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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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

作者： 孙正聿      2013-07-01   阅读人次： 852

　　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一系列艰苦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及其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的理论分析,就是两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陈晏清教授的文章集中地提出和探讨了某些前提性问题,衣俊卿教授和郁建兴教授的文章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的理论资源,以及这些理论资源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

　　一
　　陈晏清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三个前提性问题：一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定位”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哲学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问题;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定位”问题,即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三是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即以何种理念、何种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并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框架和范畴体系的问题。
　　关于政治哲学,陈晏清将其定义为“对于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并由此提出,“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论,它总是根源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的,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考”。那么,为什么政治哲学不仅在当代的西方世界成为一种“显学”,而且正在引起当代中国学界的强烈关切并日益成为学界的普遍话题?陈晏清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变化,已不再为经验性的政治科学研究所能解释,这才激发了政治哲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复兴。而其后经济全球化对于福利国家体制的冲击,则更进一步提出了政治哲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对于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兴起”,在学界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哲学究竟是一个正在引起人们关注的“部门哲学”,还是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哲学?在我看来,把“政治哲学”仅仅视为“部门哲学”并不准确,并往往因此引起一个原则性的误解,这就是忽略或抹杀了它的时代性的哲学意义。熟悉现代哲学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流行开来的“科学哲学”,并不仅仅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的哲学”,而是作为对“哲学”的现代理解而兴起于西方,并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即“科学主义思潮”而涌入中国的。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赖欣巴哈在其《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明确提出,现代哲学的标志是“哲学已经由思辨哲学而进展为科学哲学”。这就是说,“科学哲学”是作为哲学的现代标志而存在的——使哲学科学化。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哲学”就不是某种“部门哲学”,而是对“哲学”的现代理解和现代要求——现代哲学应当(而且必须)是“科学哲学”。然而,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物质文明”不仅离不开“精神文明”,而且离不开“政治文明”。公平、正义、平等、权利,这些体现个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更深层、更根本的意义与价值。于是,不仅仅是作为“科学”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显示了愈益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作用,而且是作为“哲学”的“政治哲学”也成为日益耀眼的“显学”——我们时代的哲学。
　　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人类的现实关切是哲学的最真实的根基和最切实的生长点。因此,中国哲学界对“政治哲学”的关切,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罗尔斯、哈耶克、诺齐克和施特劳斯、施米特等及其哲学思想的关切,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对人类的现实生活及其未来命运的关切。同时,“科学哲学”或“政治哲学”的兴起,并成为一种时代性的哲学,还表现了哲学、特别是现代哲学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规律,即：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总是产生某种哲学的聚焦效应,使某种“部门哲学”具有“时代的哲学”的意义。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如此,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如此,政治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同样,当代中国学者倡导“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至于学者认同何种哲学为“时代的哲学”,则属于见仁见智、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倡言某种“部门哲学”为“时代的哲学”,但是有责任关切和研究某种“部门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及其蕴含的重大的时代性问题。这种关切和研究,能够在某种聚焦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研究。
　　关于第二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陈晏清有针对性地提出,反思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成为被反思的对象为前提的;或者说,如果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只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并不存在政治国家、政治制度一类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对政治生活进行反思的政治哲学。正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事物似乎成了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因而“如何建构政治国家、政治制度一类的问题不会提出”,“政治哲学作为对政治生活的反思,作为对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的思考,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在当今中国,“政治哲学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而兴起的情况”,“更能直观地显示出政治哲学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关联”。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治生活成为被思考、被反思的对象,从而也就必然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原本包含的政治哲学之维”。
　　陈晏清关于“恢复”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原本包含的政治哲学之维”的理解,而且具有深化理解哲学反思活动的一般方法论意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是哲学反思的首要对象——哲学本身——也不是作为被反思的对象而存在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是在以哲学自身为对象的哲学反思活动中,人们才形成了对哲学自身的批判的、反思的特性的理解,并把哲学反思的触角伸向生活的全部领域,使得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进而提出建构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经济哲学等等在内的“部门哲学”的历史任务。
　　关于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陈晏清教授集中地讨论了政治哲学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关系问题,并认为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道路选择”问题。陈晏清认为,“政治生活作为人的自觉的活动,其最大的特点是价值性的追求”,但是,“价值性的追求是受到规定的条件即事实性的限制的,人的活动包括政治生活在内,都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或者说,是在事实性限制的范围内对于价值性的追求”。陈晏清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对于事实性与价值性关系理解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历史主义,即将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理解为一个在历史中变化的过程”,事实性“是一种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事实性,是一种有着现实依据的理想的事实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包含了理想性和现实性的两个维度或两种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设,应当从这两条道路在其相互关联中分别地展开”。
　　应当说,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问题,正在引起学界的关切。200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张曙光的文章,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为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该文针对那种“认定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现实的而非超越的”思想倾向,明确提出“在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关切中还寄寓着超越现实的终极性关怀”,“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既有鲜明的现实性而又具有远大的超越的指向”,马克思的思想的运思,“一直在人们具体特殊的实践活动方式与人类生成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这两个向度之间反复展开;它不断地深入到人类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又从过去和未来返回到当下的历史境遇,从而不断地深化着对于人类命运问题,尤其是现代人命运问题的认识和解答”。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总体性理解,会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特性的理解,并从而推进其建构“道路”的“选择”。
　　
　　二
　　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进行哲学反思,当然必须切实地研究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生活,但是,这种研究的重要前提则是必须具有丰厚的作为理论背景的理论资源,从这种理论资源中概括出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并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形成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衣俊卿、郁建兴两位教授的文章,分别地阐释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两种理论资源,并具体地分析了这些理论资源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当然应当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哲学?如果有,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哲学?在今天建构或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事业中,如何对待马克思的遗产?”这是郁建兴提出和探讨的问题,也是人们普遍关注并迫切期望予以回答的问题。
　　按照陈晏清为政治哲学所下的定义,即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生活和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肯定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一种政治哲学,这应当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以人类解放为己任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对“政治生活和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对“尘世”、“法”和“政治”的批判,这是马克思所确认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正是为了实现这个“迫切任务”,才促使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市民社会,并形成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基本结论。这正如郁建兴所说,“政治哲学(法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构成马克思工作的‘立体的结构’”,“从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的立体结构中论证人类解放的目标,探讨实现人类解放的手段与途径,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也是他的全部思想的主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提出“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哲学”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对此,郁建兴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理论分析：其一,对“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的理解。这就是,如果把政治哲学只是看作对“国家如何运作”等问题的探讨,那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题确实不是在现存政治秩序内寻求社会正义”;其二,对马克思的“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的新民主概念,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的理解。这就是,如果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之间是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对立关系,或者说马克思的民主模式仅仅是一种“政治终结”社会中的民主,那么,就会对“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因此,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这是郁建兴所要探讨和回答的实质性问题,也就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哲学”的问题。
　　郁建兴提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超越性”,其实质是,“人类解放,作为对政治解放的超越,必须以推翻现存社会为前提”。同时,马克思并“没有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定义民主,对于民主的一般意义,他不但没有予以拒斥,而且强调了它们之于无产阶级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在资产阶级社会结构里发展起来的‘民主’,具有吸纳和超越的双重任务。”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为完成这一双重任务,“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源”。
　　在充分肯定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的同时,郁建兴探讨了如何继承“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的问题：其一,由于“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极其显著的超越性特点”,其主要的着眼点在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因而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去具体地研究“政治形式、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问题”;其二,由于马克思的政治著作不仅包括“小写字母的”著作,而且包括更大数量的“大写字母”的著作,因而需要我们从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梳理其政治哲学理论,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其三,由于时代的变迁及其蕴含的新问题,需要我们结合时代的发展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三
　　时代的发展不仅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而且向我们展现出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的新的意义。敏锐地感受和捕捉社会生活的新的意义,并进而在理论的层面上揭示和阐释社会生活的新的意义,就会形成某种新的理论,并对重新理解社会生活具有某种“研究范式”的指导意义。衣俊卿教授的文章,正是以感受、捕捉和升华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新的意义为基础,向我们阐释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种新的理论资源,并着力地说明了这种理论资源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这个理论资源,就是“微观政治哲学”。
　　应当说,“微观政治哲学”对于当代中国学者来说并不是一个熟悉的领域。在我们的通常理解中,“政治”总是涉及国家、社会等“宏观”领域,“政治哲学”总是探讨民主、正义等“宏大”问题。也许是有鉴于此,衣俊卿的文章首先是以定义的方式阐述了一对基本范畴：“宏观政治是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
　　正是以厘清“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为前提,衣俊卿进而区分了政治哲学的两种“研究范式”。由于传统的政治哲学主要是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因而构成了一种“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与这种研究范式不同,所谓的“微观政治哲学”则是“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致力于对“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的研究。衣俊卿在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上,对“宏观政治哲学”与“微观政治哲学”进行了区分,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分析了“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要点”,从而以简洁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种值得关注的理论资源——微观政治哲学及其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
　　微观政治哲学的兴起,在理论自身的层面上,首先是对宏观政治哲学的局限性的正视和反拨。作为哲学的政治哲学,它的演化与哲学的整体演化,大体是一致的。不仅如此,由于政治生活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政治哲学的演化又深层地表征了哲学的整体演化。衣俊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阐述了宏观政治哲学的局限性,即“宏观政治哲学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的理论表征”,并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论证：其一,“宏观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宏观政治或宏观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理性文化的宏大叙事的内核”;其二,“宏观政治哲学在现代性背景中已经成为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范式的典型体现”。对于后一方面,衣俊卿的具体阐述是颇为引人深思的：“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正是针对宏观政治哲学“放逐”对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的哲学反思的“局限性”,衣俊卿突出地强调了微观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范式意义。
　　衣俊卿提出,在现代社会中,构成了宏观的、中心化的理性权力机制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所有层面渗透所形成的微观控制机制,还形成了各种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结构。这种微观权力的作用机制,既表现为与宏观权力同构的微观权力,又表现为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权力,还表现为反抗宏观政治霸权的微观权力。对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进行哲学反思的微观政治哲学,它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就在于：其一,它“把政治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多元形态中加以考察和把握,形成多视角多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其二,它“充分重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多形态的、多元差异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理解模式”;其三,“通过对各种微观权力机制的分析而深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由此凸显出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因此,微观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
　　衣俊卿教授长期从事文化哲学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并自觉地把这种研究聚焦于对现代性的哲学反思,因而深有体悟地阐述了以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为主要对象的微观政治哲学及其所具有的研究范式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凸现出来,并日渐成为理论界关切和反思的对象。作为一种理论资源的微观政治哲学,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价值,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四
　　提出和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分析和阐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这是两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是,中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还仅仅是在探讨某些“基础性”问题,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进而言之,正在进行的这些“基础性”工作,同样包括许多亟待深入思考和认真探讨的问题。
　　政治哲学作为“对于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既需要众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参与,又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理论与知识,特别是比较扎实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就此而言,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哲学学者,不仅需要同其他学科学者“结盟”,而且需要“补课”。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以其广博的多学科的专业性的知识背景进行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哲学”研究,同样,活跃于当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也多具有相当广泛和扎实的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如何实现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互补”和学者之间的“结盟”,这应当是一个引起关注和认真对待的重要的“前提性”问题。
　　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是需要深入挖掘和深切反思的。究竟如何看待、梳理、总结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资源?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与当代“复兴”的政治哲学在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的“对接”?中国传统哲学是怎样的政治哲学并包含哪些重要的理论资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资源?这是需要我们着重地进行思考和研究的。
　　寻求理论资源,非常重要的是发现理论困难。从根本上说,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并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对于政治生活和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恰恰相反,往往是从“告别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而形成其政治哲学理论。因此,如何看待和评价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超越性”和“宏大叙事”的诘难,如何看待和评价他们所构建的政治哲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是同挖掘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同样重要的理论任务。揭示和阐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自身的理论困难,才能更为深刻地挖掘和汲取其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积极意义。
　　建构一种哲学理论,最为重要的是两项工作：一是时代精神的主题化,即把时代性的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升华为某种基本的哲学理念;二是基本理念概念化,即以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表述相应的理论内容。就前者说,我们对政治哲学的关切,首先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和未来命运的关切,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切,我们需要从这种关切中升华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就后者说,无论是“宏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还是“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都需要把“研究范式”切实地转化为相应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两项工作无疑是长期的艰苦工作。以丰厚的理论资源为背景,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进行切实的、深入的哲学反思,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中国与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深刻的理论回答,应当是我们共同的不懈追求。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6期
（网络编辑：张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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