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危机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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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危机及其应对_8700字

全文1页 共873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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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普通高中；普通高中教育；危机与应对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5-0018-07 收稿日期：2012-07-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一般课题（BFA08001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46）
　　作者简介：张新平，博士，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
　　2010年，我国有普通高中14058所，注册的在校高中生数高达2427.34万人。普通高中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下接初中，上连中学后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社会就业，其功能实现的程度与作用发挥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高中生的前程，也关乎着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利益，乃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如何看待当下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境况，一种意见认为，相比于建国初期的4千多所普通中学和20多万的在校高中生，以及2000年的14127所普通高中和1201.26万在校生来说，我国现有的普通高中教育特别是在组织规模上有了很大拓展。普通高中教育进入了建国以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另一种意见认为，“过去这些年，普通高中教育实际上处于一种下推上拉的状态，即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招，使夹在中间的高中教育得以迅速发展。在下一个阶段，高中教育不应该再这样继续被动地发展。”实际上，建国60多年来，我国普通高中教育，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局部来看，抑或从课程改革或者教学创新来评判，确有实质性进步。但毋庸讳言，我国普通高中教育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内藏着严重危机。
　　一、我国普通高中教育之危机
　　危机通常是说问题严重到了一种危及组织生存的程度，危机表明组织发展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危机意味着一种挑战、一种转机、一种危险与机会并存的状态。普通高中教育危机表明，普通高中教育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十字路口，意味着普通高中教育在从“应试教育倾向”转向“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过程中正遭遇挑战。这主要包括如何实现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定位转变问题；如何处理好普通高中与政府的关系，转变教育行政职能，推进“管办评”（管教育、办教育、评教育）分离办学机制改革，构建“政府-中介组织（专业机构）-学校”管理链，从而建立、健全高中教育办学体制问题；在普通高中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普通高中办学模式单一与学生和社会教育需求多样化的冲突问题。
　　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普通高中教育危机主要是由一种所谓“同构化”现象引发和造成的危机。这种同构化现象是指人类社会在追求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社会权力和形象核心的两大组织的工商企业和政府机构，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中心，成为了社会其他组织，特别是一些边缘性组织学习和模仿的榜样，这些原本负载着不同功能和具有不同性质的“弱小”组织，在强大的工商组织和政治权力组织的影响下，逐渐背离自身的性质和功能定位，在组织管理思想和行为上，形成了与工商组织或政治权力组织同型同构的现象。一些弱小的边缘性组织开始不加约束地采用工商组织或政治权力组织的理念、原则、方式方法来改造自身的领导和管理。由此造成了一种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尴尬悖论，这就是现代化原本以尊重和鼓励价值多元为鹄的，始料不及的是，组织管理的同构化现象却在不知不觉中与我们不期而遇。既可能是受到工商组织或政治权力组织的诱惑，也可能是受到它们的威压，今日普通高中教育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同构化趋势。这使得普通高中在组织管理方面与工商企业、政府机构越来越相近，而它自身的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教育性”特征，却被渐渐地削弱了、丢失了。
　　更具体地说，这种因组织管理同构化导致的普通高中教育危机，可从普通高中的办学理念“效率化”、组织规模“巨型化”、机构运行“科层化”以及管理手段“考试化”中窥见端倪。
　　办学理念“效率化”是指普通高中将效率目标作为办学管校的根本诉求，效率成为了评判教学改革是否合理的标准，成为了人们思想言行和日常工作的基本准则，换言之，效率成为了普通高中教育追求的“元价值”。效率化原本是工业化过程中工商企业和政府机构这类焦点组织追求的目标，正如霍金森（Hodgkinson）指出的那样，“在管理与组织生活里，高于一切的元价值是效率和效用。迄今为止，大概没有人主张组织运转应当缺乏效率和效用。”遗憾的是，人们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逐渐淡忘了组织设置的原初目的，“技术和现代组织具有效率和效用的元价值，但是它们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却丧失了意义。”普通高中教育就是在这种现代的焦点性组织价值的挤压下，从起初被迫顺从效率化导向，到最后与其他组织共谋这种价值追求，普通高中教育在办学理念上离原初的教育性目标就越来越远了。
　　事实上，普通高中教育的效率化趋向，也可从普通高中教育的“双重任务”这种工具性定位中觅其踪迹。长久以来，社会一直以升学或者为就业做准备这种“双重任务”来解读和圈定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也由此烙上了明显的工具特征。须知，我国有关普通高中教育的这种双重定位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现代中学出现之初，清政府就在《奏定中学堂章程》中规定，普通中学堂“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业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政府在《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中提出，“中学教育不仅要供应高等学校以足够的合格的新生，并且还要供应国家生产建设以具有一定政治觉悟、文化教养和健康体质的新生力量。因此中学毕业生，除部分根据国家需要升学外，大部分应该积极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或其他建设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又在《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试行）》中重申，中学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既要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当前还要着重注意培养大批优良的劳动后备力量，使学校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能只抓升学，忽视对劳动后备军的培养”。正是这种工具性意味很重的双重任务论，加剧了普通高中办学管校的“效率化”追求。 　　组织规模“巨型化”是指普通高中教育在深受工商企业这类焦点性组织价值观的影响和殖民下生成的一种典型现象。巨型化意味着人们接受了规模越大越好的观念，以为一所普通高中的学生越多，教学质量就越高，学校就越有影响和地位，社会声誉就越好。其实，规模巨型化是在妨碍、牺牲普通高中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病理行为。近年来，我国普通高中的组织规模扩张迅猛，校均在校生人数由2001年的942人激增到2010年的1727人，发展速度惊人（详见表1）。相关研究表明，普通高中的校均合适学生数应控制在1400人左右，根据对城市、县镇和乡村地区实施分类指导的原则，城市及县镇的普通高中规模可适当扩大到1500人，农村地区高中应控制在1000人左右。当前的情况是，我国普通高中校均规模已超过1700人。特别是，我国由于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点高中和示范高中政策，这导致一些普通高中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不断地拓展学校组织规模从而导致了令人震惊的“巨型高中”。
　　巨型高中的产生，严重压缩了其他普通高中的发展空间，造成了生源大战和普通高中教育发展中的新的不均衡。有人以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规模上的巨大差异乃是办学质量自然选择的结果，巨型高中的形成有利于更好地整合和调整地方教育资源，更好地满足地方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而事实是，这种观点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巨型高中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校发展间的失衡，引发了过度负债经营问题，而且从巨型高中内部运行来看，巨型高中还存在着规模不经济问题。还有，学校内部的优秀师资力量也在学生数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被稀释。总之，上述事实表明，那种希冀用创建巨型高中来满足社会、家长和学生追求优质教育的企图，最终必然落空。
　　机构运行“科层化”是指普通高中在向政治权力组织靠拢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常见现象，它在巨型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科层化使得普通高中越来越像官僚机构，说话办事更加依靠规章制度。有研究者提出，当前我国学校科层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组织机构上增设具有鲜明管理性职能的年级组。年级组作为一种“准建制化”设置，担负着越来越繁杂的基层管理任务。学校内部管理的科层化，很可能损害学校组织的专业性基础，因为科层化倾向更优先考虑和追求教育教学活动的整齐划一和效率，从而伤害教育教学活动的多样性和分散性。再则，学校内部管理的科层化容易导致过度鼓励管控性行为，因为科层化常以“避免出事”和“提高升学率”为原则，从而诱导学校将工作重心从教育性活动转向管控性行为，这不利于因材施教的开展和实施。
　　实际上，生存于现代社会的普通高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浸染一些科层制特征，科层取向与专业取向已成为当今学校管理的两种基本倾向。但须警惕的是，过分渲染科层制在普通高中的重要性，过度推行普通高中机构运行上的科层化，至少会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剧普通高中的刚性管理。学校越来越倚重采用强制性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师生员工，原本旨在激发员工积极性的规章制度成为了人们行动的羁绊，某些旨在说明、划定人们工作职责和任务的规章制度甚至成为人们推卸责任的借口；二是加剧普通高中的官本位意识和心态，引发行政管理人员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冲突。科层化会强化人们谋求权力的愿望，加重人们将谋求行政权力视为事业成功的趋向。在这种环境中，师生通常会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造成行政人员与专业人员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管理手段的“考试化”是指考试原本属于检查教与学状况及其质量的辅助手段，异化为普通高中日常管理的最重要工具。考试是获取教学反馈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评价学生是否达到培养目标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来，适度和合理的考试可以检测一个时段内教与学的状况和质量，有其存在的必要。但现行考试却有些变味、变质了。考试不仅成为了一件很普遍的学校工作，而且成为了师生员工的一种惯常的思维方式。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管理人员的各种服务，均指向于考试，特别是聚焦于高中教育必须面对的高考。从现场调研掌握的情况看，如今普通高中采行的考试可谓是五花八门：从时间和频率的角度看，有周考、月考、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等不同类型；从形式和方式上看，不单有学校安排的校内考试，还有一些高中经常与其他学校进行联合考试。考试由此成为了学校教学和管理工作的重头戏。
　　经验表明，学校管理手段的考试化通常会造成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加剧考试崇拜，误以为学习就是为了考试。原本为教学服务的考试，竟跃升为整个学校工作的核心追求，像“高考指挥棒”即是这种考试崇拜的集中体现；二是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师生不必要的紧张和工作负担。不加约束的考试运用，会使普通高中从一个学会合作和交流的文化场所，衍生为高中生恶性比拼的“生死博弈”战场。师生长期生活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环境下，长此以往身心健康必然要受损害；三是考试的日常生活化会禁锢学生的心灵和思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不利于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二、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危机之应对
　　指明普通高中教育危机这一事实既不可恶也不可怕，令人担忧的倒是有意绕开、遮掩甚或否认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的危机管理理论认为，面对危机无须恐慌，只要决断及时、处理得当，就能化险为夷、危而不险甚或转危为机。具有相应的危机意识和应对特定危机的能力，乃是不确定性社会境况下管理者必备的素养之一。管理者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要对可能发生或业已发生的公共管理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和处理，要对众多的危机类型做出判断，切实担负起危机管理的责任。正如奥古斯丁（Augustine）所说，“每一次危机既包含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管理的精髓；而习惯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管理的典型特征。”
　　面对我国普通高中教育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和挑战，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一种观点认为，普通高中教育要摆脱困境，关键是要从教育目的、发展战略以及管理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整体变革。具体言之，高中教育目的要从预备功能转向教育功能，学校发展战略要从资源推进转向内涵提升，学校管理要重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协调，学校文化建构要关注规范与人文的结合。另一种观点强调，走出危机的法宝是要紧扣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前提和关键。换言之，推动当下普通高中教育的创新型发展，重点在于落实多样化的发展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前提在于科学定位普通高中教育的功能和性质，关键在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争取全社会的支持。针对普通高中教育因同构化现象造成的效率化、巨型化、科层化以及考试化危机，我们可以相应地采取重识普通高中的基础教育性质、严限普通高中规模上限、彰显普通高中教育的专业属性，以及全面地评价普通高中等措施予以积极应对。 　　首先，重识普通高中的基础教育性质。办学理念上的“效率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工具化和功利性地对待普通高中教育造成的。为有效化解这一缺失，重识普通高中的基础教育性质就显得很有必要。2003年印发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开宗明义地强调，“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像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一样，普通高中教育依然属于基础教育。但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在，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教育常识，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甚至忘记。很长时间以来，我国普通高中教育之所以身陷“应试教育”泥潭难于自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对普通高中的基础教育性质的认识片面或者不到位有关。
　　基础教育是“向每个人提供并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的教育，“它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和批判精神，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获得幸福，并成为一个有益的公民和生产者，对所属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今天重识和进一步落实普通高中的基础教育性质，需要我们做好以下三件工作：一是真正办好每一所高中，教好每一个学生。我们在建设、发展普通高中的时候，通常只重视了部分重点高中，大多数的教育资源也被片面投放于所谓的重点高中、示范高中建设，从而加剧了学校间的发展不均衡和教育发展的不公平。还有，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学校和老师只重视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而对那些升学无望的学生，特别是学习成绩差而行为习惯又不好的学生，则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有些冷漠。“我们还没有把学生看成是学校的真正顾客，也没有尽全力使学校完成帮助个人发展并成为有责任心公民的任务。”为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要求，我国未来十年需要“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真正“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对于《规划纲要》的这一精神实质，我们可将之概括为“每一个（所）”原则。应该说，该原则较之于以前常用的那些“所有学生”、“所有人”之类的表述来说，应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二是在组织选择课程内容时要进一步强化基础性。换言之，普通高中教育在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方面，不能片面追求高难度、高深度的学科知识，学生学习重在掌握必需的经典知识以及形成各种必要的基本能力，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求知欲、探索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态度。三是重视发挥课程教学的教育性功能。高中课程教学不能单一强调学术性学习的重要性，而将社会性学习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普通高中教育在给予学生学科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能力，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学生参与公共社会建设的意愿，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正如王道俊等强调的，包括高中在内的中小学教育，本质均属基础教育，它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要为年轻一代学习做人和成人打好基础。
　　其次，严限普通高中规模上限。由于一些重点高中、示范高中表现出强烈的扩张冲动，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有责任以规章形式明确限定普通高中不能超过的学生总数，严防、严禁普通高中向“巨型学校”演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学校组织规模方面先后出台过一些政策，对在校生总数、班级数等做过原则性规定。但是这些政策大多只限定了学校的规模下限，强调低于规模下限就不能开办或者必须停办学校。而对超过组织规模上限的情况，却没有给出严格的限定和明确的处罚措施。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现行的政策规定默许了规模膨胀的合法性。也不难理解，正是这种存在缺失的片面政策规定，导致了今天一些地方普通高中在校生几近万人的窘况。当务之急是要纠正长期以来不限定学校规模上限的陈规，今后修订、调整或出台新的包括普通高中在内的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组织规模标准，必须将学校的规模上限添列其间，并提出对超过规定上限的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给予处罚的相关措施。与此同时，，如何为现有巨型高中“消肿”，积极稳妥地解决学校规模超大的问题，也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对于业已存在的巨型高中，不能任其自然地发展下去。有关责任部门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拿出一套分解、改组巨型学校的时间表和实施办法。
　　再次，彰显普通高中教育的专业属性。根据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卡茨（Daniel Katz）和卡恩（Robert L.Kahn）等人的组织分类标准，学校属于模式维持组织。与生产经济组织、政治目标组织、整合性组织不同，模式维持组织的工作重点是为其他有关组织培养和准备未来所需要的人员。我国有研究者指出，学校是由科层化行政组织与扁平化的专业组织组成的人才培养机构，它不同于政府与企业，也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公益性机构。科层化行政组织在解决行政管理问题时，主要依靠的是正式行政权威和沟通渠道，所采行的领导也主要是一种行政领导而非专业领导。扁平化专业组织是学校管理组织内部劳动分工的产物，它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需要以其独立性、专业与技术的类同性以及自觉性为前提与基础。学校组织扁平化专业管理具有较高的专业自觉性以及反强制性的特点。在学校内部组织管理过程中，科层化管理与扁平化管理经常会面临冲突，而化解冲突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合理界定与划分科层化行政组织与扁平化专业组织的职责，特别是要取消学校组织内部的行政级别的设置。
　　突显普通高中教育的专业属性，有利于预防和有效抵制学校组织的过度科层化。而要突显普通高中教育的专业属性，就必须排除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始终将教与学作为学校的核心技术和根本任务，尊重教师的专业地位和个人判断，优先满足学生的学习进步和人生成长需要。霍伊指出，将学校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也有利于彰显普通高中教育的专业属性，“学校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参与者不断地提高他们创造和实现目标的能力，各种新奇的想法会受到鼓励，集体精神得以培养，参与者学会如何共同学习，而组织本身也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创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全面地评价普通高中。尽管人们对于优质学校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像教育行政官员倾向于以现实的态度来对待优质学校，认为好学校首先应在办学硬件和软件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标准；中小学校长注重从服务对象的感受和态度来阐述他们对于优质学校的看法，他们通常对优质学校抱持较高的期待，对优质学校也有较为明确而具体的构想；教育研究者偏好于从学校组织属性的角度来发表他们对于优质学校的看法，强调学校是一个专门的育人机构，务必以服务学生和促进学生发展为核心追求，但可以肯定的是，仅以考试成绩高低来评判学校好坏的做法是定难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的。不仅如此，相关研究还表明，“应试性阻碍”业已成为我国当下优质学校创建的一个巨大阻力。
　　现在普通高中盛行的考试化管理，本质上是以窄化学校教育功能为代价的。美国教育改革的卓越领导者、优质教育运动的始创人西奥多·R·赛泽（Theodore Ryland Sizer）曾指出，“目前盛行的考试制度只会将教学变成狭隘的辅导，帮学生在大批量生产的、用机器打分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它只会再一次地告诉我们，穷孩子比富孩子的考分低。它还将说明，如果传统式的教学一直延续下去，那么不管是穷孩子还是富孩子都不能学会并深刻地理解怎样才能帮助这个处在巨大危机中的国家。”普通高中教育的目标和功能是复杂而多样的，既要积极地开发学生的智力，拓展他们的知识面；又要满足学生胜任未来职业的需要，帮助他们做好参与复杂社会的准备；还要培养学生个人的责任感、才能和自由表达能力。这就需要我们以更加全面的标准来慎重评判普通高中的发展水平和质量，“遗憾地是，我们用以评估学校质量的测量标准几乎只针对学术科目，而且所测量的科目也是有限的。”管理手段的考试化，既是普通高中教育危机的一种表现，也是诱发普通高中教育危机的一个根源。唯有改变以考试定成败的做法，以更加全面的、整体的和历史的观点来审视、评判普通高中教育的改革发展，普通高中教育危机才有化解的希望。
　　（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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