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与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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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与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与科学发展观?
周志山
【内容提要】实践活动作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基础，现实地展开为人与自 然、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关系维度。其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实践活动的感性层面， 属于生态哲学中的显性维度；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实践活动中的隐性层面，属于生态 哲学的社会存在基础。确立生态哲

学的社会视阈，就是把社会关系作为马克思生态哲 学的社会向度，把资本关系作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批判视阈。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 会视阈解读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将生态环境的维护改善状况作为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 重视环境正义与制度建设，并以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关键词】马克思 生态哲学 社会关系 科学发展观

作者简介：周志山（1963- ）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浙江 金华 321004） 。

生态哲学是以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视阈的学说。与历史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 心主义的抽象对立思维不同，马克思把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看成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历史生成的 关系性存在，认为只有在实践所建构的关系性存在中，人与自然“才彼此密切地关联着”“自然的 ， 历史与历史的自然”才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所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 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 实践活动作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中介或基础，它以浓缩的形式包含了马克思生态哲学的 一系列基本矛盾和基本关系： （1）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历史与自然的辩证 关系，构成了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理论特质和中心议题。 （2）如果说，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实践活 动的显性维度，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则是实践活动的本质维度。 （3）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 社会关系分析法，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资本关系”逻辑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面 渗透和总体性统治的科学分析。 （4）从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解读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我们将生态 环境的维护、改善状况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重视环境正义与制度建设，而且要以人的全 面发展引领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抑制资本逻辑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非生态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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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向度
实践作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中介或基础，，是马克思生态观的哲学维度。实践活动作为人

? 本文系浙江省哲社规划重点项目“阐扬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维度”（09CGML002Z）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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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实现形式， 在这里 “表现为双重关系： 一方面是自然关系， 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 马克思指出： “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 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马克思坚持反对将“自然的历史”和“历 ” 史的自然”割裂开来，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 立的观点。因此，与西方生态主义者停留于抽象价值观和环境实证科学的分析视角不同，马克思深 入到了社会—历史领域（语境）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彼此 制约。 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形成的物质前提。因为人们只有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 实践中，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和交往方式，才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诸社会关系；人们处理 与自然的关系的实际水平和历史状况制约着社会关系构成的性质、形式和范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 衡也必然影响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范。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社 会前提。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结合方式与自然界打交道，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 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 “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 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正 ” 是通过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结合力” ，人们才克服了单个自然人所固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极大地整 合和提升了人的社会性力量。 “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 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内涵，只有在具体历史的社会关系境况 ” 中才能得到真实的揭示，脱离社会关系而进行单纯的自然关系研究是极其抽象的。正如日本学者岩 佐茂所指出的： “人类活动发生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二重关系’中，所以，环境思想研究不光要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视野，也必须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纳入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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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实践活动的双重向度，它们所处的地位和所起 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践活动的感性层面（显性维度） ，关注的是人们如何认 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问题，属于实践活动中感性认知或技术的层面，它对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发生学 的意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则是实践活动的存在论基础（隐性维度） ，关注的是人类活动的组织方式 和制度保障，反作用于实践活动中的本体论基础，并规定着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的方式、性质与前景。 因此，与人和自然的关系相比，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实践活动中更为根本、更为深刻。正如马克思 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关系角度考察人的本质时，将社会性视为人的本质；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 动考察商品价值的形成时，将抽象劳动看作商品的本质一样，因为抽象劳动反映的也是人的社会关 系本质。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独特视阈和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并在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础上来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当别人仅仅看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地方，马克思却看到了其背 后的人与人之社会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照面”实际上是与他人的“相遇” 。人与自然的关系状况 反映和折射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实质，实际上就是以人与自然关 系为中介体现出来的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化与对抗。 历史地考察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演化过程，我们将进一步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后 者对前者的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自然界对人来说经历了一个“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3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2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2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4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80 页。 参见刘大椿、岩佐茂主编： 《环境思想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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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象到伙伴”的嬗变过程。自远古时代直至工业革命前，自然界始终是人们恐惧或崇拜的对象， 无论是“敬畏—服从”型的渔猎文明，还是“适应—依循”型的农耕文明，都表明人类对自然界的 直接依赖性。而这种直接依赖性又是与建立在自然血缘关系和服从统治关系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 系”相适应的。 “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 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 系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人类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 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 。人定胜天，人是自然的主宰，自然的价值趋附 于人类的利益，成为近代以来人们普遍的实践观念，并充斥于哲学、文化、宗教、科学的各个层面； 资本占有的贪欲“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 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的贬低。 另一方面，工业的高速发展在短期内 ” 拉开了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社会地域的差别，优势发达地区和高消费阶层疯狂掠夺资源能源，反过 来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对抗。在市场交换普遍化、资本成为统治性力量的社会中，它“所 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可见，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人与人关系的对抗在近代历史 ” 上是同步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关系之所以变得越来越紧张，其根源正是由于资本关系原则对自然 的疯狂的掠夺和抽象统治所造成的。在这里，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表现出了人与人关系的失衡，表 面上看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失调，实际上却是人与人关系的失调。与其说是“人对自然的支配” ，还 不如说是“资本主体性”对自然的宰制。服从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资本逻辑是造成人与自然 关系对抗的真正社会根源。 在当代，人与人关系上的界分和利益分歧，遮蔽了人类在认识和处理与自然关系上的协同性。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事关人类的共同命运和共同的未来，往往以“全人类共同 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 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就是说， 全人类共同利益” ” “ 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地体现在由协调或冲突所构成的现实社会关系之中，并需要通过 这种社会关系来加以解决。由于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 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也就是说，这 仍旧是一种特殊的虚幻的普遍利益，而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 幻的普遍利益来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因此，在当今世界，全人类分化为具 有不同利益的国家、民族和阶级，存在着人类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不一致。而不同利益的主体在 共享有限的地球资源时，一旦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民族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发生矛盾和冲 突时， “国家民族利益优先”仍然是当今时代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背后存在着以国家利 益为主导的“力量较量”甚至“强权逻辑” 。虽然“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和比喻体现出了人类“全 球意识”的觉醒以及在保护自然环境行动上的共同诉求，但地球被当今世界划分为两百多个国家和 地区以及各自的领海、领空， “人类”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和欲 求， “地球村”里杂住着林林总总以邻为壑的“富人”和“穷人” 。必须看到，一些人掠夺另一些人 的“地球资源”并由此产生的“代内不公” ，以前是通过赤裸裸的殖民战争，现在主要是通过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通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和消费方式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压迫和奴役表现出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8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24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48-44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9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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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军事上的优势，控制和消费全球大部分的自然资源；为了维 护和扩张其既得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推行双重标准，夸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对自然环境的负 面影响，以此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阻挠；更有甚者，发达国家还把环境污染转嫁到发展 中国家，推行生态殖民主义。要真正解决困扰人类的“环境与发展”问题，首先得解决“平等发展” 的问题。 可见， “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整体中心主义” 、 ，在私有制占主导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表现为 彼此矛盾和冲突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或个人中心主义、群体中心主义，背后存在着以国家利益为主 导的“力量较量”或“强权逻辑” ，导致社会关系的不公。这种社会关系上的严重不公是造成人与自然 关系紧张和对抗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可持续发展观的适时提出并被各国政要广泛认同、在学界达成 共识，但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与人类生存困境却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反而在实 践上进一步恶化，正是各种对抗的利益主体过度追逐各自特殊利益和眼前利益，而未将人类的整体利 益和长远利益置于考虑的核心地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尽管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加 剧人与人之间、国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矛盾的解决，有赖于对不合理的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矛盾以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的解决。西方学者将生态危机归于技术和生产本身 而回避对技术背后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批判，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与关键。

二、资本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批判视阈
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分析视阈，集中体现在他对“资本关系逻辑”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全面渗透和 总体性统治的批判上，认为生态问题源自一定性质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对于资本的本性，马克 思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规定： （1）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逐利本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是“一定量 的积累和储存的劳动” ，遵循着“增殖—进取—扩张”的固有本性。 “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 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 它促使自己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 ” 系。所谓资本“普遍利用自然属性”的本性，驱使人们祛除了对自然神秘性的盲目崇拜，使其在更 广泛的层面和更深刻的维度上成为满足人类感性需要的“有用物” ；所谓资本“普遍利用人的属性” ， 促使“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 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 ，以便成为资本生产和消费生产的重要条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 逻辑的统治下，自然环境只是作为资本的要素服从于其增值的逻辑。资本关系所体现的这种人对物、 对自然关系上的普遍占有和物质代谢转换，客观上起到推动社会物质积累和个人发展的“文明的伟 大作用”（2）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本性。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对劳动 。 ， 及其产品的支配权” ，体现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即“死劳动” ）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这是一 种以物的外观掩蔽下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对抗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渗透到人 与自然关系中，就表现为人们对自然资源在占有、配置和使用上无休止的利益纷争和对抗，展露出 “资本文明的局限” 。 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资本逻辑”所贯穿的社会，也即由资本奠基并为其制定发展方向的社 会。它所体现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就是以资本逻 辑为其制度安排的。由于资本关系处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轴心地位” ，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2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39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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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原则，马克思形象地比喻它是现代社会中的“普照之光” ，决定着其中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物的 比重。处在这一“普照之光”照耀下的人、自然、科学、技术等，都改变其固有的色彩和特性，成 了资本关系中的“有用性”客体或材料，并服从于资本这一主体“形式因”的抽象统治 。资本所到 之处，把满足人的需求的生活资料作为商品来生产，把各种自然物作为资源迅速市场化，为的是获 取更多的利润。对资本的利润逻辑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尽量削减费用、降低成本，无偿掠夺、占有 和利用各种矿物、能源、大气、水等环境资源从而扩大产能，比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可以说，一 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侵吞史、扩张史，也是一部对自然资源进行掠 夺性开采，工业废弃物无情地排放、倾泻，从而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资本扩张的无限性和自 然生态的有限性矛盾，使人类日益失去“无机身体”的庇佑。 “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 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 透到我们生活各个方面。 当代全球化的历史在本质上并未超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世界化的轨道。 ”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到以下两点看法：第一，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的历史，是资本关系在 全球范围内和自然关系中不断渗透和全面扩张的历史， 经济增长方式” “ 实质上是 “资本的增长方式” 。 第二， “资本中心主义”的实质是“人类中心主义” 。因为“资本逻辑”必须通过资本的人格化才能 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影响，并通过人们的社会活动得以实现。 首先，近代以来人类工业化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是以“资本生产力”的方式取得的， “经济增长 方式”也就是“资本增长方式” 。资本不断自行增值的固有本性，加速了现代生产无止境向外进攻和 扩张的步伐。 “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 成螺旋形。 正是通过这种螺旋形推进方式，实现着资本财富总量的急剧积累和扩张， ” “资产阶级在 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 “资本生产力”还通过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甚至殖民化方式，不断完成其在时空上的延 伸和拓展。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 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也就是力求在空间上 更加扩大市场” 。资本关系实现的这种财富积累和时空扩张过程，就是对全球资源非生态开掘的过 程，也是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生成过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劳动对象分为两大类：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过的劳动对象和天然存在 的劳动对象。但无论是哪一类，在资本原则的统摄下，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 ，是“特别 “有用性” 是人们对待自然界的共同态度。 “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 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 ， 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 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 。 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 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 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工业化、技术化、市场化等资本生产方式所实现 ” 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有限的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资源保护愿望之间的矛盾是难以协调的。 其次， “人类中心主义”是“资本中心主义”的逻辑表达。在当代， “人类中心主义”已成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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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44 页。 张世鹏、殷叙彝：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 年，第 27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65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7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3 页。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72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392、3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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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中心论者竭力鞭挞的一个范畴，认为人类中心论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关的近代主体性哲学是导 致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祸根。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决定论”立场。它仅仅停留于对生 态危机的思想前提和理论预设的反思和批判上，并未深入思考产生这种思想观念和理论预设的社会 存在论基础。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 程。 正是在资本原则支配下的现代社会发展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生存方式、生活 ” 方式，使人们选择了以统摄、宰制自然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价值 观和发展观，不过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观念体现，而人类中心 主义和近代主体性哲学不过是资本中心主义的抽象的、逻辑的表达；人为自然立法，实质上是资本 为自然立法。同样地，企图在不触动资本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发展方式和人 的存在方式的前提下，仅仅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批判和确立“生态中心主义”的理性立 场，认为这样就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只能陷入“观念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迷雾之中。 在讨论人类中心主义问题时， 人们还经常把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与人类中心主义两者等同起来， 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完成了对自然的控制，而且本身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直接表现。事实上，科学 技术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究竟起何种作用，关键取决于科技所承载的价值观及其社会制度的性质。在私 有制条件下，它同样受制于和服务于资本的统治，成为生产剩余价值获取利润最大化的重要手段，甚 至蜕变成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方式、 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同样 表现为直接包括在资本中的东西” 。 “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 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 一旦科学技术成为“资本生产力”时， ” “对自然界的独立规 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 。马克思甚至把技术的“资 本主义的应用”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看作是破环生态平衡和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社会根源， “表 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 。在这里， “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属性和精神的属性一样， 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 。科技的进步作为资本扩张能力的增强，它提升了人类掠夺和 蚕食自然的能量，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提高，成为资本致富和支配劳动权力增大的客观力量。因此，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利润成了唯一 的动力。 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冲突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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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生态哲学视阈中的科学发展观
从 1995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党和政府先后作出了一系列与此相 关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相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 ， ，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发展理念。这些战略性思想，实际上是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置于生态哲 ， 学视阈中加以考察所得到的科学结论。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来考察科学发展观，它不仅要 求我们将生态环境的维护改善状况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把处理好社会关系作为解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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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1 页。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46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39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57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393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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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基本前提，重视环境正义与制度建设，而且需要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发展与人的 全面发展的关系，以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抑制资本逻辑在人与自然关系 中的全面渗透和总体性统治。在这里，扬弃资本关系逻辑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面渗透和总体统治， 成为实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深层意蕴。 首先，从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解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将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作为衡量、 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这不仅是马克思实践生态观的本质要求，也是对传统发展观的 扬弃和超越。如前所述，感性—对象性活动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哲学维度。根据感性对象性活动理 论，被纳入到人类实践活动中并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存在，即主体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对象， 不外是人类主体固有的、客观的本质。同样，经过人类实践活动中介而出现的“人化自然” ，也是一 种人的对象性存在， “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在这种互为现实对象性的证明中，人化自然不 仅“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必要的、重要的对象”“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 ， 现自己的生命” ，而且这种对象性存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 ，是“人的无机的 身体” ；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 “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 ，甚至“直接地就是另一个对他 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 。这样，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就不是一种外在性的关联，而是处于互相依 赖和共生状态之中，并实现了“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 的原初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成为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内容本身，成为人 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主体性尺度，因而也必然成为衡量和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 将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作为衡量和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思维方式 和发展方式方面扬弃和超越传统发展观的产物。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在思维方式上，坚 持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立，采用征服控制性思维，把自然视为通过征服以期满足人类经济增长的对象； 在发展方式上，传统发展观把社会整体发展简约为单一的经济增长并将其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把 社会的全面发展简约为物质财富的无限积累和扩张，把人的全面发展简约为物质生活和感性欲望的 充分满足。与传统发展观不同，科学发展观在思维方式上，则遵循人与自然一体化、共生性的思维 范式；在发展方式上，采取调控和变革实践活动方式和社会发展战略，加快“生态化导向”的经济 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扩大内需、促进增长、改善民生的重要 举措；形成有利于节能环保的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和消费模式。 其次，从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解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将处理好社会关系作为解决生态环境 问题的基本前提，重视环境正义和社会制度建设。社会关系形态是马克思生态观的基本视阈和制度 维度。与西方生态主义者停留于抽象价值观和环境实证科学的分析视角不同，马克思深入到社会— 历史领域（语境）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制约。生态危 机的实质，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介体现出来的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化与对抗。当代人类出 现的生态问题源自一定性质的社会制度、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因此，变革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是瓦解资本关系逻辑，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解” 、人道主义与自 然主义本质统一的根本途径。 从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解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作 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致力于生态文明的制度性建设。其具体措施应包括：要明确党和政府 的生态责任，加强生态执政、生态立法和社会公众参与，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加强 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建立和保障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在自然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1979 年，第 95、96、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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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5 期

协调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合理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进一步 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防止和改变单一追求 GDP 的畸形发展观和政绩偏好。从全球的视野来看， 还需要积极倡导环境公平和全球民主，坚持生态问题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克服和改变资 本逻辑、强权逻辑主导全球范围内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全球权力关系，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和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权、发展权的前提 下，处理好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 再次，从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解读科学发展观，还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发展中物质 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以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社会发展可 包括客体性发展和主体性发展双重向度，衡量社会发展也有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两大尺度。 显然， 以生产力提高和物质财富积累为内容的社会客体性向度的发展是主体性向度发展的物质前提， 主体性向度的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向和目标导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上看，两者具有 一致性。人类社会发展史，既是一部生产力演进史，又是一部人类解放史，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是 同一个历史过程。但在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上，两者之间的矛盾却是经常发生的。如果说，传 统发展观追求的是客体性向度的发展，体现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积累；那么，当代发展观 则致力于主体性向度的发展，体现为人类通过改变自我、成就自我以达到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发展状 态。在这双重的发展向度和衡量尺度中，马克思更强调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体向度和价值尺度来 引领生产力发展、考量未来社会的特征，在他看来，未来社会作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和“真 正财富”的根本尺度，应该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 、 、 “自由个性”等 。 以此来解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意义，要求我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 价值旨归和主体条件。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它既能营造和提升人 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还能培养人们优美的情操，美化人的心灵世界，折射出人类良好的心态 和本性，而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则表现了人类的贪婪与狭隘。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生态环 境建设的主体条件。生态环境作为人类活动的作品和现实，可从中直观自身。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关键在于推进人的发展、提高人的素质。为此，应当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和生态监督；抑制物欲主义、利己主义生活价值观，信持正确的价值观、需要观、劳动观、消费观、 幸福观，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职责和美德；着力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优化人居环境。
参考文献： [1] 侯惠勤：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2] 孙承叔： 《真正的马克思： 〈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3] 高云涌： 《社会关系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合理形态》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4] 李崇富：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 1 期。 [5] 王雨辰： 《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载《哲学研究》2009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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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汪世锦）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18、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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