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诠释史研究
发布时间:2020-08-18 08:27
【摘要】: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中最具形上思想的文献之一,《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历代儒者对《中庸》的诠释,形成了独具中国哲学特色的《中庸》诠释史,是中国经典诠释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引言分三节。第一节介绍西方诠释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以及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经典诠释学方面做出较大贡献并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四位学者傅伟勋、成中英、汤一介、黄俊杰的理论,并对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建立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第二节为学术史回顾,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指出学术界对中庸学的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一,多探讨中庸的思想体系,缺少从纵向上把历代学者的《中庸》诠释放置到经学史、思想史演进的脉络中进行考察;第二,多采用西方的哲学分析和表达方式,缺少对中国哲学自身个性及其特质的反思,具有用西方哲学范式来诠释中国经典文本的倾向;第三,很少有学者自觉地采用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庸》文本的诠释史。本文即基于此而选择《中庸诠释史研究》为题,力图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主要思想家对《中庸》文本诠释的梳理,来探讨经学史、思想史演进的脉络及儒家经典诠释学的特色。第三节介绍本文研究的方法及拟创新之处。 第一章探讨《中庸》的成书及孟荀对《中庸》的发展。第一节探讨《中庸》的成书过程。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中庸》为子思所作以来,一直为学界承袭,到北宋欧阳修首开怀疑《中庸》非子思所作以来就一直聚讼纷纭,许多学者如崔述、翟灏、钱穆、冯友兰等人均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依据学术界对郭店楚简中与子思及其后学相关文献的研究,认为《性自命出》作为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关于先秦心性论的最早、最完整的文献,最有可能是《中庸》的先导。第二节为探讨《中庸》的主体思想。从天命人性论来看,《中庸》明确提出“天命之谓性”,人性的本原来自于天,将人性的道德力量归原于天之所命,从而赋予人性以道德力量,这样就将传统的天命思想进行了改造,使之与人性相通。从工夫论来看,诚首先是天道的一种表现形式,“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之诚指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规律及自然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源,从而赋予诚本体论意义。同时诚也是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人道之诚表明一种人性之善。诚的作用即是沟通天、人,通过诚,人就可以认识和体察天之道以及认识和把握人之道。可见,《中庸》以诚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天道与人道相沟通、内圣与外王相连接的理论体系,基本奠定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基础。第三节探讨孟子和荀子分别以性善论和性恶论对《中庸》思想的发展。 第二章探讨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礼记注》中对《中庸》的诠释。郑玄生于东汉后期,以当时流行的气化宇宙论和阴阳五行说来诠释《中庸》,如释天命为“天所命生人者也”,亦即人是由天自然所生,来自于天,即为天命。此“天”非谓先秦自然之天或道德之天,而是汉代经由董仲舒改造后的“阴阳五行”、“天人通感”之天。在“道”、“教”的诠释中突出了统治者在修饬人道、推广教化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生活于乱世的郑玄希望有一明君来推行教化稳定社会秩序的愿望。“唯礼能为之中”,可见郑玄是把礼视为避免过与不及、以礼制中、衡量中庸的标准,这里,郑玄突出了礼的作用。这与郑玄生活的东汉晚期社会动荡礼义荡然无存的现实是分不开的,郑玄希望以礼来整饬纲常,因此其在经典诠释中往往突出礼的价值。郑玄对《中庸》的诠释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强烈的现实关怀,力图通过经典的诠释来表达对政治的看法;在诠释过程中也表达了企慕圣贤的愿望。在诠释原则上有以经证经的原则、今古文兼宗的原则以及文字简约的原则等几个方面。 第三章探讨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对《中庸》的诠释以及李翱在《复性书》中对《中庸》思想的阐发。唐代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是对魏晋以来五经义疏的一次系统的大整理,不仅南北经学得以统一,也使得唐初经学达到空前的高度。《礼记正义》对《中庸》的诠释,有以下诸多方面的诠释特点:一是维护儒家正统地位、重建儒家伦理道德的诠释目的;二是“疏不破注”的诠释原则;三是以体用观为指导的义理诠释;四是注重对经义、注义之推衍与发挥:五是贯融参证的诠释方法;六是引纬证经等。中唐之后,儒学复兴,《中庸》作为心性义理之学的代表性文献逐渐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李翱在《复性书》中主要对《中庸》的核心范畴进行新的诠释。如在性情论上《中庸》虽然内蕴的是儒家的性善论,但是《中庸》仅言“天命之谓性”,并没有明确宣示性善论。而李翱在肯定了孟子的性善论和子思的“天命之谓性”的基础上,在性情说上取得突破,建立了性情统一的学说。在对诚的诠释中,李翱以“天道”为诚,并认为人“尽性”、“复性”也是诚。这样,李翱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路,而且将天人合一的连接点放在“诚”、“性”两个范畴上。 第四章探讨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中庸》的诠释思想。朱熹对《中庸》进行了系统的诠释。朱子对《中庸》的诠释以其中和说为基础。在中和旧说中,朱子以未发为性、已发为心,具有割裂心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情的忽视等方面的理论缺陷。通过“己丑之悟”,朱子形成中和新说。首先,对未发已发有新的看法。未发已发均应从“心”上来区分;其次,在朱子中和新说中“情”得到了安顿;第三,朱子在新说中增加了“主敬”之修养功夫的内容。朱子中和新说实际上就是对《中庸》中和问题的创造性诠释,同时又以中和新说对《中庸》文本进行诠释。朱子建立以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并以之对《中庸》进行本体诠释,对《中庸》核心范畴性、命、道、诚进行新的理学化诠释。如朱子认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天即天理,天命即为天道,此为从形上言;而气成就万物之形体。由于人物之生均禀赋此天理而形成性,性即理,此性即指所禀赋之天地之性,是至善。性与道都是天理,但是由于气禀不同而形成圣人与众人之差异。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上,朱子虽然对格物致知之“道问学”功夫极为看重,但是其对于尊德性并未忽视,而是各有所重。朱子《中庸》诠释的特点有以继承和发扬儒家道统为纲领指导《中庸》诠释和以义理诠释为主、兼重文字训诂的两大诠释原则。 第五章为探讨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中庸》的诠释。船山以其气本体论对《中庸》进行诠释,指出“天即以气言,道即以天之化言,固不得谓离乎气而有天也”,气为理的载体,理秩序乎气,理为气中之理,两者共同作用使万物化生。这样就完全否定了朱子在理气论上理先气后的观点。在朱子那里都是从理本体来谈论心、性、天,把心、性、天都最终统一到理上去。而船山则是从气本体出发来谈论心、性、天,把心、性、天都最终统一到气上去。在性命论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船山提出了“命日受,性日生”之说,从而辨证地解决了性命之间的关系。在中和性情论上,船山也与朱子有异。首先,朱熹以心统性情,已发为性,已发为情,未发之中为体,已发之中为用。而船山主张无论未发之中还是已发之中均是体。其次,朱子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船山认为未发之时性中有情,心涵性情。再次,朱子以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截然二分:船山在对《中庸》的诠释中对朱子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指出人心之中涵有性情,性为情之体,这样人心与道心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船山对《中庸》的诠释过程中,有着“兼综汉宋”的诠释宗旨、实学化的诠释立场、护教学的诠释目的以及跨文本诠释等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六章探讨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在《中庸注》中对《中庸》的诠释。康有为《中庸注》的撰著正处于甲午战争失败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国家危机日益加重之时。在《中庸注》中,康有为从外王学即经世致用的立场来进行诠释,阐发变革改制以自强从而挽救民族危机。同时从康有为思想发展的历程来考察,《中庸注》的著成正值康有为思想基本成熟时期,以今文经学之《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大同说,同时糅合佛学与西学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以之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系统诠释有以下基本立场,第一,西学中源的立场;第二,改良主义的立场;第三,政治学的立场。康有为在《中庸注》中贯彻其大同三世进化说以及进化论,如在对《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诠释中,康有为更是以三统三世说来解释“三重”。在《中庸注》中康有为还从人性论上证明进化与维新即是“尽人性”,为其维新改良主张增添了理论上的说服力。康有为在《中庸说》中不惜曲解《中庸》文义以申己说,阐发其改制变法理论。康有为在《中庸注》中还对孔子进行了神化和圣化。如在《中庸注》中,康有为通过对《中庸》首章的诠释,指出孔子乃受“天命”而改制。又如在对《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诠释中,康有为承袭汉代董仲舒及纬书神化孔子的手法,把孔子描绘为一个“天纵之神”,“神人惟孔子”,说孔子“为苍帝之精,作新王受命”。在康有为那里,孔子俨然成为一个受天命以拯救世人的大教主。这样,康有为把孔子说成是全体国民信仰崇敬的教主、圣人、君子、天子、素王,把孔子的历史地位推上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借助诠释《中庸》,康有为还阐发了其新仁学的思想。如在《中庸注》中,康有为认为仁为天德,仁也是人德;对人而言,仁即为博爱之德。显然康有为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所提倡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博爱学说,力图在其新仁学中调融两者的冲突;同时他还把仁看做是太平世的特征之一。康有为仁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仁”的含义。如在对《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章的注解中,康有为用牛顿力学知识来给仁下定义,“仁从二人,人道相偶,有吸引之意,即爱力也,实电力也。”以新仁学为基础,康有为还大力表彰孝道。由于身处近代社会动荡和转型时期,康有为援西入儒,采用西方近代进化论、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等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创造性诠释。康有为的经典诠释,对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影响极大,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总之,本文主要从学术史、思想史的的立场,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选取郑玄、孔颖达、李翱、朱熹、王夫之、康有为等对《中庸》注解较有影响的思想家,来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中庸》诠释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从而初步对《中庸》诠释史的大致脉络进行梳理,希望可以为当下儒家经典诠释学的创建有所帮助。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0
【分类号】:B222
本文编号:2795982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0
【分类号】:B222
【引证文献】
相关博士学位论文 前5条
1 包米尔;司马光哲学思想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7年
2 高华夏;理学视阈下的北宋《中庸》学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
3 周宝银;康有为经学考论[D];曲阜师范大学;2018年
4 刘星;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D];山东大学;2016年
5 樊沁永;晚明高僧《四书》诠释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4年
相关硕士学位论文 前7条
1 杨惠茹;朱熹、王阳明对《中庸》首句诠释的比较研究[D];山西大学;2018年
2 卢美玲;中庸思想在思想品德课中的渗透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7年
3 达瓦尼玛;《中庸》人格修养思想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6年
4 郭丽云;戴震《中庸补注》研究[D];华侨大学;2015年
5 段慧玉;文化操纵理论视角下理雅各《中庸》英译本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5年
6 李冰;契嵩《中庸解》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4年
7 乔飞鸟;《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D];山东大学;2012年
本文编号:2795982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zhexuezongjiaolunwen/27959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