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王国中的巾帼:西方历史上的女性哲学家
发布时间：2020-11-08 23:21
20世纪以前西方历史上有不少女性哲学家,但中文世界至今知之甚少。本文依据西方历史分期的惯例,在古典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以及近代时期这四个阶段之中,分别介绍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希帕提娅、中世纪英国诺威治的朱利安、17世纪英国的玛格丽特·卡文迪士以及18世纪英国的凯瑟琳·考克贲这四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哲学家,兼及其它不同时期的另外一些女性哲学家。同时,本文在最后结语部分,也提请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留意发掘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女性哲学家,以见东西方哲学王国中人类智慧结晶之整全。
【部分图文】：
大概由于2009年西班牙导演Alejandro Amenábar执导的电影Agora(中译名“时代广场”),如果说希帕提娅是迄今为止中文世界所知极为有限的古代西方女性哲学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或许并不为过。虽然这部电影有一些史实的虚构,主要突出的也是希帕提娅作为天文学家、数学家而非哲学家的方面,但对于社会大众的认知而言,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广作用。当然,之所以能够如此,还是因为希帕提娅在西方历史上的确是古代女性哲学家中最富影响力的一位。也正因此,在西方历史的各个时期,从古代、中世纪、前现代直到当今,其影响都绵绵不绝。形形色色的思潮都将希帕提娅引为先驱和同道。例如,就在希帕提娅被暴徒谋害不久,以她的名义伪造的反对耶教(Christianity)的信件便已出现。而事实上她生前并不反对耶教,其学生中不仅异教徒(pagan)和耶教徒(Christian)并存,甚至还有犹太教徒(Jews)。在启蒙时代,她成为反对天主教(Catholicism)的象征。在19世纪,她在查尔斯·肯思立(Charles Kingsley)的同名小说《希帕提娅》里,则被描绘为“最后的希腊人”(the last of?the?Hellenes)。而到了20世纪,她又被女权和女性主义者奉为偶像。甚至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中那位白衣女子(图1),都历来被广泛地认为是希帕提娅的形象。由于年代久远,希帕提娅的确切生年并不确定,但基本上以公元350、370或375三种说法较被学界接受。其生平事迹和思想主张虽然面临“文献不足征”的问题,但由于她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影响和意义,后来历代对她的研究一直不断。迄今为止,已经有好几部精彩的著作探讨其生平与思想。例如,波兰历史学家玛丽亚·泽丝卡(Maria Dzielska)的《亚历山大城的希帕提娅》(Hypatia of Alexandria),(6)或许是最为详尽的一部。其它如布鲁斯·麦克林南(Bruce J. MacLennan)的《希帕提娅的智慧:为了更有意义的生活的古代的精神实践》(7),还有晚近美国学者爱德华·瓦茨(Edward Watts)出版的《希帕提娅:一个古代哲学家的生活与传奇》(8),都是一时之选。
对于女性来说,西方的中世纪或许是她们的“至暗时刻”。但是,即便在这一时期,仍然涌现了相当一批女性哲学家。修道院也许历来被认为是女性在中世纪格外受到压抑的一个场所和象征。但事实上,女性哲学家及其思想的孕育和表达,又往往在女性修道院里得到了庇护和发展。可以说,中世纪时期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女性哲学家,大都与修道院有着不解之缘。她们要么是修女、女修道院的领袖甚至身后获得“圣徒”(saint)的荣誉,要么是类似佛教居士那样虽无教籍但却虔诚的信徒。例如,德国的圣贺德佳(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是圣本笃派(Saint Benedict)修道院的院长;(11)法国的贺拉德(Herrad of Landsberg,1130～1195)很年轻的时候便进入浩恩堡(Hohenburg)修道院追随海琳迪思(Relindis of Hohenburg)学习,1167年成为海琳迪思身后的继任院长。而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 Barbarossa,1122～1190)之召重建浩恩堡修道院的海琳迪思,本身就是一位对知识和教育极为重视的修女;第一位用德语而非拉丁语写作的麦琪德(Mechtild of Magdeburg,1207～1282/1294)虽然没有正式“发愿”(vow)成为正式的修女,却是当时著名的“在俗会”(Beguine)成员之一,其著作《神性之光的流动》(Das flie?ende Licht der Gottheit)至今仍是耶教神秘主义(Christian mysticism)的经典文献之一。不过,这里我要介绍的中世纪女性哲学家,是英国的朱利安(Julian?of Norwich/Dame Julian,1342～1416)。朱利安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英国的诺威治(Norwich)这个当时规模仅次于伦敦的城市。“朱利安”并不是她真实的名字,很可能来源于她居所旁边的圣朱利安教堂(St Julian"s Church)。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正如她自己在其著作的最后所说:“不必记住我是谁,但请记住我所说。”(Don’t remember who I am but remember what I say)作为隐修女(anchoress),(12)她住在作为教堂附属建筑的修道小屋(cell)里。她成为隐修女的确切时间并不清楚,有研究者认为她应该曾经婚育并为人母,并且,她在一度流行的瘟疫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朱利安在大约6岁、19岁和27岁时经历了袭击诺威治的三次黑死病(Black Death)。不仅如此,英国的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 War)、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以及发生在诺威治的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the Peasants Revolt,也称为Wat Tyler"s Rebellion或者the?Great Rising),朱利安不幸都躬逢其时。无论这些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对于身在其中的个体来说,显然都是非常的不幸。朱利安能够终其一生在圣朱利安教堂中潜心于灵修和写作,既与其宗教信仰的虔诚以及知识探求的爱好有关,恐怕也是乱世之中各种无常与苦难驱使之下的自然结果。然而,动荡不安和充满苦难的尘世虽然使得朱利安饱受身心之苦,却并未使她消极厌世。例如,她多次受到病痛折磨,30岁时那次一度濒死。但正是在这种终极境况之中,据说她16次见证了上帝的显现,并在病愈之后分两次写下了她在那种近乎神秘经验中的所思所得,两次之间相隔20年。可以说,正是信仰的光辉和理性的力量,使她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哲人。
玛格丽特的哲学首先表现在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的方面,这也是17世纪西方哲学界主要的问题意识所在。在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上,玛格丽特是一个物质主义者(materialist)。但是,她的物质主义和当时物质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不同,并不建立在主体与客体截然两分的基础之上。对于霍布斯“智能的主体”(intelligent subject)和“无生命的客体”(inanimate object)的区分,玛格丽特是反对的。在她的《哲学书简》里,有对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中各个论点的逐条反驳。在她看来,物质并非没有生命和灵魂的死物,所有物质都有感觉和理性。此外,玛格丽特也反对笛卡尔身心两分的二元论。因此,对她来说,作为自然的世界是统一的,由自我运动(self-moving)和具有智能的物质构成,不能被区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两部分;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无权主宰自然的因果,只能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和谐相处。有趣的是,虽然在自然哲学方面批判霍布斯,但是在政治、社会哲学方面,玛格丽特的思想又和霍布斯走到了一起。在她看来,人类主要是受自我利益驱动的,“自爱”(self-love)是“心灵最强的动力”(the strongest Motion of the Mind, The World"s Olio, 1655, p.145)。同时,个人生活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只有危险和混乱,无法在稳定和连续的状态中追求个人利益。脱离社会的话,个体将不再有安全的食物和居所,无法创造商业活动所必需的持续的基础设施。对她来说,社会的稳定极为重要,因为这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必要条件。如果处在自然状态,人类将处于一直的恐惧之中,个人的生命将难以长久和健康,无法发展出自身的潜能。那么,如何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呢?玛格丽特认为,只有被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个体统治,社会才最为稳定。在她看来,如果社会的安全和秩序系于民众或者民众所选择的个体之手,就会面对导向混乱的极大风险。对她来说,民众不值一提,“他们不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they know not what to choose)。(17)即便是由一小部分精英人士来统治,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便一小部分人,彼此之间也容易产生种种分歧、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恶行,由此陷入无休止的冲突。她甚至说“即使被一个愚蠢的脑袋统治,也比被一伙拉帮结派的人统治更安全。”显然,和霍布斯一样,玛格丽特反对民主,是君主专制的拥护者。
【相似文献】
本文编号：2875509
【部分图文】：
大概由于2009年西班牙导演Alejandro Amenábar执导的电影Agora(中译名“时代广场”),如果说希帕提娅是迄今为止中文世界所知极为有限的古代西方女性哲学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或许并不为过。虽然这部电影有一些史实的虚构,主要突出的也是希帕提娅作为天文学家、数学家而非哲学家的方面,但对于社会大众的认知而言,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广作用。当然,之所以能够如此,还是因为希帕提娅在西方历史上的确是古代女性哲学家中最富影响力的一位。也正因此,在西方历史的各个时期,从古代、中世纪、前现代直到当今,其影响都绵绵不绝。形形色色的思潮都将希帕提娅引为先驱和同道。例如,就在希帕提娅被暴徒谋害不久,以她的名义伪造的反对耶教(Christianity)的信件便已出现。而事实上她生前并不反对耶教,其学生中不仅异教徒(pagan)和耶教徒(Christian)并存,甚至还有犹太教徒(Jews)。在启蒙时代,她成为反对天主教(Catholicism)的象征。在19世纪,她在查尔斯·肯思立(Charles Kingsley)的同名小说《希帕提娅》里,则被描绘为“最后的希腊人”(the last of?the?Hellenes)。而到了20世纪,她又被女权和女性主义者奉为偶像。甚至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中那位白衣女子(图1),都历来被广泛地认为是希帕提娅的形象。由于年代久远,希帕提娅的确切生年并不确定,但基本上以公元350、370或375三种说法较被学界接受。其生平事迹和思想主张虽然面临“文献不足征”的问题,但由于她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影响和意义,后来历代对她的研究一直不断。迄今为止,已经有好几部精彩的著作探讨其生平与思想。例如,波兰历史学家玛丽亚·泽丝卡(Maria Dzielska)的《亚历山大城的希帕提娅》(Hypatia of Alexandria),(6)或许是最为详尽的一部。其它如布鲁斯·麦克林南(Bruce J. MacLennan)的《希帕提娅的智慧:为了更有意义的生活的古代的精神实践》(7),还有晚近美国学者爱德华·瓦茨(Edward Watts)出版的《希帕提娅:一个古代哲学家的生活与传奇》(8),都是一时之选。
对于女性来说,西方的中世纪或许是她们的“至暗时刻”。但是,即便在这一时期,仍然涌现了相当一批女性哲学家。修道院也许历来被认为是女性在中世纪格外受到压抑的一个场所和象征。但事实上,女性哲学家及其思想的孕育和表达,又往往在女性修道院里得到了庇护和发展。可以说,中世纪时期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女性哲学家,大都与修道院有着不解之缘。她们要么是修女、女修道院的领袖甚至身后获得“圣徒”(saint)的荣誉,要么是类似佛教居士那样虽无教籍但却虔诚的信徒。例如,德国的圣贺德佳(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是圣本笃派(Saint Benedict)修道院的院长;(11)法国的贺拉德(Herrad of Landsberg,1130～1195)很年轻的时候便进入浩恩堡(Hohenburg)修道院追随海琳迪思(Relindis of Hohenburg)学习,1167年成为海琳迪思身后的继任院长。而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 Barbarossa,1122～1190)之召重建浩恩堡修道院的海琳迪思,本身就是一位对知识和教育极为重视的修女;第一位用德语而非拉丁语写作的麦琪德(Mechtild of Magdeburg,1207～1282/1294)虽然没有正式“发愿”(vow)成为正式的修女,却是当时著名的“在俗会”(Beguine)成员之一,其著作《神性之光的流动》(Das flie?ende Licht der Gottheit)至今仍是耶教神秘主义(Christian mysticism)的经典文献之一。不过,这里我要介绍的中世纪女性哲学家,是英国的朱利安(Julian?of Norwich/Dame Julian,1342～1416)。朱利安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英国的诺威治(Norwich)这个当时规模仅次于伦敦的城市。“朱利安”并不是她真实的名字,很可能来源于她居所旁边的圣朱利安教堂(St Julian"s Church)。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正如她自己在其著作的最后所说:“不必记住我是谁,但请记住我所说。”(Don’t remember who I am but remember what I say)作为隐修女(anchoress),(12)她住在作为教堂附属建筑的修道小屋(cell)里。她成为隐修女的确切时间并不清楚,有研究者认为她应该曾经婚育并为人母,并且,她在一度流行的瘟疫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朱利安在大约6岁、19岁和27岁时经历了袭击诺威治的三次黑死病(Black Death)。不仅如此,英国的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 War)、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以及发生在诺威治的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the Peasants Revolt,也称为Wat Tyler"s Rebellion或者the?Great Rising),朱利安不幸都躬逢其时。无论这些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对于身在其中的个体来说,显然都是非常的不幸。朱利安能够终其一生在圣朱利安教堂中潜心于灵修和写作,既与其宗教信仰的虔诚以及知识探求的爱好有关,恐怕也是乱世之中各种无常与苦难驱使之下的自然结果。然而,动荡不安和充满苦难的尘世虽然使得朱利安饱受身心之苦,却并未使她消极厌世。例如,她多次受到病痛折磨,30岁时那次一度濒死。但正是在这种终极境况之中,据说她16次见证了上帝的显现,并在病愈之后分两次写下了她在那种近乎神秘经验中的所思所得,两次之间相隔20年。可以说,正是信仰的光辉和理性的力量,使她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哲人。
玛格丽特的哲学首先表现在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的方面,这也是17世纪西方哲学界主要的问题意识所在。在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上,玛格丽特是一个物质主义者(materialist)。但是,她的物质主义和当时物质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不同,并不建立在主体与客体截然两分的基础之上。对于霍布斯“智能的主体”(intelligent subject)和“无生命的客体”(inanimate object)的区分,玛格丽特是反对的。在她的《哲学书简》里,有对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中各个论点的逐条反驳。在她看来,物质并非没有生命和灵魂的死物,所有物质都有感觉和理性。此外,玛格丽特也反对笛卡尔身心两分的二元论。因此,对她来说,作为自然的世界是统一的,由自我运动(self-moving)和具有智能的物质构成,不能被区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两部分;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无权主宰自然的因果,只能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和谐相处。有趣的是,虽然在自然哲学方面批判霍布斯,但是在政治、社会哲学方面,玛格丽特的思想又和霍布斯走到了一起。在她看来,人类主要是受自我利益驱动的,“自爱”(self-love)是“心灵最强的动力”(the strongest Motion of the Mind, The World"s Olio, 1655, p.145)。同时,个人生活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只有危险和混乱,无法在稳定和连续的状态中追求个人利益。脱离社会的话,个体将不再有安全的食物和居所,无法创造商业活动所必需的持续的基础设施。对她来说,社会的稳定极为重要,因为这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必要条件。如果处在自然状态,人类将处于一直的恐惧之中,个人的生命将难以长久和健康,无法发展出自身的潜能。那么,如何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呢?玛格丽特认为,只有被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个体统治,社会才最为稳定。在她看来,如果社会的安全和秩序系于民众或者民众所选择的个体之手,就会面对导向混乱的极大风险。对她来说,民众不值一提,“他们不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they know not what to choose)。(17)即便是由一小部分精英人士来统治,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便一小部分人,彼此之间也容易产生种种分歧、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恶行,由此陷入无休止的冲突。她甚至说“即使被一个愚蠢的脑袋统治,也比被一伙拉帮结派的人统治更安全。”显然,和霍布斯一样,玛格丽特反对民主,是君主专制的拥护者。
【相似文献】
相关期刊论文 前10条
1 张文喜;;论哲学家的能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11期
2 莱瑞·梅;唐学亮;李健康;;哲学家及其政治责任[J];天府新论;2018年06期
3 刘宗琴;洪琼;;哲学之“家”——读冯俊主编《哲学家·2008》[J];云梦学刊;2010年01期
4 ;德国哲学家肖像趣味问答二题[J];世界哲学;2009年04期
5 龙宫;哈尔沃尼:哲学家之为公众知识分子[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2期
6 药尔格·齐特劳;王泰智;沈蕙珠;;自从有了哲学家[J];书摘;2006年10期
7 林颐;;从动物身上,哲学家看到了什么?——读《哲学家与动物》[J];环境教育;2017年09期
8 李醒民;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J];求索;1990年05期
9 邹介;;《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和《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简介[J];国内哲学动态;1981年07期
10 郭小平;;哲学家的申辩[J];读书;1991年03期
本文编号：2875509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zhexuezongjiaolunwen/287550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