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哲学史中的历史循环论与历史进步观及其时代意义

　　西方哲学史起源于古希腊。诗人赫希奥德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进行过宏观的分析和概括，在他的《工作与时令》一书中提出一种悲观的历史观，笔耕论文，主张“历史倒退”论。但他把人类历史看做一个整体,注意到了社会的运动和变化,并指出这种运动具有一定方向性,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相比之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就缺乏如此宽阔的视野。他们的注意力只集中于某个特定时期、某个重大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几个城邦,没有想到更没有试图去探索和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命运。但是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一次把人类社会本文由收集整理从“天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强调人的行对社会兴衰的重要影响,提出了“人类自身决定人类命运”的思想。修昔底德更以“人性不变”为基点,指出一切事件都是人性的反映,人性不变所以历史事件必然重复发生。他的这一看法可以看做是“历史循环论”的萌芽。
　　进人中世纪以后,在西方神学统治一切。作为一种普世宗教,基督徒认为整个世界都属于上帝,因此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不再以一个时期、一个王朝或一城一地为基础,而是涵概全世界、全人类的全部历史过程。基督教历史观被奥古斯丁进一步发展和阐明。做为虔诚的基督徒, 奥古斯丁为维护他所信仰的神圣宗教，竭力驳斥当时盛行的历史循环论。尽管奥古斯丁代表着古代人类历史观的最高成就一一他超越了城邦或帝国的局限,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体并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人类整体的历史命运,看到了社会的变化发展并首次提出了“历史进步”观点一一但他对于“进步”本身的概念却是荒谬的。在他看来,“进步”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只是时间在流逝而已。他的观点其实是“历史与时间同步发展观”。
　　文艺复兴运动到来时,神学世界观受到猛烈冲击,奥古斯丁的观点也受到了公开的挑战。第一个向奥古斯丁提出异议的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脱拉克。他提出,历史是一个盛衰不断交替的过程。马基雅维里将这种历史循环观点进一步理论化。他在《罗马史论》中指出人欲无穷而人的能力和客观条件有限,这个矛盾决定人的生活乃至国家永远不会平静,命运时起时落。其后,维科在所著《论民族共性的新科学原理》中又将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加以归纳和抽象,他认为,每个民族都要依次经历神权统治、贵族统治、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三个时代,然后重新回到神权统治,开始又一轮回。这些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摆脱了中世纪先验论的思想桎梏,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进步。但他们仅以个人的有限经验作为依据,因此其论述难免狭隘和偏颇,陷入历史循环论。
　　进入18世纪以后,人类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影响下，人们开始把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人类社会。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看到科学的进步是在宗教神学意识被批判之后才取得的,于是给人类进步赋予一个具体的内涵,即理性的觉醒,得出人类历史就是理性与迷信斗争的史。他断言,理性之光正在照亮宗教笼罩的黑暗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曾经是、也将继续是不间断地向前进步。进步不再是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人类精神和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而且进步将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但伏尔泰没有能够发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他认为社会的前进全靠伟人和智者的导引。法国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孔多塞承认历史规律的存在,而这些规律中最根本的就是进步的规律。比伏尔泰更高明的是,孔多塞认为进步的动因并非仅仅是伟人智者的导引,而是科学的发展。同时,进步的内涵也不仅仅是理性的觉醒,而是“朝向知识和智慧的进步,朝向普选权、全民教育、思想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以及财富再分配这些普遍目标的进步”。显然,孔多塞的进步观不仅在理论上比伏尔泰更彻底、更有基础,而且在现实政治中也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深受笛卡尔唯理主义哲学的影响,以为靠抽象的演绎就可以得出正确的认识。苏格兰历史学家司各特就对这种观点提出批评。司各特不是以抽象的理论,而是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他不否认历史的进步性,但他关于进步原因的解释与众不同。他认为,社会不同集团间的对立才是引起社会变化的动力。毫无疑问,司各特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思考有很大价值,他对英雄史观的否定也是卓有见地的。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深入挖掘出人们思想观念不同的深层原因。
　　18世纪末期,德国史学家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中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并非遵循一条抽象理性的道路。每一个历史现象都是暂时和个别的,它们在历史上都有独特的价值,而不单单是一个个简单的环节而已。兰克学派大师兰克指出,所谓“进步论”纯属虚构,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兰克认为,人和国家的行动都以观念为基础,在人们可认识的观念背后还有一个永恒的观念,这就是上帝的意志。历史的演变也不是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时代的变化谈不上是“进步”或“倒退”,仅仅是变化而已。但是，历史主义思潮只是使人们认识到历史的丰富性和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进步史观的信奉。
　　19世纪,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突飞猛进的增长,但同时,资本主义内部的弊病也暴露得更加充分。尼采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潜在的危机。在人们对未来仍抱着传统的乐观态度的时候,尼采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什么是进步”。他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是古希腊,从苏格拉底以后,人们越来越崇尚理性,以为按照理性建设社会就是进步,殊不知科学理论、社会事业、高效率政府等等已经摧残了人的本性，这不是文明的顶峰,而是文明的低谷。受叔本华的影响,尼采认为人类文明的顶峰应当是一种类似于佛教的“四大皆空”的境界,因为在现实中人们永远要为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苦恼,只有超脱于现实,无欲无求,才能有真正的幸福。因此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是无序的,所以也无所谓进步。英国史学家威尔斯在其《世界史纲》一书中告诫人们,不要盲目相信“历史进步论”。他说,当人们乐观地认为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现实却是世风日下。在《时代机器》一书中他说,只有在人们为温饱而奔忙的地方,才有人类的伊旬园,社会才会不断进步。一旦丰衣足食,人们反而会走向堕落。他认为要想促使社会进步,必须不断对人类提出新的挑战,历史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受到西方读者广泛的重视。斯宾格勒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尼采哲学,他同尼采一样否定理性的力量,认为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乃是那些非理性的因素,他否认历史科学的存在,也否认历史的进步性。
　　本世纪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方法论和历史模式上与斯宾格勒颇为相似。他认为每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五个阶段,并试图揭示这一过程背后的原因和机制。形式上,汤因比同斯宾格勒一样在鼓吹循环论,但实际上,他并不认为历史是在一个封闭的圆圈内循环。汤因比的历史观代表着西方史学中两种传统观点的融合,而且他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是根本上不可调和的。汤因比的这一看法包含着辩证法因素。可惜的是,他的辩证法发展观并不彻底,尽管他一再表明自己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骨子里他仍然推崇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现存制度，他的思想学说毕竟还是充满西方人的优越感的，在政治上是为西方资产阶级服务的。
　　本世纪，分析的或称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代表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了历史的进步牲。他们继承了19世纪末期以来的反实证主义倾向,不遗余力地说明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尽管二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事实,但自然事实仅仅是现象,历史事实背后却有思想。只有首先了解了这些思想才能真正了解历史事实本身。克罗齐和柯林武德肯定,历史的变化从总体上说是后来居上的,是“从善向更善的过渡”。对进步观论述得最为充分的是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历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进步。他肯定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他的进步观的彻底性和在哲学上的正确性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他认为,使用“规律”的概念不利于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因为历史中不存在“规律”,只有各种“假设”。这样一来,他就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使他的历史哲学也同其他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带上了唯心主义的尾巴。
　　人类发展史是不断追求、实践和思索的历史。历史的归宿乃是人类思考的永恒课题之一。历代思想家、史学家在评说过去、诠释现在、预示未来的同时,从未停止对这一永恒课题的探究。尽管他们的观点难免偏颇甚至荒谬,但是他们努力的成果、智慧的结晶毕竟丰富了人类思想史的宝库。

本文编号：4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