法律篇》，第160页）。康德也认为，“人是动物”、“有理性的生物”（[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页）。再如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Ⅰ》（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论法律关系的第52-54节中也多次反复使用“生物人”这个概念。由此可见，“人是理性动物”是西方人一贯的思路，也是西方文化的基点。]这句话揭出西方文化的核心理念：⑴人的本质是动物，性本恶，这是西方文化的出发点；⑵人的特殊性在于（逻辑）理性。西方文化总体上是理性主义的文化，近代更是理性主义的全盛时期，近代西方文化完全奠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所谓“经济人”、“法律人”等等，都只是理性人在某一方面的体现。

　　当代社会科学用“世俗”和“理性”这种词语来归纳法律的特征。……立法者借助人们算计行为后果、权衡利益得失以及评估奖惩的能力，来诱导他们依照特定方式行事。法律人（legalman），就像其兄弟经济人（economicman）一样，被描绘成一个精于算计、压抑梦想、信念和激情、漠视终极目的的人。[ [美]伯尔曼：《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姚剑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美国观念所隐含的假定是，法律意义上的人应该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年人，他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也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他的法律意识业已形成。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者，是“理性而又谨慎的人”，他的诉求与抗辩关系到诉讼成败，他的行为所导致的正常合理的结果均被推定为是其有目的而为之。[ [美]伯尔曼：《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姚剑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

　　这两段话充分说明理性人的本质，即以利益而非道德为导向，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理性人的题中之意。这样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本性，更谈不上实现，他绝对不是那种有精神自觉的道德主体。但是，这样的人有理性、有情感、有欲望，当然也有意志，所以他也是主体，但只是逻辑（理性）主体或自然生命。道德主体是实现道德本性的绝对自由的主体，而逻辑主体只是具有主体的形式，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他只是形式主体。道德主体与逻辑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道德主体是逻辑主体的终极根据，逻辑主体的发展发达、自我意识的不断强化都只是道德主体自觉必经的环节，逻辑主体是道德主体自觉的必要工具。

　　㈡、权力私有化是人世间最大的恶

　　既然人既性本恶又有（逻辑）理性，那么人必然趋利避害，人通过理性计算知道组织社会对自己更有利，而作为理性人，他们又希望少付出，人人如此，所以最终必然只能用社会契约来建构社会。“一旦把人的理性视为价值之终极准则，则要说明社会与政治体制之存在，便只有归因于社会契约一途了。”[ [德]登特列夫：《自然法》，李日章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4页。]

　　既然性本恶，人性不可能变成善的，既然有（逻辑）理性，人必然趋利避害，那么必须以外在强制即暴力禁止为恶，只能以政治法律来维系社会，舍此别无他途。但是，当政治权力变成社会中唯一合法的无与伦比的暴力后，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权力必须靠具体的人来行使，只要掌权者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有一点私心，权力就不但不能惩治邪恶，反而会制造更多更大的邪恶。权力本身因为道德的目的而神圣，一旦失去公共性而私有化被滥用就反而会变成人世间最大的恶。

　　“与争夺权力相比，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正义了。”（索尔仁尼琴）

　　“不公的法律甚于抢劫（捷尔察文）”，“不义的政府甚于强盗（作者）”。

　　“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第四》）

　　但是出于恶的本性和理性的计算，任何人都难以抵挡权力的腐蚀，权力总是难以避免被私有化而失去公共性。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勋爵）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用到极限方可休止。”（孟德斯鸠）

　　“权力是一副毒剂，这是几千年来就知道的事。要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过支配别人的物质权力该多好呀！对于相信在我们众生之上还有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因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权力还不是致命的。但对于没有高级领域的人，权力就是尸毒。他们一旦传染上便不可救药了。”[ [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册），田大畏、陈汉章、钱诚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第144-145页。]

　　索尔仁尼琴保持西方传统，不认为性本善，但承认外在的道德之源具有至高性，对人有根本的力量，这就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具有道德自觉的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抵抗权力的腐蚀，但是这样的人太少，绝大多数人是“没有高级领域”的人，即缺乏道德自觉的人，他们是无法抵制权力的腐蚀的。即使对于有抵抗力的前者而言，也不是绝对的。当然，掌权者也有并非出于故意而出错违法的情况，但这仍然是从根本上破坏公共权力的神圣使命，本来要制恶，结果变成作恶，这从源头上败坏了公共权力，因此仍然胜过其他一切恶。

　　“政府最轻微的违法也甚于公民最严重的犯罪。政府违法就意味着越权，超越宪法规定的权限就是违宪，这就是最严重的违法犯罪。”（德肖维茨《最好的辩护》）

　　所以，掌权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私欲、权力意志反而成了最大的恶的来源。对此，持性本善的儒家是主张从根本上消除其私欲私意来解决，此即“内圣外王”、“贤人政治”。持性本恶的西方则并不寄希望于从根本上消除其私欲私意，而只是希望遏制其私欲私意的表现来解决问题。儒家的道路似乎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西方的道路似乎只是权宜之计，但是实践结果却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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