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

  本文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2012-09-17 15:15:02　

                                                         来源：《哲学研究》　

                                                                   任平

　　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内容和形态的创新，，同时也唤醒了学界的“方法论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从过去的单一视域、单一路径、单一模式转向多元视域、多种方法、多样范式，先后呈现出教科书改革与原理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文本-文献学解读、与中西思想对话、反思的问题学分析、各分支领域(部门)哲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理解、出场学等多种形式。本文所指的“范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探索所自觉使用的方式、路径和方法论。科学地辨识各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创新功能、历史成因、存在问题和学术地位，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学术图景，认真总结其各自的理论创新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指导创新实践，扩大理论创新的国际影响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教科书改革与原理研究范式：普及与创新

　　教科书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在场的主要方式。建国以来，“教科书热”大致出现在三个时段：一是上个世纪60年代，全国先后编出六种教科书草案，最后由艾思奇主编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建国后开启“教科书中国化”时代的第一经典。二是教科书改革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努力表达改革的精神，以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标志，开创了教科书改革路径的先河。三是教科书改革进入创新时代。从2004年开始，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由首席专家袁贵仁、杨春贵、李景源为主编，集体编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2010)。教科书改革范式始终成为我国新时期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笔者追问以下几点：第一，这一范式出场的深层原因；第二，这一范式的基本特点和创新成就；第三，这一范式的内在问题和基本出路。

　　教科书改革的动力来自三个因素。第一，重写新的时代精神。以“改革的哲学”、“哲学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哲学”、“哲学的现代化”等口号为指引，以“时代精神与哲学改革”为主线，编写出反映改革、发展的时代精神内容的哲学教科书，成为学界的主要目标。第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体系。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几十年一贯制的教科书标准体系。教科书改革则成为创新体系的主要载体。第三，重建学科体系。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看，新时期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学科建设成为高校知识生产的龙头，能否建立一种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的知识生产体系、教学体系成为衡量学科水平高低的标志。因此，重写教科书就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

　　但是，教科书改革范式在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存在着先天缺陷。主要是教科书阐释的原理性与历史性的矛盾、相对与绝对的矛盾、个体理解和普遍认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相对中的绝对的追求”，使教科书永远需要不断出场——不断随着时代变化和空间差异而修订改变。对“基本原理”的追问永远没有最终的答案。对经典作家文本的引证也是如此。为了证明某个原理的正确性，教科书不得不经常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文本中表述的话语平行地、非历史性地加以引证，而创始人的思想前后往往发生了很大变化。教科书的“体系哲学”的特性直接导致思想僵化。要突破这一教条，就是要从历史、从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中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发展、变化，重新思考思想的出场过程，恢复马克思哲学摈弃一切在场形而上学的本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历史维度与创新话语

　　教科书改革范式非历史地引经据典，将不断出场、与时俱进的“历史的科学”变成一种绝对在场、永恒在场的形态，从而导致教条化和僵化，引起理论界的批判反思。该反思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以下简称“马哲史范式”)的兴起。

　　中国马哲史范式的生成与转换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学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二是通史与专题研究结合，出版了一批回应西方“马克思学”、深入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作；三是研究旨趣发生转换，从早期仅为原理教学提供思想史佐证转变为独立探索、创新理解经典作家哲学本真意义的路径。这是一种方法论自觉的表现，通过深度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风格、方法和路径，将重读马哲史变为一种深度耕耘、创新理解的方法论，其学术影响甚至超过原理创新。

　　作为一种范式的马哲史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阐释的历史性。“马哲史范式”脱胎于“原著选读”，但其内在的革命性在于：“原著选读”的目的是“证明”教科书原理出场有据，注重原理在文本中呈现的高度同一性；而“马哲史范式”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历史视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着的思想体系。第二，创新理解。“马哲史范式”不仅是对“史”的深描，更是对“论”的阐释，是通过“史”的眼光重新发现一个不同于苏联僵化教条式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进而对实践作新的理论穿透。第三，实践与知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和整合性。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出场不再是一个单纯封闭的哲学自我革命的产物，而是被还原到“改变世界”与“理解世界”相互激发，并在古典经济学、政治社会学说、历史学说相互影响条件下的整体碰撞的结果。

　　按照时间逻辑还是问题逻辑或思想逻辑来展现马哲史，一直是这一范式面临的问题之一。列宁曾经借助于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解读，反对将哲学史变成“人名和书名的历史”而不是思想内在逻辑的演进史。该范式面临的问题之二是始终存在着解释学循环：方法论视域与对象本性的循环，微观文本解读与整体通史阐释的循环。然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在于：仅仅是思想出场史的深度描述是不够的。因为思想史不过是真实历史出场的思想表达，前者对真实历史语境有很深的依赖性。所以，应当穿越思想史而到达其背后的历史语境，用历史语境来规约思想史的逻辑。

  　三、与中西思想对话：在当代语境中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意义

　　与各种在场的思想展开批判性对话，曾经是当年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基本方式之一；今天，这种方式也应当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对以文本-文献解读为主要路径而力图“回到马克思”可能导致放弃对当代重大思想和实践问题的反思而回到故纸堆的担忧，使俞吾金教授认为必须指认“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人”，应当致力于消灭历史间距而“让马克思走向当代”，并在当代实践和思想语境中创新发展。因此，与西方当代思想家展开对话，在对话中使马克思的思想“当代在场”，就成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研究范式。

　　对话范式的基本逻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第一，核心环节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真理，而不是作为一种考古的对象。不能像西方“马克思学”那样，以所谓“价值中立”的超然态度对原初文本意义做纯粹考古，而应是对一种仍然活的真理思想作理解和阐释。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必须超越历史的间距走向当代，成为一种当代在场、活的思想资源、创新发展的理论。因此，重要的不是面对历史的过去，而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看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今天受到哪些挑战，它的思想资源是否还具有“切中时代现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第二，需要重新审视当代西方思潮的时代性价值。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有重大影响的西方哲学家大多深刻地表征了时代问题；二是当代西方哲学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因此，展开与西方重大思想家的对话，进而扩展为与当代一切中西思想的对话，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的一种范式。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强调：只有在解答时代的系列重大问题中，只有在与各种当代在场的思想的对话中，才能打磨出犀利的思想光芒，才能成为时代的思想。

　　如上所述，当代西方思潮中具有时代问题和时代解答这两个合理方面。它们虽然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却是时代精神的表征、时代问题的表现。因此与它们的对话，可以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本质。然而，这种对话决不是将西方的思想简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身上，恰好相反，它需要榨取后者合理的思想内容，而炸毁其形式。对话是围绕时代问题而展开的，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时代精神的表征之间关于时代底板的问题的对话。检验这一对话的标准不在于对话双方，而在于对话必然围绕的时代实践和历史底板本身。以罗蒂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强调打破单一话语的独白，强调多元思想、多元话语之间的对话，却反对有真理性的标准——时代实践的客观底板。因此，取得共识只是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协调与合约，而决不等于符合底板的真理。所以，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或西方思想的对话，需要对时代实践这一问题的底板有深切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于是，从对话创新的范式走向反思的问题学范式便势在必行。

　　四、反思的问题学：以问题为中心的创新反思

　　“反思的问题学”范式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这就是从“问题中的哲学”到“哲学中的问题”。任何理论都是问答逻辑。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解答新的全球化问题。深刻反思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对全球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知识资本化成为全球主宰、重写现代性、全球格局变化、多元文化冲突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场性的当代挑战，应当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主要场域。所以，成为时代“反思的问题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在场的主要方式。

　　第二，反对“问题的实证主义”，根本改变提问视域和提问方式，根本转换问题和问题域，强调对问题作深刻的反思批判，或将问题解构到本质批判的高度。因为“问题的实证主义”的提问视域是一种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它不加分析和批判地从现实生活的表象中截取矛盾的片断，将深刻的本质矛盾变成颠倒的片面环节，并使之成为哲学问题。因此，“问题的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资本拜物教，是在资本化的物质世界中充当遮蔽生活本质的“物化意识”。批判地反思来自现实表象的问题，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构成了“反思的问题学”。

　　第三，反思的问题学是理论创新的范式。“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生活不断提出问题，引导哲学打破教条，重新反思问题、解答问题，因而就可以不断引导理论创新。问题学视域是破除教条主义的利器。一切教条之所以成为禁锢思想、僵化思维的教条，就在于专注于理论、文本本身而脱离问题，因而脱离实际、脱离时代。问题视域打破以往的范式壁垒，成为引导理论走向世界、走向时代、走向实际的主要路径。通过鲜活的问题研究而创新理论，可以不断把现实问题转换为理论问题。

　　然而，反思的问题学范式针对的问题可能产生两个最为重要的偏向：第一，问题反思在超越一切学科壁垒的同时，也可能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脱域化和零碎化。反思的问题学范式在破除教条主义、僵化思维的过程中，如何重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而不仅仅是对问题的解答?问题与问题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完全展现一个完整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反思的问题学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包括哲学，但决不限于哲学视域，因而其多学科知识的特点使问题解答在转化为“学”的过程中，可能大多没有上升到哲学反思的高度。“问题”在思考的头脑中发生中途“短路”，没有上升为“哲学中的问题”，而是在具体科学的层次上回到实践。因此，“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呼唤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的研究。在各个重大实践领域，如果要摆脱感性直观而作深度的理论反思，至少需要上升到部门哲学或领域哲学的层次，将实践反思、问题反思从“问题中的哲学”上升为“哲学中的问题”。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掘本土思想研究的创新范式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理论创新过程中方法论自觉和反思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就“实践路径”而言，就存在着秉持“中国话语”、“中国问题”、“中国立场”和“中国视域”等各种意义的“中国化”。中国问题具有本土特色，已经不再是西方实践的简单平移，因此马克思主义原初出场的理论结论存在着差异。问题语境的转换使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矛盾。这一矛盾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点。然而，基于西方立场和视域的知识分子，依然将文本理论结论当作是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式，希望将中国问题剪裁进西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框架结论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起初阶段是完全违背本性而颠倒的。理论成为“普遍真理”之光，而实践却成为被普遍真理之光照耀并有待理论穿透的对象，处于被剪裁、被审视、从属的地位。然而，理论文本与实践的日益冲突和矛盾促使这一关系翻转：实践重新被看作是理论的来源和基础。从中国立场、中国视域来审视中国问题而产生的“中国化”的理论，本质上就是指认“中国化”不是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的跨界平移，而是在中国语境当中重新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新时期“中国化”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如何出场的路径研究而展开的。当代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重新瞄准以当代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实践，创造能够指导改革、发展这一创新实践的本土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既不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过去时的“中国化”，而是对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作深度理论穿透的马克思主义。

　　从“文化路径”来看，“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始终是理论界颇为纠结的话题。新儒学的许多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某些言论纳入新儒学范畴，“中国化”就等于“儒学化”。相类似的观点还有“新道学化”、“新佛学化”等等。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另一种意义的“中国化”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大量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因素的产物，它也有自己的本土文化来源。

　　然而，“中国化”一直是与“特殊化”本土语境对应的。“中国特色”的前提是世界的普遍化真理在中国特殊国情中的特殊应用。问题在于是否存在“普世真理”和“普世价值”?如果存在，由谁掌握话语权?在“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毛泽东那一辈人撰写《矛盾论》是为了阐释一个具有国情特点的中国特殊矛盾结构；而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国思想”和“中国价值”将注重中国经验的普适性甚至普世性。“后中国特色”时代的“中国化”将来临。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将有不同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意味着为世界创造一个以中国道路为蓝本、可供世界借鉴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依然存在着更大的拓展空间。

　　六、出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研究逻辑

　　追问思想出场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依赖关系，将思想出场的逻辑看作是历史语境重大变化的必然产物，这就需要召唤“出场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前提基础的深刻批判和考察，使我们面对出场学。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仅仅描述思想史逻辑时，追问思想背后、思想赖以建构的历史基础的或缺，就成为出场学反思的对象；当“回到马克思”的解读视域仅仅是回归于当年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学层面时，出场学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穿越到文本-文献的背后而深度解释产生文本-文献的历史本身；当以马克思哲学的名义与西方思想展开对话而推进理论创新时，出场学可以召唤历史实践的底板以作为评判对话的真理标准；当“反思的问题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创新等范式关注重大现实的哲学解答时，出场学要求将思想出场的逻辑与历史变迁的逻辑关联，将“词与物”、思想与历史、哲学与时代构成一个具有关联场域的解释系统，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出场学”就是从“出场”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和空间的语境中在场的可能性、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机制的哲学范式。它对“出场的历史语境(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三者作辩证关联的分析，其核心要素是两个对应概念：“出场”与“差异”。研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两个相互对应的阐释循环：第一，“出场”与“在场”的循环；第二，“同一”与“差异”的循环。这两个循环是出场学辩证法的集中表现。在这一意义上，阐明这两个循环就阐明了出场学的本质，进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

　　“出场”一词源于舞台表演艺术。在哲学阐释的语义分析中，“出”是摆脱被遮蔽状态而“进入”某一特定场域中的行动；“场”也不是一个通常剧院的台场，而是人类历史的宏大舞台。“出场”也因此而成为人类亲临历史舞台的现身行动。“出场”是一种“未在场者”向“在场者”身份转变的谋划，是一种“不在场”状态向“在场”状态的转变，是在特定历史场域中的“亲临”和“现身”。人类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由何种主体(“出场者”)与思想扮演主角在特定历史场域中出场，一直成为“创造历史”的关键。

　　“场域”是出场行动(实践)所造就的一定的历史构境。承载“构境”的首先不是思想，而是历史。思想构境不过是历史构境的解释学表现。我们需要研究：造就当年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出场的历史场域，即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全球化的大工业生产方式本身，如何使新的历史“出场者”——大工业无产阶级产出自己的头脑：“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同时，“出场”总是依赖于一定的“出场路径”——160年前，德国的“正义者同盟”转变为“共产主义同盟”，借助于这一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问世的路径，《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幽灵”的原初出场，引起“神圣同盟”的无比恐慌与竭力驱逐。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出场”总是采取不同的“形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性现实形态的出场。因此，“出场”是在一定的“场域”中、选择一定的“出场路径”而形成一定的“出场形态”的行动过程。与“出场”相对应，“缺场”既可能源于“从未出场”，也可能源于“退场”。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制度遭受挫折，导致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退场”。那么，“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在著名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追问：面对一个时代的挑战，“马克思的幽灵”还要不要出场、怎样出场?回答是肯定的：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思想幽灵又重新“出场”，并以成功抗击危机的“中国道路”形态在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是对时代场域、历史语境的重新识别和认同。随着资本全球化形态的创新，新全球化时代对旧全球化时代的替代，历史图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需要有对当代资本全球化作深刻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中国重大实践主题的转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创造一种新的出场形态——发展哲学。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聚焦于当代世界和中国一切重大的时代问题，以形态创新填补当代理论“空场”。“空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部“缺场”，需要马克思主义坚定地出场。锁定领域，将某些重大时代领域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言说与行动的空间之外，本身就是一种僵化。除了“偏见”或“误解”之外，“空场”的产生或者是因为时代变迁导致马克思主义与时代问题的“某种脱节”，或者是因为时代主题的转换使当年马克思仅具原则性的思想(如生态观点)需要拓展为一个当代的完整理论，或者是因为原有理论需要转化为一种出场的实际行动。

　　七、多元创新范式的总体图谱：路径丛林与相互作用

　　深描多元创新范式的总体图谱，旨在以范式创新同步推动理论创新。为此，需要关注以下三点：第一，范式创新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范式创新应当始终成为理论创新的路径，两者表现为相互缠绕的双轨线，而不是两相脱节的在场。第二，范式多元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之间的关系。每一种范式都有其独特深刻的研究视域，然而只是“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因而要整体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图景，就需要多种研究范式之间的互补。“无影灯之所以无影，是因为它的光束来自各异的角度”。第三，范式视域需要相对稳定，但决不能僵化，而是应当随着理论创新而不断发展。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尚属初步形成，虽稚嫩却充满活力，其学术包容力和发展潜力都很大。这些“范式”若想成为拉卡托斯所说的“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它就必须具有持续的内在“自反性”，不断改弦更张而自我更新。

[责任编辑: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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