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实践智慧及其当代意义(3)

 再者，尽管是体育运动或者是早期的身体教育，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拒斥特殊化。在Eliseo Andreu-Cabrera等人对古希腊时期体育运动与身体教育的研究中就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就反对音乐教师和体操教师对运动员进行区别化的训练，他坚持认为“年轻人应当受到所有种类的体育运动，而不是仅仅接受它们中的某一项运动训练”［15］。简单地看，这是一项古希腊身体教育的一种方式，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深层次的政治学理念。不同于上面所提到的体育运动中的太阳隐喻展示了正义，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这种拒斥特殊化的做法是实现正义的一种途径。个体的身体在未经体育运动和身体教育时是私人的，为己的，但个体若要成为一个公共人物，抑或是政客、官员，从事体育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体育运动的过程中，私人的肉体得到公开的展示，且需要进行近乎“全才式”的培养，这样个体的身体才能形成国家的公器，社会的、群体的、国家的善才能得以实现。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城邦时代，作为“哲学王”的哲学家们有不少都是运动员。
　　 通过揭示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蕴含的个体——国家隐喻，可以打通古希腊体育运动中两大隐喻，个体的身体不仅仅在个体层面上与自然力量呼应，同时也能超越个人身体的限制，成为一种社会的身体、城邦的身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鸿沟也同时被超越。
　　 2.2 体育运动：通向实践知识的道路
　　 暂且将古希腊体育运动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在学理层面上的联系搁置一边，古希腊哲学家们所创办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就与体育场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希腊的哲学家在教授哲学的同时，还会教授各种运动技能。亚里士多德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府（对应的英文为Lyceum， 也有翻译为莱森学派，逍遥学派）就靠近古希腊式的体育场［7］，在那里经常还会有哲学、政治学上的论辩。由此可见，古希腊的体育场所，不仅仅是一个人锻炼身体、提高运动技能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展开哲学争论，学习哲学、算学、修辞学等知识的地方，所以先天的，古希腊体育运动就与知识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体育运动所包含的知识，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实践知识，却是另需一番论证，Healther L. REid［16］对在知识层面上对古希腊体育运动（包括了体育教育）作出的重释是实现体育运动成为通向亚里士多德多崇尚的实践知识之路就是其中较为典范的。
　　 Reid对古希腊体育运动在知识层面上的复兴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第一便是古希腊体育运动是“真理之争”。因为首先古希腊体育运动挑战着人们业已认可的答案，不重复原有的状态，充斥着不确定性；其次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是一种“开放和中立”的比拼，在其中形成的知识正符合了古希腊哲学的知识定位，“知识作为事实的表达必须是可信的且是可以被证实的，并不是一个所谓信念、意见”；最后，古希腊体育运动是通过公开展示的方式，由“共识”来确定胜负，而非传统、权威、信仰和暴力。
　　 第二是蕴含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善德之争”，它的基本核心是将体育运动对胜利的追求转向对善德的追求，亚里士多德的两位先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这种转向的积极倡导者。在哲学史层面上，苏格拉底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为主的研究导向转向于道德哲学。苏格拉底一直坚持体育运动应该是“离开那些现实的，追求胜利的目标，而是为了追求理想性的善德的目标，换言之，这就是‘爱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就能发现自我的存在，实现真正的幸福。柏拉图则与苏格拉底所走的类似“个人救赎”道路迥然相异，他的教育理念是追求“发展灵魂的哲思能力，最终形成社会领导能力”，所以在他看来，体育教育一方面需要参与者能理解规则，让自己的灵魂和欲望恢复到原初状态，一方面体育教育也能训诫灵魂，使之能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最终形成公共服务能力，形成欲望和灵魂的和谐。
　　 由上述两点可以发现，与其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与知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毋宁说古希腊体育运动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区别于理论知识的一种实践知识，其中追求真理与善，追求国家与个体的和谐正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界定的关键所在，是一种身体化的实践智慧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实践智慧中的“权衡——对不永远如此的事情的求解”的具体体现。
　　
　　3 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实践智慧契合的当代意义
　　
　　 上文在阐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内涵的基础上，又以蕴含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个体——国家隐喻及实践知识维度为中介，实质上就是挖掘了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但是这种深挖已然存放在博物馆中的历史故事，厘清其中的历史脉络是否有价值，却是非常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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