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行政学_哲学的政治学转向
本文关键词：哲学的政治学转向，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魔尊重楼345
1 楼 2016-01-06
哲学的政治学转向1．无自由和完全自由都不需要智慧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世界哲学日”在中国的大会主题是“哲学与公共政策”，这是一个涉及到多个哲学学科的综合问题，特别涉及到政治哲学、伦理学、社会哲学和文化哲学。无论是政治、伦理还是社会和文化，都是关于公共生活的问题。哲学关心的都是重要问题，而重要问题都是具有公共意义的问题。
“重要问题”与“大问题”的区别与哲学的道路选择有着密切关系。应该说，重要问题和大问题都是哲学这种极致思维的本能选择，因为这两类问题都是根本问题或者基本问题，也就是任何有限知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得不由哲学去思考。在这里，知识的有限性至少可以这样理解：（1）任何一个门类的知识，因此所有知识，都总是有限的。正如休谟定理所指出的，无论有了多少知识，都不足以推知未来世界和整体世界；（2）任何知识，甚至包括科学和逻辑，都依赖着知识所不可能证明的某些哲学假设。因此，思想的主体部分虽然是知识，但思想的奠基部分却是智慧。智慧永远是知识的基础，而智慧所处理的就是那些专门留给哲学的“重要问题”和“大问题”。
大问题就是几乎覆盖着所有问题的总体性问题或者说终极问题，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解决大问题而获得对各种问题的一揽子解决。这种试图发现关于终极问题的终极解决的努力就是形而上学。不过正如分析哲学后来发现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问题是由语言虚构出来的伪问题，而不是真问题。例如有一些功能性的语词，典型的如“是/在”（is），本来只是语言陈述中的一个功能关系，但当它被看作是一个对象性的课题，就形成了文学虚构；还有一些是观念的框架性概念，它们是进行思想活动所需的条件，其中凡是真正需要明确的，例如“必然性”，就会被严格定义（逻辑学和数学的定义），另外有些概念并不需要严格定义，而只需要在特定的语言游戏中或特定情景中进行临时约定，例如“本质”，就无所谓标准答案而只需要约定。atic）的哲学问题，因此，那些问题虽大，却不重要。所谓重要，就是对生活而言是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重要性就是相关性（importanceistherelevance）。
哲学所必须关心的问题未必是思想上最大的问题，却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我愿意把这种哲学选择称为哲学的正宗选择（thefundamentalismofphilosophy）。假如人类生活道路无可选择，那么就不需要智慧，或者说，没有自由就不需要智慧，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智慧就无用武之地，反正没有什么可想也没有什么值得想的；而既然人有自由，生活需要做出选择，这就需要选择的理由，人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选择就比那样的选择“更好”或“更正确”。生活的错误无法反悔，所以人们最怕选错了事情，而选错事情是因为想错事情，所以“给个理由”就成了性命悠关的命运抉择。去寻找能够肯定某种选择并且同时否定其它选择的理由就是在寻找否定某些自由的理由，只有需要去否定某种自由，才需要智慧，很显然，如果人有无需限制的自由，那么无论做什么就都同样是对的了，因此，完全自由也不需要智慧，既然都对，就都无所谓。只要明白了无自由和完全自由都不需要智慧，就知道只有当拥有自由并且同时需要用自由去限制自由时才需要智慧。生活的所有重要问题都表现为“选择什么并且不选择什么”，而给出选择的理由是一个严重又可怕的思想挑战，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没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或者什么是错的。人们胡说，而且只好胡说。
2．必然的知识和命运的知识
“知道什么”是为了“做什么”。无论是希腊还是先秦，人们所需要的知识从一开始就都是试图知道“真正的道理”以便能够做出正确的生活选择，只不过希腊人相信“去知道”就是去客观地“看”（theoria），而中国人则相信需要用心去“听”（闻道）。但希腊人和中国人都相信，存在着真正的道理，它胜过所有的胡说和想象，因此能够决定人们所需要的好生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试图通过逻辑论辩而发现绝对严格的概念和命题，而孔子则诉诸人性事实（仁）以及最适合发挥人性优势的制度（礼）。这样不同的努力塑造了两种知识类型：必然的知识和命运的知识（knoicus)。由私利私仇所决定的私敌只是“敌人”这个概念的浅层含义，而由原则所定义的公敌才是“敌人”的深层含义。施米特还进一步相信，如果没有了敌人，政治也就没有了，那么人类的日子就过得没有意义，最多剩一些混日子的“逗乐”（娱乐业和体育）。
施米特的“敌人”政治学可以比较成功地解释人类政治冲突所以永远难以化解的一个深刻而隐秘的原因。但这一理论似乎主要适合于解释西方世界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意识，却至少不适合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碰巧与敌人理论有着几乎完全相反的政治意识：从根本上说，敌人不是一个不共戴天的固定实体，而是一个需要化解的情景性事实，所以，化敌为友才是真正的政治原则和政治问题——树敌太容易，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它不需要答案；而化敌才构成一个需要解决方案的问题。中国的政治理解在政治哲学上又更深入了一个层次。有趣的是，德里达在晚年也提出了一个称为“友好政治学”（thepoliticsoffriendship）的问题（不知道是否受到中国哲学的启发），他自己认为是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的讨论中获得的思想线索。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论虽然也涉及政治问题，但主要属于伦理学，而且思想比较简单，虽然充分肯定了友谊的好处，却没有发展出“化敌”理论，而没有化敌理论，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原则和政治理论。德里达同样没有深入到“化敌”问题，而只是反对了施米特式的敌人意识，推荐了“无敌人”的友好假定。因此，德里达虽然敏感到了与施米特相反的一个思路，却没有能够深入问题。
最后可以简单讨论政治哲学一个可能发展的新空间。到目前为止，国际流行的政治学是以西方政治学为主导的政治学，它只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家政治学以及从属于国家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学，而没有发展出以世界作为分析单位的世界政治学，因此造成相对于全球化运动的理论滞后，这一理论的局限性在未来将会形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显然有必要未雨绸缪，在这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就显示出深厚潜力来，特别是“天下”这一蕴涵巨大理论空间的世界概念。关于这个问题方方面面，可以参见我的“天下体系”理论，它是把天下概念开拓成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的尝试，其中试图打破西方的狭隘的政治分析框架，并且建立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新的政治关系和政治问题的理论体系，包括政治世界观、世界管理、文化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的普遍传递性，等等问题。在此不详述。
本帖地址：
無名小辈峰仔
2 楼 2016-01-06
浅析初中数学的教学艺术【摘 要】教学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不断创造的过程。在初中数学的教学教育实践经历中，每一名教师都在发展中积累了不少的教学经验。本篇文章，主要从教学氛围、认真备课、适度使用多媒体等教学心得体会浅析初中数学的教学艺术。
【关键词】初中数学 氛围 备课 民主 多媒体 能力 教学艺术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3.10.134
青少年时期是学生学习知识、增长能力的黄金时期。初中时期数学知识的学习，更是在为学生终身的思维逻辑能力的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初中数学教师作为学生成长中黄金时期的心灵工程师，教学中的一言一行都要讲究策略和艺术。有的初中数学教师在教学岗位上几十年，但是教学的效果并不明显，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教师不善于更新教育观念和与时俱进地挖掘教育方法。教师的教学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旧知识合理迁移和融合的过程。在数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渗入足够的人文情怀、践行人性化教学的精神是非常必需的。本篇文章就从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适度使用多媒体技术、认真备课和培养学生生成问题的能力这四个人性化教学的角度，浅析初中数学的教学艺术。
一、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
心理学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处在不同的氛围之中，大脑皮层作出的反应积极度是不一样的。数学是一门对学生脑部思维活动要求相对较高的科目，在教学中，初中数学教师尤其需要注意尝试各种途径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帮助学生在轻松地状态下发挥最大的潜力。接下来，我们主要从掌握松弛有度的教学节奏和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两个方面来探讨如何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
1.统筹松弛有度的教学节奏。
数学知识的学习本身需要学生集中注意力，用心掌握解答题目的技巧和关键。因此，初中数学教师一般都提倡营造一种紧凑的学习氛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但是，学生如果精神状态过于紧张，很容易产生反面的效果。因此，教师对于教学节奏的把握应该讲究松弛有度。学生也只有在劳逸结合的情境之下，才能自然地享受整个学习的过程，事半功倍地掌握知识要点，具备解答题目的能力。具体而言，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教师在讲解比较简单的知识点时，可以采用较快的节奏，一笔带过。但是，在阐述教学的重点难点的时候，就应该放慢节奏，给学生时间，让其进行咀嚼消化和回味，不给学生太大的学习压力。
2.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
人是氛围的最主要创造者，课堂上的两大主体：一是学生，一是教师。不言而喻，师生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课堂氛围的类型。按照一般的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将师生之间的关系分为民主型、依赖型和放任型。毋庸置疑，最佳的类型当属民主型。在民主型的师生关系状态下，学生是最信任教师的，教师也是最亲近学生的。让学生与任课教师在和谐民主的氛围之中相处和交流，往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科目的感情和兴趣。
二、适度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可以说，在当下的教学环境中，如果我们没有了多媒体的辅助教学，很多教学计划都无法完成。多媒体艺术以其趣味性强、表现力强、形式多样等一系列的明显优势著称，早已走进了我们的初中数学课堂之中，成为初中数学教师的好帮手。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每一种教学策略都有其不可避免的两面性。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也不例外，如果教师使用得过于频繁的话，就会喧宾夺主，过分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但如果教师完全不使用多媒体技术，在很多知识，譬如几何知识的讲解上就会费时费力。万事万物的顺利运转都离不开适度这一原则。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适度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我们要认真地评估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价值和应用时的时间分配。我们在操作多媒体的时候，应该始终明确多媒体是一种教学工具、是为课堂增添一抹色彩的工具，它发挥的是辅助功能，而不是课堂的教学核心。总之，在实际的初级中学数学课堂上，多媒体技术应该使用多少，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具体的教学情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始终是最佳原则。
三、认真备课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备课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必经环节。但是不同的初中数学教师有不同的备课方式。有的教师认真地对待每一节课的备课环节，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统筹出一节节精彩纷呈的优质 数学课出来。而有的教师随心所欲，备课的态度不够端正，完全根据自己的主观情绪和时间配置来备课，心情愉悦了就精心准备教案，时间不允许了就随意糊弄。有的教师自恃教学经验丰富，甚至省略掉了备课这一环节。后面两种教师的行为显然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的学生不尽相同、教学大纲也在发生持续的变更和调整，如果不认真备课的话，很可能跟不上教育发展的潮流，被时代所淘汰。我们一直在强调教师教学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教师的每一节课对于不同的学生可能都具有不一样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认真地备好每一堂课，争取让学生在学习之后有最佳的效果。数学知识的讲授逻辑性明显，如果教师不认真备课，将知识讲得毫无条理、没有重点，学生就会听得非常辛苦、一片混乱。总之，认真备课不仅仅是每一名初中数学教师的义务，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备课的问题上是不能够投机取巧的。
四、培养学生生成问题的能力
传统的数学教学中，我们都习惯了把数学题目的详细步骤一步一步地直接告知学生的讲课方式，从某种层面上来讲，这种模式剥夺了学生生成问题的乐趣和能力。数学的学习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青少年时期是学生大脑发育最迅速的时期，因此，在教授初中数学知识的时候，教师一定要注意多多激发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逐渐培养学生生成问题的能力。生成问题的能力指的是学生自己经过思考之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具体在教学中，可供我们选择的激发方法有很多。比如说教师在讲解一道数学题目时候，请学生每人出一道相似的数学题目并且解答出来，做到举一反三。学生在不断思考与创造的学习过程中，逐渐领悟甚至具备了一种真正的理性精神，这将会进一步促进学生的数学学习。
总之，初中数学的教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经验选择。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当下的具体情境努力营造符合学生心理特征的和谐的学习环境和师生关系，努力从根本上为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建立和提升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爱比月色更寂寞
3 楼 2016-01-06
经济发达地区福利结构差异的政治经济分析摘 要：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例如，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源自于这三个省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商关系。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
关键词： 经济发展模式； 福利支出结构； 政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3-0073-05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起，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有两方面的特征值得关注。第一，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却在福利供给上明显不足。[1]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将原因归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围绕着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2][3][4]第二，地方政府在福利类财政支出上有所差异，以及与之伴随的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以我国东部沿海的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例，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见表1）。那么，如何来解释地方政府这种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呢？
自二战以后西欧发达地区产生的“福利国家”开始，福利和福利政策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不同理论范式对福利问题都有所关注，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福利是如何产生的，是哪种逻辑主导下的产物？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大概归为四类。第一，福利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产物，福利支出水平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同；[5]第二，福利是作为阶级的要求而出现的，工人阶级和左派力量的壮大会促进福利水平的提升；[6]第三，民主政治导致福利的产生，社会大部分人都希望对市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有所补偿，而民主为他们实现诉求提供了平台；[7]第四，国家主义认为，福利政策及福利水平反映了国家作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独立行为者的特点，福利的演变是国家能力的结果。[8]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不同省份的福利结构，国家主义的观点无法得到应用。另外，由于中国不同区域的民主化程度、阶级分化程度差异不大，故无法解释国内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差异。而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关联作用，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所以也排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三个地区福利支出结构差异的影响。
西方学者对于比较福利体制的研究是否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所帮助？比较福利体制的开山之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利用“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这一概念把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分为三类，即统合主义体制（corporatist regime）、自由主义体制（liberal regime）和社会民主主义体制（social-democratic regime）。[5] 之后，一些研究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试图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体制类型。例如，伊恩·高夫（ian gough）提出的正式保险体制（formal security regime）、非正式保险体制（informal security regime）、无保险体制（insecurity regime）；[9] 尼特·罗（nita rudra）提出的生产型福利国家（productive e）。[11]
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福利方面的理论并不一定完全适用。这方面存在的最显著的问题是，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很难照搬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福利制度上。② 例如，艾兰·沃克和黄焯基（alan e paradigm）本身包含的九个基础要素。③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福利体制的某些特殊性，使得目前对于欠发达国家福利体制的分类研究中难觅中国的踪影。伊恩·高夫（ian gough）在他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其 分的欠发达国家福利体制类型不包括中国；[9]克里斯坦·艾斯波特（christan aspalter）所研究的东亚国家福利模式中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没有涉及中国内地。[11] 因此，西方学者对于福利体制与福利政策的研究并不能直接对问题的解释有所帮助，但其提出的一些概念还是会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比如本文中“生产型福利”、“保障型福利”的概念，正是受到了尼特·罗（nita rudra）提出的“生产型福利国家”、“保护型福利国家”的启示。
现有关于中国不同区域政府福利支出水平差异的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主要的解释变量。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会提高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例如，柯卉兵认为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13]陈赟指出，影响教育投入最基本的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经济发展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多，用于教育投资的数量越多，反之越少。[14] 这些研究主要运用定量方法对影响福利差异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划分区域的方法主要是根据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不同的省份归入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但是，辽宁、浙江和广东都属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以人均gdp的全国排名进行衡量，三省都处于前十的位置，差异不大。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解释三省的福利差异问题。 关于国内福利差异问题给出的第二个解释变量是转移支付水平。正是由于西部地区由于具有政策优势（如“西部大开发”），能够获得较大数量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在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比重甚至超过中部省份。然而，转移支付主要是针对西部地区。辽宁、浙江和广东并不具有此类政策优势。
那么，作为中国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什么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说来，辽宁更重视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而忽略了教育类福利支出，浙江更重视教育福利类支出而忽视了社会保障类支出，而广东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下文将给出一个假说并论证之。
二、中心假说与论证方法
本文的中心假说是：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具体而言，地方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体现了地方政府福利偏好的不同，而这种福利偏好是由当地主体类型企业决定的。从理论层面讲，地方官员虽然都是利益最大化者，但其利益由制度定义，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型。
在阐述本文的论证方法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所使用的变量进行定义，并指出案例选取的标准。
1. 本文研究假说的自变量是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之间组成的政商关系。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本文将其看作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领导者，也是决定当地福利政策的政策决策者。对于地方企业而言，本文实际上是按照所有制类型进行了分类。出现在本文三个案例中的企业类型分别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这里要说明的是，同一省份往往同时具有上述三种企业类型。例如，辽宁虽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但其沿海城市大连市近年来却通过引进外资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再比如，浙江和广东两省同时存在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类型，而且浙江的外资企业和广东的乡镇企业在绝对数量上也不在少数。但是，我们这里只是将当地的主导企业类型作为代表进行讨论，这种简化在提取自变量过程中是必须的。
2. 本文研究假说的因变量是不同地区的福利支出结构差异，这种结构差异体现在保障型福利和生产型福利所占的比重。所谓保障型福利，指的是使劳动者因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而减少或丧失劳动收入时能从社会获得经济补偿和物质帮助，保障基本生活的一种福利，例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所谓生产型福利，指的是能够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福利，例如教育与工人培训。由于社会保障和教育是这两种福利类型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提出问题和论证的过程中都以这两种福利作为代表，即社会保障代表保障型福利，教育代表生产型福利。
本文的主要论证方法是案例分析，共选取了辽宁、浙江和广东三个省份作为分析案例。案例的选取首先考虑到排除干扰变量对因变量的 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的福利支出水平都有影响。因此，必须选取在这两个方面基本相似的地区作为案例。辽宁、浙江和广东都是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小，基本可以控制经济水平对福利支出的影响作用。其次，这些发达地区基本没有或有较少的中央转移支付支持，并非中国西部地区省份主要依靠转移支付等政策优势来维持当地福利。也正因为本文选取的案例控制了这两个干扰变量，我们就必须提出其他新的解释变量来解释这三个案例省份的福利结构差异问题。
3. 本文在选择案例时也考虑到必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组成了中国东部地区的三大经济圈。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发达便捷的交通优势、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各异的自然禀赋，这些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辽宁、浙江和广东分别是这三大经济圈的主要构成省份和典型代表。不仅如此，这三个省份所体现的中国东部地区三种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企业类型同样具有代表性。
三、案例分析及论证
（一）辽宁高保障型福利财政支出的政治经济分析
建国初期，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模仿了苏联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以便尽快在工农业产值上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辽宁作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是东北三省经济实力最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其中鞍山、本溪、抚顺、盘锦、沈阳等都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城市。辽宁是新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这种重工业化的发展方式给辽宁遗留下来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辽宁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国有企业几乎在各个产业都占有主体地位，扼杀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机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挤出效应”，导致民营企业发展缓慢。就辽宁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其政商关系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这种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给辽宁带来了较大的后遗症。企业办社会是国有企业的传统，是我国“单位制”时期为企业职工提供社会福利的主要方式。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政策性破产以及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导致了辽宁社会保障负担非常沉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参加社会保障的人数最多。辽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城市化高，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拥有大批的在职职工及离退休人员。[15] 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覆盖率上计算，辽宁省参加社会保障的人数都在全国排在前列。（2）下岗失业人员过多。2006 年辽宁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 614.1 万，企业占 74.30%，为 456.3 万人。其中在企业范围内，国有企业的参保人数为 209.2 万，占全省企业事业保险参保人数的 45.85%，占据了半壁江山。2007年辽宁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4%，同期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16] （3）离退休人数逐年增多。截至2011 年，辽宁省离退休人数为458.1万人，全国退休人员数的8%，位居全国第一。辽宁省抚养比2.2：1，远低于3：1的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全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退休人员比例呈上升态势。[17] 我国从2002年底到2003年开始的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使地方政府逐步确立了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地方政府因此得到了部分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并承担了地方财政预算的责任。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当地国有企业既是他们促进经济发展，获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同时，国有企业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也是他们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其历史遗留的社保负担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既是税收的主要缴纳者，也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参与者，还是地方政府实现政绩目标的主要依附力量。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自己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方式介入国有企业的资产运营当中，并通过国有企业输送利益来完成地方政府的目标。当地方政府面对社会保障基金筹集过程中出现的巨大历史隐性债务问题时，能够通过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的转移来实现政府的福利目标。这就将二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政企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 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在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中，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的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都负有重大责任。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稳定和及时征缴，从而实现国家的社会与政策目标，辽宁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起相对于其他地方政府来讲更为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
综上所述，在辽宁，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当地政府与当地国有企业的关系。相对于其他地方政府为了辖区的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保障投入不同，辽宁国有企业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是历史遗留问题，无法回避。另外，本省除了大连等沿海城市以外，招商引资的先天优势并不明显。地方政府并不会为了保留辖区内的企业和吸引新的企业进入辖区对福利采取消极态度。由于国有企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与财政来源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就使得地方官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有企业的偏好。国有企业的偏好体现在对其国企成员的保障性福利供给上，而保障辖区内人民的福利水平又被法律规定为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辽宁地方政府不得不在社会保障类福利上投入更多。
（二）浙江高生产型福利财政支出的政治经济分析
在计划经济时代，浙江并未被定位为“工业基地”，并没有得到政府较多的支持和投入。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性限制或投入歧视一直影响着浙江的经济发展。面对这种政策性的限制，浙江只有通过自我的体制创新来寻求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途径。从产业发展的模式看，浙江经济最初是从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起步的，加工深度、加工规模和资本集约度处于一个自发的提升过程之中，产品主要以建材、纺织、小家电和小商品为主，这一特征被总结为“轻、小、低、散”。与我国东部的其他沿海省市相比，浙江工业生产的集约度和集中度都偏低。[18]
浙江省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块状经济或区域特色经济，在一定的辖区范围内产生了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区域性产业群体，即所谓的“一村一品、一地一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90%以上的县市区都培育和发展了块状经济，比较知名的如宁波服装、义乌小商品、温州皮鞋、海宁皮革、永康小五金、嵊州领带、大唐袜业等，这些块状产业在全国同类产业中都占有相当份额，呈现出良好的成长性。[19]
这种块状经济的发展模式带动了浙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块状经济对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就其对于地方财政的福利支出而言，其最重要的影响是带来了浙江财政体制上的强县扩权、强镇扩权改革。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经历了四次强县扩权改革。[20] 在我国当前的财政体制背景下，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是一个得到学界广泛认同的现象。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移而事权下移，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以下财政状况堪忧，负债问题比较严重。而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既给予地方财政更稳定的财政资金来源，同时其带动的县镇扩权改革也有利于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合理配置。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浙江省省以下各级政府有能力履行好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职能，为浙江生产性福利的高支出提供了必要条件。
浙江省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内生性发展。浙江的经济发展是通过自我的体制创新起步的，其产业的成长与发展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虽然起点较低、技术含量不高，但其发展的所有资源和动力都来自于本土的自主与自觉。产业结构的演化需要产品更新、工艺创新以及产品附加值的递增，这些都依赖于人力资源、技术基础的不断提升。这就意味着浙江必须重视教育、培训等生产型福利的投入。另一方面，浙江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地方绅商在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浙江地区历代重视教育办学，文风鼎盛，人才荟萃。[21] 文化对于地方福利结构差异是否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但由于不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故不再展开探讨。
综上所述，为什么浙江省的财政支出中教育占有这么高的比重？首先，由于浙江的块状化、专业化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基层政府的“县镇扩权”。这种“县镇扩权”使得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更加一致，使得基层政府具有较充裕的财政来源投入教育。其次，浙江省的内生性经济发展模式要求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推动产业升级，而教育则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从整体上看，浙江在生产型福利的 政府支出上较高。
（三）广东低福利财政支出的政治经济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大量向中国转移，尤其是以广东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凭借优惠的投资政策、土地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及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外资企业的理想投资地区。20世纪80年代，由于其临近港澳台的区域优势，广东首先得到了港资和台资企业的青睐。港资企业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玩具、小电器和服装上，而台资企业主要属于电子信息类产业，使广东成为国内有名的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基地。在这之后，日本、美国、韩国等等国的资本相继进入，使得外资对于广东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估计，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资经济占到整个地区经济的80%以上。从产业生产链来看，广东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即技术源来自外部，市场与销售网络也在外部，属于“订单主导型”或“客户主导型”产业。 由于这些驻扎在广东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电子装配、玩具制造、塑料制品加工、服装加工等行业，利润空间有限，并受到国外货商的制约，廉价劳动力是最大的比较优势，成本的压缩主要靠的也是劳动力价格的降低。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每天劳动至少10-12小时，每月工资仅有600-700元，工作环境较差。这种企业所雇用的劳动力不仅廉价，而且还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据统计，77.8%的工人签订一年期合同，而87.9%的工人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在1-2年，仅有不到12%的工人劳动合同在3年及3年以上。东莞制造业企业签订一年劳动合同的比例甚至达到91.8%。[22] 外商投资的制造企业所具有的以上特点决定了它对于保障型福利与生产型福利的态度。
1. 由于社会保障等保障性福利会导致用工企业的额外成本上升，外资企业希望这种福利支出尽可能降低，大部分企业不愿意给民工以相应的社会保险和相关工作福利。按照目前社会保险的缴费比例，企业要为每一位农民工承担其基本工资30%-31%的社会保险费，其中养老保险20%，医疗保险6%，工伤保险1%-2%，生育保险1%。有些企业认为社会保险的费率过高，瞒报参保人数、放弃投保、以工资补贴形式替代投保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2. 企业对于生产型福利的提供缺乏激励。一般而言，劳动力的流动性与劳动力培训率之间是负向相关的，劳动力的流动性低，意味着劳动力与企业签订的合约时间较长，工人更有动力参与企业提供的在职培训。同时，低流动性也使得企业愿意为工人提供培训，因为签订长期合约意味着投入培训支出的回报是可预期的。广东劳动力市场的高流动性，使得企业倾向于与工人签订短期劳动合约，这会使企业减少甚至拒绝进行通用性培训投资。与此同时，企业对于高技能水平人力资源的需求会更多的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中直接招聘来满足，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另外，培训成本也使得企业不愿提供此类福利。为了压低生产成本，培训费用必然得到控制，对于那些经营状况欠佳的企业而言就更是如此了。
那么，广东省的低福利财政支出如何解释呢？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必须依附于当地的企业，迎合企业的福利偏好。对于任何地方政府而言，其辖区内的企业无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税收的主要缴纳者，也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参与者，还是地方政府实现政绩目标的主要依附力量。广东亦不例外。为了实现gdp和税收增长，如何保留其辖区内的企业和吸引新的企业进入辖区是广东地方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为此，地方政府经常通过优惠措施吸引外资进入。地方政府既可以采取税收优惠等方式直接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外，也可以通过消极执行对企业不利的政策（比如福利政策）对企业实行变相优惠手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广东省的低福利财政支出。
四、结论
本文在开头提出了一个理性选择政治经济范式无法解释的问题：政府作为理性行为者进行的“标尺竞争”虽然会导致政府支出偏向于基础建设而忽略了社会支出，但是不同地方政府对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支出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差异。作为我国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什么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说来，辽宁更重视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而忽略了教育类福利支出，浙江更重视教育福利类支出而忽视了社会保障类支出，而广东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
> 通过本文的论证可以发现，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具体而言，地方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体现了地方政府福利偏好的不同，而这种福利偏好是由当地主体类型企业决定的。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通过两个方面对政策结果施加影响：（1） 制度影响政治、社会行为者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力；（2） 制度通过塑造行为者（个人或团体）在制度内的职责和与其他行为者的关系来影响这个行为者对自身兴趣和偏好的定义。因此，制度可以通过影响甚至决定个人对自己利益的定义而影响甚至决定他的行为。[5] 从理论层面讲，地方官员虽然都是利益最大化者，但其利益由制度定义，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型。
参考文献：
[1]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10-11.
[2]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3]王永钦，张晏，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1）：4-16.
[4]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绩效考核：关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一项经验研究[j].经济学报，2005，（1）：83-96.
[5]gosta esping-andersen.the three [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0.
[6]m.shalev.the social democratic model and beyond：t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p-arative social research，1983，（6）：315-351.
[7]朱天飙.比较政治经济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2，146-147.
[8]asa briggs.the es in the developing .a handbook of 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edited，2004.
[10]nita rudra.odel[j].internationaljournal of social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edited，2004.
[13]柯卉兵.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问题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09，（1）：55-63.
[14]陈赟.关于我国教育投入研究：总量、结构及地区差异[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41-46.
[15]张玲玲.浅析辽宁老工业基地社会保障基金筹集[j].经济研究导刊，2009，（2）：121.
[16]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08-05-21）[2013-01-12].http：//.
[17]王丹，刘曦.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政策选择——以辽宁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12，（11）：50.
[18]罗卫东，许彬.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一个总结[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1）：72-79.
[19]郭占恒.中国区域发展的“浙江模式”——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三十年回眸与前瞻[j].江南论坛，2008，（6）：12-15.
[20]姚莉.财权与事权配置视角下的乡镇改革趋势——兼评“乡财县管”与“强镇扩权”[j].农村经济，2009，（2）：8-11.
[21]张彬.浙江教育近代化刍议[c]//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14）——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2009：981-985.
[22]何亦名.培训激励缺失与产业低技能陷阱——从广东制造业培训困境谈起[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9，（3）：68-71.
悦来悦HAO
4 楼 2016-01-06
科技哲学思想在人才培养中的功能定位
科技哲学思想在人才培养中的功能定位
随着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基于此，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提升自身实力，以应对各方挑战。就我国而言，也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和科技技术，唯此才能在各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在提升综合实力和科技技术过程中，高校的人才培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笔者根据科技哲本文由收集整理学思想的理论分析科技哲学思想对人才培养的作用，并基于科技哲学思想提出人才培养的措施和想法。
我国人才培养的现状
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的不断发展，从而，会对人才的培养观念造成新的影响和改变，依据这些观念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进行审视，从中可以发现很多问题。
一是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制约着我国学校教育中对人才的培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我们过多地重视对专业性的教育，并且对大学课程的开设主要依据专业学科体系来安排，这都说明我国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更加注重对于“专业型”人才的培养，这和我们当前所提倡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也是目前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是人才培养阶段和人才培养目的之间存在差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在设计大学生学习阶段模式上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模式呆板、过程简单、不具备普遍性等。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利于人才培养，会导致学生缺乏批判思维、创造性和发散性，因此我国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时，应重视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三是人才培养体制与人才培养目标间存在冲突。我国大学传统的教学培养体制对现代化人才的培养非常不利。大学的传统教育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而进行管理的，学科专业化管理为其主要目标，这和现代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之间存在冲突，使得专才服务的培养无法开展。传统模式下的教育管理，培养出的人才不具有自己的特性，且对创新、求进和批判不具追求精神，尤其是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这种培养模式下创造出的人才不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
科技哲学思想概述
科技哲学思想主要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为前提和基础。当今世界的竞争已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而经济实力的竞争则主要是科技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但科技与人才的竞争，都必须依靠教育来实现。因此，教育能力的强弱对于世界经济实力起到导向作用，教育竞争力强则经济实力就强。
科技、人才、教育在科技哲学思想而言是三位一体。所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念中，可以发现科学技术的实践性，并且这也是对应用和创造性人才的载体和能力的体现。重视科技，就必须重视人才。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其主要载体是人，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以及科技人员，目前对文化知识掌握最多的群体是工人阶级，代表着第一生产力，并且开拓了先进生产力。
科技哲学对人才培养的作用
培养人才的社会责任意识。科技哲学思想有助于人类更好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并且，科学思维可以从理论认知上促进、完善人类对于社会管理、发展规律相关思想的认识和运用。因此，科技哲学思想必将会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成长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科技哲学思想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非常有利。第二，科技哲学思想可以促使大学生养成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第三，科技哲学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大局意识和关心社会、奉献社会的责任感。只有培养起大学生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责任感，才能使其主动服务于国家、社会和人民。
培养人才的创新精神。当代大学生缺乏创新的能力，所以需要加强对其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完成人才培养对中国的创新性国家建设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现具有推进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的过程中有突出的作用：第一，科技哲学思想明确了创新的概念，并且丰富了其内容。第二，科技哲学思想作为价值观的导向和社会目的的确定，培养了大学生的创新精神。第三，科学哲学思想不仅可以为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有帮助，还可以培养其创新理念，对其思想和精神的解放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使得大学生具有创造性思维。第四，科技哲学不仅有利于大学生实事求是、勤奋踏实的态度的形成，而且可以使他们的创新能力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
提升人才的实践能力。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将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更应该是在提升学生能力方面的起到有效作用，使得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改造能力得到提升。所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需要整体提升培养高校人才的水平。知识的获得最终是为了将其应用到实践中。科技哲学思想对于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非常有帮助，并且能促进学生在提升能力过程中形成个性化优势：第一，科技哲学思想可以促进学生观点、方法和立场的培养。第二，科技哲学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处理社会问题所需的技能和专业知识。第三，科技哲学思想在教学活动中包括精彩的社会实践阶段，丰富的社会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并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
基于科技哲学思想的人才培养措施
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提升高校人才的创造能力，就需要针对学生的个体化差异，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重视个性化的培养模式。不同的专业人才，其培养目的和评价模式虽都相同，但是对其的培养模式却存在着差异，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模式：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我们可以通过改革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结合人才的个性化差异采用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以培养更多更好的个性化人才。
改革高校课程体系。专业的基本构成是课程，课程情况、课程教学的方式都会对人才培养效果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学科和学生的发展、学科和课程的发展需要通过有效课程体系的构建来实现。所以，实现“重实践、厚基础、强能力”的目标，就需要更多地加强对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发现学习个体所具有的潜力。上述目标都可以通过促进课程设置的革新和优化来实现。改革教学体系。“创新之根在实践”。学生能力是否得到有效培养，可以通过多方面来体现：创业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对于教学来说，实践是锻炼学生能力的好方法，而艺术类专业人才能力的培养，则更需要通过课外实践来实现，要把课外实践同课内教学相互结合起来，唯此方能有助于学习能力的全面提升。
一要依靠课堂，完善课内实践。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接受知识的过程体现出主动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更具探究性和启发性。要更好地探索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把实践教学体系建立专业实践、基础实践、综合实践全面结合的基础上。
二要采用多维活动的模式，完成课外实践教学。开展多维活动的主要形式有：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组织参与学生社团、开展国内不同专业间的比赛等，要充分发挥这些平台的作用，提高课外实践教育的效果。
三要建设校内外实习基地，搭建良好的实践平台。实践教学必须依托实习基地，如果缺少这一平台，，则我们的实践教育就成为空谈。我们应创造条件，使高校的教学和工厂、企业、风景区、演出团体等单位紧密联系，并将这些社会资源有效利用起来，为学生的实践提供有效的环境，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激励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要在高校中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化改革，就需要不断引进可以培养创新能力的学分制，从而激励学生的创新能力，并同时提升其实践能力。比如，积极推行“五个一工程”的实施，“五”是指：“实践学分”、“科研学分”、“技能学分”、“管理实践学分”这四类创新学分板块以及管理制定，而“一”是指考评机制和激励体制，例如为大学生的创新激励设计出一个资金资助项目，并且配有一个专业能力的创新活动辅导团队，主要以导师为引导，使得大学生组建一支专业的创新活动团队，而促进他们在校内和校外不同平台中进行创新能力的锻炼，人才培养计划中可以引进行业服务、科研创新、专业竞赛以及行业服务和社团活动。
在高校人才的培养过程中，需要将学生作为主要的动态个体，而科技哲学思想在其中作用就是引导学生将专业知识发挥到未来的某个领域，平衡发展“人”和“才”，更好地激发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中的能力。
在夏日飘渺的风
5 楼 2016-01-06
论广告美学的社会心理价值企向
论广告美学的社会心理价值企向
广告是社会心理价值企向的展现，正如美国历史学家jackson lears所说：“广告也许成了这个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最有力也最敏感的表征。”①广告美学，从美感心理层面言之，可说是以广告引起和传播的美感心理为研究维度的一门科学。西方美学家如阿多诺、豪格等人，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入手，指出商品美学、营销美学的现代意义；而后还有更具颠覆性的后现代哲学思潮，解构美和艺术的价值，提出艺术终结，对美学又产生巨大冲击。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发展趋势中，能够带来美感的艺术，并没有完全消失。后现代文艺思潮的理论家们，好比是已经对美和艺术灰心失望的憎恨学派，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当代社会中千奇百怪的美和艺术，仍然可以为人们带来心灵愉悦和快感，而且还是更为广泛、深入地影响人们现实生活各个层面。广告作为当代商品社会的最重要构架之一，理所当然地呼应社会心理价值企向。当代社会与美和艺术的充分同一化趋向，使得我们对广告美学中的美感心理维度考察显得极为必要。
一、审美与广告的悖论与耦合
顾名思义，广本文由收集整理告就是广而告之的意思，在商品社会中，狭义的广告之意，往往与推销某种商品和服务相联系。言及广告美学，有人会提出疑问：“作为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手段的广告言说的是欲望语言，而美学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智慧语言，那么广告学与美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如何可能系在一起而成为广告美学？亦即广告美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②即是说，在很多人看来，广告与审美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悖论。itt的《营销美学》中把美学作为营销工具一样，开篇即称：“通过感觉经验的多样性，消费者的生命之中的美学活力为企业提供了机会以吸引消费者。”⑥商品营销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心理战，而美学往往给人舒适的心理感受，能激活消费者生命之中的美学活力。广告就是美学价值的传播载体，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道德情感、民族性格来传达让人愉悦的美的感受。所以，当代的广告早应该抛弃王婆卖瓜式的赤裸裸的说教和宣传，以高超的创意，用美学与艺术来包装自己。
奥格威说：“在广告中，最重要的必然是创意。”只有创意突出的作品，才能创造一个虚拟化的审美世界。当代传播媒介迅速发展，以颜色、形状、运动、视觉、声音等各种传媒的组合，来引起人们非功利性、非商业性的情感激荡和审美遐想，创造一种非商品的附加价值，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消费绝不仅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⑦，可以说，商品消费是一个系统化、综合性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以商品的实用性的取得的物质实践活动，还要通过形象的视觉和声音的实体来界定其价值；其中必然包含了一系列心理活动过程，有理智的思索、欲望的克制、情感的激荡等等。所以，我们必须得关注购买商品以前，就已然发生的情感的快乐和梦想及欲望等问题。
广告的创意，应迎合社会心理价值企向。这里有一则中国早期广告的成功案例，不断被人们提及。1918年5月，中国的广告业才刚刚起步，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已经开始大量刊发商业广告。当时福昌烟草公司推出的“小囡”牌香烟即将上市，就通过报纸刊发此香烟广告，在《申报》、《新闻报》等头版刊印了一个巨大的红鸡蛋，弄得人们都不明所以。而后得知是“小囡”牌香烟上市立刻，送大家一个红色“喜蛋”，于是“小囡”牌香烟一举成名，成为抢手货。这样的广告创意，就是紧紧抓住了人们的期待心理，而后带来谜底恍然若揭的心理快感，使此香烟广告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度。虽然民国时的广告创意还比较简单，但也说明，社会心理价值企向对于广告效果的重大影响。当代高度发展的广告美学，自然也必须要切合当代社会的普遍心理文化方式。如，孔府家酒的广告《回家篇》，其中有一句台词“孔府家酒，让人想家”，深深抓住了改革开放后异乡、异国游子的普遍心理，给人带来亲切温暖的感受；即使很多充满理性、科学精神的精英人士，都无法抵制这种由广告带来的虚拟的情境和情感。除此之外，当代的广告往往有很多由金碧辉煌的豪宅、高贵奢华的宴会和风驰电掣的名车等画面组成的图景，以奢华的审美化生活为创意基础，特别让很多普通消费者难以拒绝这般诱惑，这正是深刻把握了社会普遍心理。
广告是社会心理价值企向的体现，创意是广告的灵魂。广告的创意，就在创造一种独立于商品本身之外的价值。在特定情境下，这种额外产生的价值，甚至比商品本身的实用价值更具有诱惑力。这就是通过广告造成的一种审美幻觉，在美的迷情之中，与商品一起堕入“情网”。这是建立在商品的实用性许诺之上，以共通的社会心理价值企向为基础，通过广告宣传的形式，包装或伪装出可触知的美感价值，向购买者投去诱惑的一瞥。这是广而易见的，可以想见这样的情景：在大城市豪华的商业步行街上，镶嵌在高耸的摩天大楼上的屏幕，闪过一个个靓丽、精彩的动人画面，不断地、反复地向霓虹灯下的匆匆行人们，私语着美妙而精彩的审美化人生。这是多么地让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都市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疲惫不堪之后，去渴望和向往。缘此，他们极容易陷入美学的幻觉之中。这种审美幻觉让商品的价值会得到成倍的增长，成功地营销商品。
仪威
6 楼 2016-01-06
内在性思想与主体论美学的关系初探
内在性思想与主体论美学的关系初探
引言
“随着哲学对自然、人与社会的认识不断发展和深入，美学也在不断地发展、转向。在西方，由最初的客体性哲学影响下的客体论美学，发展到近代的主体性哲学影响下的主体论美学。”①中国当代美学也同样经历了由客体论美学到主体论美学的历史进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苏联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以蔡仪的反映论美学（主张美是客观的自然属性，美感是对客观的美的反映）为代表的客体论美学占主导地位。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以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主体论美学成为主流，从而成为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②90年代至今，主体间性美学理论也在学术界掀起了层层热潮。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对主体论美学的探讨似乎失去了一些热度。热度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主体论美学理论的过时与落后，笔者在前人的启发下选取一个点，对内在性思想与主体论美学之间的关系做一些浅淡的论述。
1 内在性思想的语境与主体论美学的概念阐释
1.1 内在性思想的语境 什么是内在性思想？在接受了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熏陶下，猛地被这一问题问到，不免有些猝然，一时还真找不到准确的语句来定义它。在我们的思维框架中，习惯性地把内在本文由收集整理性与外在性并提，内在性相对的是外在性，在我们看来，事物的外在性似乎是一个较浅的层面，内在性则是一个较深的层面。“较浅”与“较深”，我们依旧是在二元思维的习惯中讨论问题。关于“内在性思想”的问题，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没有学者对其作过明确的定义，只有具体到某某思想家（或是哲学家等）的时候，才有“定义”的意思。例如，有学者就明确地提到了“尼古拉·库萨（nicolaus cusanus）的内在性思想（immanenzgedanke）”，“尼古拉·库萨（1401～1464）是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先驱，是中世纪哲学走向近代哲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库萨内在性思想是指他对作为上帝的绝对者与作为造物的个体存在之紧密关联的论述，即在不消除上帝之绝对的超越性的前提下，通过一种人可以理解、可以认识的（而非仅仅通过某种神秘的出离进行体验的）方式，来呈现上帝与个体造物的直接的、紧密的关联，这就表现为库萨对上帝之内在性的思考。”③库萨的内在性思想在强调一个什么观念呢？人，人的主体性。无论如何，他不否认上帝的绝对超越性，但是，在呈现上帝与个体造物的直接的、紧密的关联时，必须要通过一种人可以理解、可以认识的方式。简言之，库萨的内在性思想中是以默认人的主体性地位为基调的。
武汉大学陈立新教授曾明确地提出，“内在性是近代哲学的基础”。这里就涉及到了 “内在性原则”的问题。陈立新教授认为，“西方近代哲学思维内在性的存在论原则， 由笛卡尔最先提出，经由康德到黑格尔才真正完成了理论建构。黑格尔详细论证了精神的‘自我活动’，通过逻辑思辨的形式允诺并倚赖于历史性。马克思把思想的触角深入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切近领悟了人的生存历史性的原始性，洞穿了近代哲学的秘密。”④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内在性原则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得回归到“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具体来讲，也还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
总之一句话，内在性与人的主体性密切相关，没有人的主体性作支撑，内在性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具体的内在性思想与内在性原则了。
1.2 主体论美学概念阐释 什么是主体论美学？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 《美学大辞典》中对主体论美学作了如下解释：主张美是社会主体——人所发现、创造的美学理论。是哲学主体论在美学中的延伸，核心是探讨人在审美中的能动作用和美的发生、发展的主体根源以及美对主体的价值。有多种界说和形态。① “心”创造说。把主体归结为人的心灵。先秦孟轲认为与生俱来的心有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合乎主体心的才是美的。明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美是主体的心创造的，美只在人的心中。②“意识发现”说。英国休谟认为世界是意识的产物，美是主体意识的“特殊构造”，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③“先验主体”说。德国康德认为人有先天的主体能动性，主体能先验地把握美。④ “自我意识”说。法国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通过“思”、“自我意识”证明主体我的存在。⑤“移情”说。德国里普斯认为美是主体把情感移置、外化于外物的结果。⑤
朱立元先生认为，以上主体论美学学说强调主体能动性在发现、创造美中的决定作用，但把主体归结为人的先验的心灵或绝对精神，把主体能动性加以孤立化、绝对化，并且只强调人是认识主体而忽视了人是实践主体。我是赞同朱先生的观点的，但是，不管以上主体论美学学说的优缺点如何，不管它们强调的是人作为认识主体还是人作为实践主体，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强调的是实实在在的“人的主体性地位”。当然，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可是主体论美学的标志性特点，这是默认的定律，没必要拿出来反复陈述。其实，结合上文对内在性思想语境的分析，不难发现，这种陈述是必须的，主体论美学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内在性思想离不开人的主体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主体论美学与内在性思想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且这还是一种先天性的联系。下面，我们把这种联系用“浸染”来表述，即主体论美学深受内在性思想的“浸染”。
2 主体论美学深受内在性思想的“浸染”2.1 “浸染”的表现 主体论美学以强调“人的主体性”为特质，一直都在“内在性思想”的“浸染”中。例如，以康德的审美意识理论为代表的主体论美学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康德以审美自由感为基点，以无目的的主观合目的性原则为其先验原理，通过发挥人的自由的能动作用，既为摆脱自然人的他律奠定了基础，又为确立自由人的自律筑以先验的约束机制。”⑥康德十分注重探讨“人是什么”的问题，对此问题，他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在性思考，他认为，人类的精神乃是一个自主的创造者。由此看来，康德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人是创造者。从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到伦理学的“卢梭式革命”；从人为自然立法到人为自身立法，理性主体的自由度逐步提高，自我规定能力达到了既自由又自律的理性高度。康德以“审美意识”为桥梁所构建的主体论美学，就是通过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来完成的。这种主体性的体现，无一不是在内在性思想的“浸染”下实现。
上文已经提及，中国当代美学也经历了由客体论美学到主体论美学的历史进程，以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主体论美学成为主流，从而成为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实践美学以主体性实践哲学为基础，认为实践创造了人类世界，也创造了美；美是人化自然的产物，或者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⑦都在强调人作为主体性的存
在，从而主体论美学深受“内在性思想”的“浸染”。“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的思想渊源有二，一是康德的先验主体性哲学，二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哲学。它以马克思的实践论来改造康德的先验论，企图通过积淀说沟通二者，完成“后验变先验”的理论建构。”⑧这说明了李泽厚的主体论美学需要内在性阐释。“实践美学高扬主体性，克服了反映论美学的片面客体性，推进了中国美学的发展。”⑨总之，无论是西方的主体论美学还是中国的主体论美学，它们都深受内在性思想的 “浸染”，这种“浸染”因“人”的天然主体性地位而具有永恒性。
2.2 “浸染”的原因：“人”的天然主体性地位 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那么，“人”的天然主体性又作何解释呢？“人”的主体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意识问题，是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问题。从二元思维来考虑，主体性对应着客体性，主体对应客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末，人类逐步走出自然界，并同动物逐步分离。那时，人与自然的界限并不明显，无所谓客体与主体。人类的发展就像是一个婴孩的成长，在人类发展的幼年时期，人类把世界看作是他们自身， 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如我国的蛇身人首的女蜗、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等。这说明了原始人还没有真正的人的意识，他们无所谓自己是人或是动物或是其他等。动物图腾的广泛存在也印证了这一点，原始人结成的社会群落，常把自己看成是某一动物的后裔，是龙或凤的同类，惟独还没有人自己。问题就在于当人类不具备思维能力和意识能力的状态下，主体与客体是无从谈及的，更不用说主体性与客体性。换言之，主客思维的产生就意味着人类意识的发萌，有了自觉性，“人”终于为“人”了，人类走出动物界，人作为主体从客体（自然界）中分离出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人’作为世界中心”的意识越来越在人类的心目中沉淀下来。这就决定了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而哲学作为探寻人的存在根据的学问，自然要从人作为主体的性质出发，来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以，在理论界中，“人”的天然主体性地位是必然的。这种主体性的问题也是哲学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2.3 “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沟通了内在性思想与主体论美学 “人”的天然主体性地位决定了人类各种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等都深深地打上了主体性的烙印，哲学也不例外。只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发展，人类的思维方式也逐渐多元化起来，当然，这种“多元化”总归是建构在 “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基础上。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主体性意识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从部落走向城邦，从城邦走向国家，有了文字，有了国家制度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它们是推进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追根溯源，人类文明的产生是“人”成为“人”以后的事了。“人”有了意识，有了自觉性，有了自己的思维能力。人，开始懂得了自己与动物的区别，逐渐走出自然界，与动物分离。自然界相对于人类而言，是客体；“人”为“人”后，自然而然地拥有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如此说来，自人类文明之始，“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意识就渗入到人类文明的血液中，它与人类文明是无法剥离的。人类的思想史只不过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内
在性思想与主体论美学”又只不过是人类思想史中具体部分的显现而已，所以，“内在性思想与主体论美学”作为人类思想史理论层面的东西更是深深打上了“人作为主体性存在”意识的烙印。换言之，“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意识浸染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类文明的产生背景决定了这种“浸染”是一种永恒的状态。具体到本文中来讲，内在性思想是以“人”的主体性为支撑的，本体论美学又十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如此说来，“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沟通了内在性思想与主体论美学。这种沟通是具有先天性的、永恒的。
3 结语
内在性思想与主体论美学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人”的天然主体性地位是沟通两者之间的桥梁。内在性思想以人的主体性为支撑，时时“浸染”着主体论美学。理论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是会受到新的质疑，因为这世界上没有终极理论，也没有绝对真理。主体论美学也只是美学史上在一定阶段有一定代表性意义的理论现象，它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例如，主体论美学只是肯定“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随着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而日益加剧，环境的毁坏，人与人的疏远化都在诉说着主体性带来的灾难。为了克服主体性带来的危害，“主体间性理论”应运而生，它把自然界也当作主体来看。目前，主体间性理论已经成为哲学、人文科学的前沿，而且正在取代主体性理论成为美学建设的基础。这种变化体现了现代哲学的诉求，人类文明的需要。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去寻求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这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得回到“人”的主体性地位上来。因此，不论是主体论美学也好，或是主体间性美学也罢，其最终还是围绕“人”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展开。一种理论被一种新的理论而取代，只能说明这一理论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僵化了，我们需要改进这种理论，打破僵化的状态，以更好的适应人类文明的发展。当然，随着理论的发展，内在性思想也会有不断的新的阐释。但是，只要人类文明不消亡，内在性思想的一次次新阐释始终都要以“人”的主体性地位为支撑的，这是基本。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以下文章
本文关键词：哲学的政治学转向，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176222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zhexuezongjiaolunwen/17622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