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诞生160周年后的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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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现代性路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诞生160周年后的新解读

作者： 任平      2013-06-30   阅读人次： 1429

[摘要]：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之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已经诞生160周年。今天，重读《提纲》，追问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场路径和本真意义，我们发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与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变革以及资本现代性批判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长期以来，学界在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和哲学转向的根据时，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变革及其资本现代性批判问题被摒弃于视野之外；而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转变及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研究又忽略哲学革命这一关键环节，两者完全脱节。本文以出场学方法，深度考察马克思《提纲》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从而得出结论：对资本现代性的实践批判的彻底性要求导致马克思对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经典现代性的两大根基——抽象的人和先验理性进行批判，进而走向哲学革命。因此，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是哲学革命出场的现实路径，而哲学革命则是现代性批判彻底化的哲学结论。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革命；现代性路径

　　马克思哲学革命发生的两大基本语境1845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场有两大基本语境：其一，现实历史语境。马克思生活在一个资本现代性世界历史进程的开端，英法等资本现代性快速推进国家与德国等停滞国家形成强烈序差，这成为马克思思想出场和发动哲学革命的历史语境。作为一个关注现实而又自觉置身于改变世界的重大历史行动序列中的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性”的序差事实具有深刻的敏感性；对资本现代性世界历史本质的追问和批判，成为推动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基本动力。其二，精神语境。马克思之所以发动“哲学”革命的重要原因决定于当时的德国特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现代性是一个“世界历史性”进程。然而，欧洲各国由于各自特点，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和表现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在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落后的德国，弱于现代性的实践而长于思辨，经济政治变革落后的国家却在文化上拉起第一小提琴。德国越是追随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就越需要在精神上超越可怜的现实状况和精神状况，因而就越需要成为批判的和超越的。“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哲学因批判而成为现代性的，现代性因哲学批判而进入德国。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因此成为德国走入现代性的标志，也因此成为德国特产，进而成为马克思思想出场之所以选择哲学革命这一独特路径的精神语境。
　　两大语境之间构成了一个内在互动的结构，而马克思思想就出场于互动结构的交叉点上。资本现代性世界历史性进程的序差，成为推动和打开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的历史基础和历史锁钥；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则成为我们理解和打开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世界历史进程批判的哲学视域和哲学锁钥。围绕“资本现代性”主题而展开的历史批判与哲学革命的互动，成为推动马克思思想出场、产生《提纲》文本、实现哲学革命的基本因素；因而也在语境上决定了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哲学批判路径和哲学革命的形态。
　　马克思现代性视域与哲学革命：对应的双重变革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哲学批判都随着两者相互作用的向前运动而呈现不同的阶段。学界总是看到交叉点一边的哲学批判序列，而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考察交叉点另一边的现代性视域的变革序列，更缺乏将构成互动交叉点的两边做关联性地考察，将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看作是马克思为解决资本现代性批判这一历史语境问题的必然结果。其实，马克思哲学批判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哲学行动，而是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哲学表现。如何深刻而科学地理解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变革之间的关系，成为马克思面临的主要问题。
　　(1)批判神圣：马克思的初始现代性视域。
　　对相对落后的德国而言，植根于启蒙运动的资本现代性进程是一种革命的、先进的历史运动，如何将这一运动尽快引入德国、改造德国，使德意志民族尽快跻身于资本现代性民族行列，就成为马克思及同时代人的主要任务。而德国在实践上的弱势，迫使德意志更倾向于意识形态变革，以尽快融入启蒙现代性视域，将一个新的思想平台锻造成“批判的武器”，对德国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为此，一个必要的历史前提是：青年马克思一开始对资本现代性启蒙原则是自觉肯定而不是批判，将启蒙以来的资本现代性进程看作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一种普世的“世界历史性”进程。这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初始向度。与所有启蒙行动一样，德国启蒙也是从对中世纪传统神学的批判起步的。与所有启蒙行动不同的是，德国宗教改革与哲学革命是现代性的主要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马克思与德国同时代思想家一样，都是基于启蒙现代性初始框架，起始于宗教改革、宗教批判。马克思的初始现代性视域的知识来源是多样化的，深受路德教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影响。但作为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初始现代性视域主要来源于德国的启蒙现代性思想，其中主要来自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自幼深受父亲改换宗教信仰的影响，中学时代，马克思与同龄人一样接受“解放的神学”——路德教的熏陶。路德的宗教改革是造就德国现代性文化的一个重要起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路德战胜了虔诚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代替了它。
　　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路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恢复了作为自主信仰的大写的人的权威，摒弃了外在强加于人的神圣；最主要的缺陷也在于：他依然以神圣的信仰而不是理性充塞人的本性和心灵。
　　(2)“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改变德国现实的现代性哲学视域。
　　大学期间，马克思扎进黑格尔哲学，以强烈的“自我意识”开始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性无论具有怎样宏伟的经济结构、制度结构和社会结构，但归根到底都奠定在两大基石之上：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对神的统治的颠覆以及以大写的理性为核心对传统蒙昧的批判。大写的人与大写的理性，成为马克思的“初始现代性视域”的本性和基础；以这一尺度对传统的批判，首先源于对传统神学的批判。在钻进黑格尔这口哲学深井之后，马克思开始建立自己的启蒙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框架。崇尚大写主体和大写理性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德国现代性思想的主要形态。从大学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一员，不断将资本现代性世界历史进程上升为一种“自我意识”和理性化的哲学，借以反对神，反对宗教，这表现为“世界的哲学化”，而以启蒙现代性思想为本性的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的实现，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助于一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偶尔偏斜”，对黑格尔哲学中反复强调的主题——“自我意识”即大写的主体做了深刻的弘扬。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还借普罗米修斯这一从天国盗火于人间的现代性象征之口说出反神宣言：“说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在大写的人(自我意识)与实体、理性与宗教之间，马克思选择了主体，选择了无神论，同时选择了理性。《莱茵报》主编时期，马克思主张“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活的灵魂”，“哲学的世界化、世界的哲学化”，是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的现代性注解。而康德肇始的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一种批判地关于人的解放学说。
　　(3)人本学：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现代性视域。
　　如果说，青年黑格尔给予马克思反宗教神学的第一个现代性批判武器，那么，费尔巴哈是一个更为彻底和激烈地反神学、反隐蔽神学——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性思想家，正是他给予马克思启蒙以来现代性所能走到的最高处，达到经典现代性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哲学信仰的转变，不仅仅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对象的转变——从对宗教的哲学批判到对哲学自身的哲学批判；而且是“批判武器”即现代性视域的转变。
　　其中原因，固然有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指认的“反对神学”的斗争与黑格尔隐蔽神学前提之间的矛盾的推动，导致一大批彻底反宗教的哲学青年走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但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宗教起源于世俗社会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在哲学批判宗教这一世俗异化结果形态之后，需要反思这一异化的根源即德国世俗社会本身。这也正是现代性的世俗化、走向人的感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必然要求。从针对宗教的哲学批判，进入到针对哲学的哲学批判，同时也是针对德国历史本身的政治批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对德国传统社会状况的无情批判让马克思选择了德国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学领域。马克思为什么从德国的法哲学批判入手那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政治领域历来是现代性制度所要变革的主要领域，马克思一再提到“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现代主要问题”，“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但是，针对制度的哲学批判不同于政治学批判，它需要回归现代性基础和本性。马克思批判德国制度、推动德国政治变革的一个根本理论框架，来自于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高度赞扬费尔巴哈以两大基石来重新奠定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框架：其一是人本学，以抽象普遍的类为本性的、大写的人为基础，这将启蒙以来现代性的第一原则发挥到最高水平：“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这就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本学原则。马克思以人本学原则批判德国，，以人本学标准来衡量德国的落后状况，认为德国低于历史水平和“现代政治水平”。德国革命，就是“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
　　人本、异化、异化扬弃和人性复归等等框架性话语构成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的基本框架。第二个现代性基石是感性直观。费尔巴哈对宗教和黑格尔哲学理性虚假性的批判导致他诉诸感性直观。马克思接受了“感性”这一向度，“感性的外部世界”、“感性对象”等等词语成为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提纲》的主要术语。
　　(4)国民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的现代性视域。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展开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标志。马克思在批判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之后，为什么要批判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现代性路径地反思德国的国民经济学起因之一，黑格尔哲学理性与德国现代性实践的矛盾。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马克思在为“林木盗窃案”和“摩苏尔农民问题”辩护过程中就痛苦地发现：对于黑格尔哲学理性支配的、被称之为“地上的神物”的普鲁士国家并没有按照“哲学世界化”精神显现为一种维护公众利益的普遍理性，而是一种维护私有财产的非理性。这一本性的异化，既不能从国家观念中去寻找，也不能从国家本身去寻找，而要从产生国家的市民社会、从经济学去寻找。国家的异化只能是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因此，在对德国政治哲学和国家哲学批判之后，必须深入到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去寻找这一异化根源，而只有消除异化的经济学根源，才能最后恢复现代性的理性。为深度探索历史之谜，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同时还对法国国民公会(市民社会)历史做了初步考察。
　　起因之二，依然是德国现代性与英法的历史序差。马克思这样来提出问题：在英法，“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马克思区分“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两者，旨在进一步解开德国非现代性的结。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学界根本忽略或者有意混淆一个事实的界线：马克思此处着眼于“国民经济学批判”而不是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是德国低于现代化历史水平的独特羁绊，因此，必须要加以批判。更为有趣的是：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变成《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以，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初始路径不是《资本论》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前者是针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后者恰好是针对低于现代性的德国的批判。此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国民经济学不过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德国体系，或者说，是资本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私有财产不仅是国民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对这一体系的批判要解决的是前提性批判。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在于人本身”。他试图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现代性最高点上批判国民经济学，寻找一条人本学异化的逻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总问题的设计和解答思路上马克思依然没有超出费尔巴哈提出的经典现代性的最根本的前提，没有对前提加以反思、批判和怀疑。
　　起因之三，马克思批判地考察国民经济学，是要寻找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解放的现代性道路。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对人的统治“造就”了无产阶级，造就了人的非人性。“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
　　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但是，我们并没有触及到这一国民经济学的前提。经济人假设，即“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马克思撇开国民经济学的语言，直接从事实出发，然后加以哲学批判。马克思发现，一个基本事实是：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而在国民经济学中，私有财产却是劳动、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异化，整个社会关系的异化，人的全面异化。这再次引导马克思走向人本学辩证法：以大写的人的本质为起点，认为国民经济学实现了对国民(人)的统治，因此需要从大写的人出发，对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前提进行批判。批判的最高原则，就是大写的人。人的异化及其扬弃，则成为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对国民统治的基本视域。但是实际上，在这里，马克思展开的不仅是针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而且是针对整个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不仅是对作为德国国家异化本性的市民社会自我异化、自我分裂的经济学哲学的考察，而且是对所有资本现代性自我异化和自我分裂的考察；马克思发现的不仅是作为现代性根基的人本学与德国国民经济学之间的矛盾，而且是与所有资本现代性的矛盾。
　　从人本学视域批判资本现代性，而从市民社会中抽象出来的人的类本质又成为现代性的出发点和归属点，这一矛盾是哲学基础与现代性结果的矛盾，是从同源性基础出发对结果的批判。矛盾的张力来源于如前所说的两大语境的交叉。
　　马克思突然发现：如果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自我意识作为大写人的理性是精神性的、唯心主义的，那么，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的经典现代性的唯物主义版本、感性的人和感性的自然、感性的外部世界等等这些走向生活世界、走向世俗化的话语都在指向一个根本性的世界：资本的现代性社会。其实，所谓大写的人，抽象的人本学原则就是资本的人格化；生活世界不过是资本化社会的消费世界；一切费尔巴哈用抽象哲学话语所崇尚的现代性，都在资本现代性社会中得到根本性体现。
　　现代性问题解决了吗没有。马克思批判可怜的德国状况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资本现代性社会理论这一框架的基础性缺陷。诉诸无产阶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政治要求，与一种人本学框架结合起来，并没有超出当时资本现代性意识形态。抽象的人本学对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对德国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都是建立在经典现代性基础上，以费尔巴哈人本学为平台加以分析和批判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我们将所有世界历史归结为人类劳动，这将有什么意义”这意义就是将费尔巴哈所代表的经典现代性的大写的人的原理彻底贯穿到国民经济学批判、法哲学批判和国家哲学批判之中。但是同时就存在着新的问题：人本学这一经典现代性的前提却是无批判的。批判的武器本身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在探索现代性道路上面临的根本性困境。抽象的人本学原则与感性实践对人的现实性决定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矛盾。无声的内在的类聚合并不能保证人的现实本性。因此，在《提纲》中，马克思才有了这一革命性的翻转的结论。
　　现代性基础批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场路径马克思对旧形而上学的深刻变革和新哲学世界观的出场原因可能是多样化的，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只能是对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的立场发生变化，批判国民经济学所主张的资本现代性的现实，但是批判的武器、理论原则和解释纲领却是资本现代性的原则：人本学。马克思对自己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前提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和领悟性。
　　对资本现代性批判是通过国民经济学批判来切入的，但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并没有使马克思得出他要的结论。相反，却更深地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类本质话语——经典现代性的根本性话语。批判国民经济学对国民统治，到头来不过是对抽象人本学的肯定，将一种原来就是虚幻的前提当作是历史的永恒前提。通过哲学批判而达到的人本学视域与国民经济学的资本现代性之间发生矛盾，产生对立的两极：人本的哲学现代性原则与丑陋的资本现代性现实，现代性批判武器与批判对象。
　　既然国民经济学所由出发的私有财产来自人的类本质——劳动及其异化，既然可以把一切世界历史归结为人类抽象劳动，那么，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真实地、现实地批判资本现代性社会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搞虚假哲学批判站在启蒙现代性以来的最高成果——人本学基础上，以此作为批判武器，能够彻底揭示和实际改变资本现代性的现存世界吗显然不能。不在哲学上批判启蒙现代性两大根基：大写的、抽象的人以及抽象理性，就不可能彻底批判和改变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历史。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类本质”的观点给恩格斯和马克思以某种程度的启迪。“个人”而不是“类”才是现代性历史视域发生的起点和基础。但马克思同样也认为：施蒂纳抽象的个人也同样是资本现代性的基础。对马克思来说，既然“对现代世界进行变革”不再能依靠抽象的、先验的和大写的人作为基础，不再将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当作现代性的前提，那么，抽象理性、抽象的人就是一种对资本现代性本性的深度遮蔽，是一种同源性的遮蔽，是一种假批判的无批判。
　　因此，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任务是非常明确的：要深度批判资本现代性，就必须对资本现代性的根基进行反思和批判，这一批判，实际上是在继承启蒙现代性革命精神的同时，又颠覆了这一现代性赖以存在的两大根基：大写的、抽象的人，大写的理性。同时，这一批判恰好是颠覆旧形而上学、发动哲学革命的理论核心。因此，马克思颠覆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现代性路径旧形而上学和发动哲学革命，本意在于对资本现代性彻底批判的历史需要。
　　《提纲》就是一个通过批判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颠覆旧形而上学和发动哲学革命而彻底回应对资本现代性世界历史批判需要的文本。在《提纲》中，从哲学革命与资本现代性批判关联考察的角度，我们大致上可以将哲学革命归纳为五个方面：
　　其一，哲学革命颠覆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建立了从科学实践出发考察资本现代性本质的科学路径。以往的哲学以理性、人道等形而上学话语构造资本现代性前提或者基础，遮蔽其本性，而马克思发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应当破除所有形而上学思维，终结从抽象思辨到社会生活的思维路线，从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出发，才能揭示现代性的本真意义。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成为一切现代性视域的基础。
　　其二，颠覆抽象的人本原则，重写现代性的基础。抽象的、大写的人是启蒙现代性以来的最高原则和最后基础，然而恰好是这一原则是对资本现代性本性的真正遮蔽。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一种内在无声的“类”聚合，强调“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当从实践及其社会关系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其三，解构抽象理性，彻底破除形而上学的魔咒，从实践出发理解理性的发生和本质。马克思强调：“应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脱离了实践谈理论真理性和此岸性，这是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因而也是非现代性的。离开了实践的理性，就是前现代或者非现代性。理性即实践、生活世界本身。应当通过实践论路向走向生活世界，理性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是直观、来自客体的，而是主体感性活动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是解释世界的，而是改变世界的。在实践基础上对现代性本质和基础的重新改造，使马克思直接通过生产而使理性成为资本生产的理性，进而在资本生产理性的基础上，即在“榨取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唯一本性”的基础上，使理性成为社会存在。在《资本论》中，不断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创造使用价值的工具理性以及产生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价值理性，成为理性的双重形态。
　　其四，从“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出发，从对宗教异化的批判转向对社会生活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的分析，批判作为旧唯物主义立脚点的市民社会，而将新唯物主义立脚点确立为“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为什么马克思要将这一点作为他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呢因为马克思旨在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是交往实践，从而构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
　　其五，哲学革命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总体地确立了马克思新的现代性视域。从批判地摧毁一个旧世界的价值取向出发，马克思不再维护旧的启蒙现代性框架，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取代之。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双重辩证分析：历史地肯定和历史地批判性超越，开启了后资本主义的科学视域，为后现代主义所重视。哲学革命：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新起点如果说哲学革命拉开了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变革的大幕，使马克思新世界观同时也是新现代性视域出场的话，那么，这一变革过程至少延续了三个阶段，从三大方面造就了新现代性视域。
　　第一阶段和第一方面，就是如前所说的，以《提纲》为标志，将对启蒙现代性两大基础性环节——抽象的人和抽象的理性批判地改造为实践活动的人和理性。此处不赘。
　　第二阶段和第二方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从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资本现代性的社会存在结构做了科学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彻底清算和摆脱德国启蒙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标志，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超越德国现代性话题和视野，上升到对整个资本现代性世界历史进行批判的开始。《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第一次超越德国界限，直接打破对法国现代性梦幻的迷恋的批判性文本。《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对整个资本现代性全球世界的批判以及对全球后资本社会的展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现代性社会首先是一种工业资本主义。从实践到生产，马克思找到了分析资本现代性社会存在结构的切入点。生产造就两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资本社会是生产和交往转化出来的社会，工业生产力是人们实践能力历史发展的结果，一种既得力量，以往世世代代活动的产物。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资本现代性社会也是资本关系社会。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人们的生产力的历史联系就构成人们在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了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交往实践的发展而愈益成为世界历史，即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形式。
　　因此，资本现代性社会必然是资本全球化社会，资本打破封闭的区域和民族界限，挖掉工业的民族基础，建立世界工业、世界市场、世界文学和世界民族，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一旦交往形式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变成桎梏，社会革命就到来了。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直接指向一个新的社会现代性理论。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现代性的基础，不是抽象的人和抽象的理性，而是实践的力量，是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不是从抽象观念、范畴、抽象理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历史出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之间两种现代性理论对立的哲学基础；从实践历史出发，得出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资本现代性社会结构转变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的结论；但同时，这一现代性社会却绝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端；相反，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直接寻找的是后资本现代性社会样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超越资本现代性社会，共产主义也必然是生产和交往发展的高级形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第三阶段和第三方面，马克思从直接分析和批判资本着手去系统解构资本现代性社会。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从社会退回书斋，回过来采取理论批判路径。马克思终于来到他曾经向往的英国这一资本现代性最发达的国家。在世界历史的最高处，马克思发现：资本是这一现代性社会的中轴，只有彻底和深入地研究资本，才能把握现代性社会的本质。这时，马克思选择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国民经济学批判。
　　只有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问世，马克思才真正进入到对整个资本现代性社会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分析和批判。这一研究，才从经济学层面找到现代社会的全部结构，同时就将哲学奠定在坚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对英国资本现代性社会的剖析，就是对整个资本全球化社会的批判。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分析中，一个世俗化的现代性世界，一个自我分裂、自我矛盾的世界以及现代性中实践理性和历史行动中的人，实践和历史，都在资本全球化结构分析中出场了。这一阶段的研究，不是一般地对历史进程的纵向分析，而是对资本现代性社会的直接解剖。这一解剖对以往启蒙现代性社会的分析框架是颠覆性和解构性的，而这一切无不源于《提纲》的哲学革命而又是哲学革命的继续。因此，马克思通过哲学革命，创立了一个不同于启蒙现代性理论框架的历史现代性理论，这一切，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把握。
　　
原载于《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网络编辑：张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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