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 高校扩招背景下高中分流与教育机会公平研

发布时间：2016-08-08 16:00

  本文关键词：高校扩招背景下高中分流与教育机会公平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高校扩招背景下高中分流与教育机会公平研究

 

李丽   赵文龙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摘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高校扩招不仅显著影响了高中分流的结果，而且也影响了高中分流过程中的教育机会公平。具体而言：相对于高校扩招前，扩招后，父母受教育年限高的初中毕业生，有更高的几率入读最优质的重点高中；而农村的初中毕业生只有更高的几率入读职业高中。这说明，高校扩招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加剧了高中内部的机会不公平。

【关键词】高校扩招高中分流教育公平职业高中普通高中重点高中

 

    高校扩招政策不仅影响了高等教育，也对中学教育产生了后续影响，并且引起了高中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的新变化[1][2][3]。随着高校扩招的持续，以及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推动，高中入学率越来越高[4]，但“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针对高中分流时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的质疑之声却不减反增。这说明高中教育机会的不公平现象不仅仍然存在，甚至可能更加严重，只是不公平的焦点从原来的入学机会转移到了高中分流上了。

    高校扩招对高中分流有无影响？这种影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高中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具体是如何体现的？带着这些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利用一个全国性数据，定量考察了高校扩招背景下，高中分流中的教育机会变化状况。

 

    一、文献综述

    （一）教育分流研究

    教育分流指的是依据一定标准，将学生分门别类，让学生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采用不同的方法，教授不同的内容，使其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5]。

    在教育分流类型的讨论中，特纳（1971）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在论述英美两国教育分流时，他提出了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两种分流模式[6]。对国内的教育分流类型的考察，主要有两种指向：一种是从教育机会分配出发，依据学生学业考试成绩，让学生进入不同的学校，根据分流的形式，可以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5]。一种是从教育机会选择及获取出发，分为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两种：前者是指“一个人为适应某一社会的基本生产而选择的教育”，如职业学校；而地位教育是指“超出基本生产所必需的、以获取更好的社会职业地位为指向的教育类型”，如普通高中、重点高中[7]。本文从国内的这种教育分流类型出发，将分别探讨高校扩招背景下，高中教育分流的情况，即入读职业高中、普通高中、重点高中的状况。

       随着公众对教育分流的反映日益强烈，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教育分流的机制问题。吴愈晓（2013）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层次教育的分流状况，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女的分流路径[8]；陈友华、方长春（2007、2005）分别分析了义务教育和高中分流的机制，发现家庭背景对基础教育分流有显著影响[9] [10]。这些研究奠定了高中分流研究的基础，同时也说明还有一些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澄清。

    （二）教育机会公平研究

    教育公平是指“根据学生的先天禀赋和后天努力程度的不同慎重分配教育机会，使学生可以有效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以便最大限度地取得学业成功、实现发展，而不是根据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外部因素”[11]。也即，如果教育机会的获得受到家庭阶层背景、城乡结构等外部社会位置因素的影响越小，则说明公平程度越强；反之，则说明公平程度越弱。

    教育机会公平是教育社会学探讨的核心内容，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假设及理论观点：

    “现代化假设”认为，教育的扩张会推动教育机会会更加公平。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在教育机会分配时，代表能力、效率等的“绩效原则”将会更加普遍。具体而言，在教育扩张的过程中，受教育者的个人能力、努力、惯习等方面的自致因素将会在受教育机会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3]，基于环境因素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在下降。换言之，在教育机会获得的过程中，机会的获取主要由个人的才能决定，而非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外部因素。

    然而更多的研究却并没有这么乐观。经过分析爱尔兰教育扩张半个世纪以来的数据，Raftery 和Hout发现，阶级阶层等因素对中学和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并没有消失；相反，只要社会上层还需要教育机会，这种不平等就会一直维持下去，即“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 MMI )”[12]。后来，在这一假设基础上，在实证数据的支持下，Lucas(2001)发现教育扩张只会给社会下层带来更多低质量的教育机会，优质的教育机会仍然被社会上层所把持，只有当社会上层在某一方面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时，社会下层才有可能在此类教育中获得更多机会，从而使得此方面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但这种下降只是有限范围内的，通常是剩余的教育机会，即“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MI）”[13]。

    针对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及相反结果的数据检验，很多学者开始从另外角度思考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的关系。Breen等人（1997）选择从微观过程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受教育者教育机会的获得是经过理性选择的结果。行动者在决定是否继续受教育及选择何种类型的教育时，通常考虑如下两个因素：下一阶段或某种类型教育的回报率、教育机会获得的成功率及教育的成本。如果下一阶段或某种类型教育的回报率、成功率越低，成本越高，则越有可能放弃获得的机会，即“理性选择模型（RCT）”[2]。

    中国的教育扩张对中国教育机会的也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实行以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领域都进入加速扩张期。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者们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及理论探索，研究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李煜（2006）概括了教育扩招以来，产生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的三种机制，即文化再生产机制、资源转化机制与政策干预机制[3]。刘精明（2006）研究发现，高校扩招以来高教领域中的教育不平等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质量的高等教育呈现出不同的教育机会分配，在大学本科教育方面，优势阶层的机会在扩大；下层社会群体获得更多的专科及成人教育机会[1]。李春玲（2010）研究发现，大学扩招以来，高等教育机会并未下降，城乡教育机会不公平反而明显上升[2]。吴愈晓（2013）研究分析了高校扩招以来，基础教育机会的变化，他发现1999年以后高中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显著扩大，阶层不平等没有显著变化[14]。而张兆曙、陈奇（2013）研究却强调，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逐渐下降[15]。

    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分析过高校扩招这一教育政策因素，如何影响了高中分流以及高中教育的公平性。本文正是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如下两个问题：（1）高校扩招对高中分流有何影响；（2）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家庭阶层、城乡结构等反映社会公平性的因素对高中分流的影响又在如何变化，如果这些因素在扩招后继续甚至更强烈的影响了高中分流，则说明高中教育机会不公平继续存在甚至更加严重，反之则表明高中教育机会正在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迈进。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来实证分析上述所提出的两个研究内容。该调查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抽样框，在中国大陆28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城市和农村地区，采用PPS抽样方法，抽取了一个6000人的样本。此数据包含了被调查者详细的教育经历，包括每一个受教育阶段的起止年份、是否毕业、学校类型及等级等方面的信息，也包括受教育者的社会背景，即家庭阶层背景、城乡结构等方面，这些数据能够为本文提供充分的实证资料。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本文重点关注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完成初中教育的人的高中分流状况，经过筛选，符合条件的样本有2359份。

    （二）变量选取与测量

    鉴于以往文献及本文研究需要，本文将高中分流作为因变量，将家庭阶层背景、城乡结构等反映公平的指标作为主要自变量。同时，由于是研究扩招以来高中教育机会变化状况，所以将高校扩招作为条件变量。其他因素如性别等作为控制变量，以期能够更准确的反映主要自变量的影响。主要变量基本特征见表1。

    1、高中分流

    本文关注高中教育状况，高中分流以入学为标准，采用四分类测量。其中，初中毕业后不再上学情况编码为0，入读职业高中、技校、中专的编码为1，入读普通非重点中学的编码为2，入读县、地、省/直辖市重点中学的编码为3。

    2、高校扩招

    高校扩招政策从1999年起正式执行，因此本文把1978-2008年初中毕业或入读高中开始年份为1978年至1998年的样本分为两个组。一个组是1978-1998年初中毕业或入读高中的人，即扩招前组；一个组是1999-2008年此种情况的人，即扩招后组。高校扩招分类形成了一个高校扩招虚拟变量，扩招前组编码为0，扩招后组编码为1。

    3、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是社会位置。根据已有的文献并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本文通过父母亲的教育程度这一家庭阶层指标及14岁时的主要居住地这一城乡结构指标来测量。

    （1）父亲职业地位。从布劳和邓肯的研究开始，大量的研究证明，家庭职业地位是家庭社会位置的典型代表。本文也延续这一传统，在相关研究经验的借鉴下（王威海、顾源，2012；吴愈晓，2013），用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来作为测量指标。CGSS2008采用“1988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ISCO88)来代表父亲的职业类型，笔者将其转化为“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ESI），分数越高表明父亲职业地位越高[5] [8]。若父亲职业信息缺失，则用母亲职业信息来替换。

    （2）父母亲的教育程度。除了职业地位外，父母亲的教育程度也能够很好的反映出一个家庭的社会位置[1] [5] [8]。参考已有研究，本文使用父母双方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方的受教育年限作为此变量的测量方式[8] [16]。

    （3）14岁时主要居住地。城乡结构作为一种宏观机制，是最典型的一种中国社会结构。而且从当前的基础教育政策及教育实践来看，城乡差异巨大。所以，本文将14岁时居住在农村还是城市，作为测量被调查者高中教育分流的宏观社会位置指标。其中，14岁时主要居住在农村编码为0，其他情况编码为1。

    4.控制变量。一些研究发现，在教育扩招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性别上的变化趋势[15]。因此，本文将可能会由性别产生的对高中教育分流的影响控制住。

表1 主要变量的基本特征（N=2359）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样本数

百分比（%）

高

中

分

流

初中毕业不再受教育=0；

职业高中、技校、中专等=1；

普通非重点中学=2；

县、地、省/直辖市重点中学=3

984

408

789

331

39.17

16.24

31.41

13.18

性别

女=0；

男=1

1352

1355

49.94

50.06

14岁时父亲

职业地位

[19,88]

平均值：42.42

标准差：12.46

父母亲

受教育年限（年）

[0 19]

 平均值：8.116；

标准差：4.031

14岁时主要居住地

农村=0；

城市=1

1502

1194

55.71

44.29

高校扩招

扩招前=0；

扩招后=1

2075

632

76.65

23.35

    从表1可以看出，总体上而言，只有39.14%的初中毕业生立即就业。也即有一多半学生会选择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其中有16.24%的人接受了职业高中、技校、中专等职业教育，有31.41%的入读普通高中，13.18%的入读重点高中。从中可以看出，入读重点高中的比例最小，这也符合国家教育分流政策的目的跟现实情况。   

    （三）研究方法及模型

由于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四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来进行统计估计。多元逻辑回归的基本形式如下[17]：

    具体而言，本文采用了两个mlogit模型，第一个模型主要统计分析高校扩招对高中教育分流的影响；第二个模型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高校扩招与父母亲受教育年限、14岁时主要居住地以及控制变量性别的交互，以期发现高校扩招以来，在高中教育分流过程中呈现的教育机会公平变化。

 

    三、研究结果

    （一）扩招前后，社会位置因素在高中教育分流中的体现

    为了了解各背景因素，特别是社会位置因素对教育分流的影响作用，首先必须确定教育分流与各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相互关系。另外，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发现由扩招引起的背景因素对高中教育分流影响的变化状况。因此，本文将样本分为扩招两部分，分别探讨扩招前、后教育分流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如表2所示，扩招前，教育分流与社会位置因素及性别都有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扩招前高中分流的结果与社会位置因素有关。扩招后两者的相关关系发生了一些调整，高中分流不再与父亲的职业地位显著相关，但与父母的教育水平、城乡结果因素的仍然存在显著的相关。另外，从教育分流与每一因素的相关系数来看，扩招后高中教育分流与父母的教育水平、城乡结构的相关系数变大，而与父亲的职业地位、性别的相关系数变小了。但是否在影响关系，存在怎样的影响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表2 教育分流与社会位置因素相关分析

 

性别

14岁时父亲

职业地位

父母

教育水平

14岁时

主要居住地

扩招前教育分流

0.057*

0.120***

0.275***

0.294***

扩招后教育分流

0.065

0.075

0.366***

0.359***

注：***表示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达到0. 01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达到0. 05 的显著性水平.

    （二）高校扩招对高中入学机会的影响状况

    表3反映了高校扩招对不同类型高中入学机会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高校扩招”三个虚拟变量的系数皆为正，并且显著。这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高校扩招这一因素对各种类型的高中入学机会都有单独的显著影响，扩大了人们的高中就学机会。具言之，与扩招前比，扩招后入读职业高中、普通高中、重点高中的几率分别是就业的1.818、1.559、2.354倍。也即高校扩招以来，完成初中义务教育学业的人，不论何种社会出身，都比高校扩招前有更多的继续读书的机会，都更有可能入读职业高中、普通高中，或者重点高中。

    除此之外，从表3还可以看出，在控制了高校扩招后，性别、家庭阶层地位、城乡结构等对教育分流的影响。其中，性别对是否就读职业高中没有显著性影响，但对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仍有显著的正影响，这意味着男性入读地位取向的高中仍有明显优势。父亲职业地位对普通高中没有显著影响，但对职业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的影响仍然显著。而父母教育水平、城乡结构对三种类型的高中都有显著影响，并且方向为正，这说明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高、生活在城市的孩子有相对更多的机会继续读书，而非就业。

表3  高校扩招对高中入学机会的影响

 

（1）

职业高中/ 就业

（2）

普通高中/ 就业

（3）

重点高中/就业

性别

男性

 

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

 

0.245

(0.128)

 

0.013**

（0.005）

 

0.311**

(0.107)

 

0.002

（0.004）

 

0.395**

(0.136)

 

0.017***

（0.005）

父母亲教育年限

 

0.118***

(0.018)

 

0.131***

(0.015)

 

0.180***

(0.021)

14岁时主要居住地

城市

 

0.990***

(0.134)

 

1.382***

(0.112)

 

1.246***

(0.147)

高校扩招

扩招后

 

0.598***

(0.159)

 

0.444**

(0.134)

 

0.856***

(0.164)

常数项

-2.957***

(0.245)

-2.123***

(0.210)

-4.184***

(0.276)

N

Pseudo R2

2359

0.085

2359

0.085

2359

0.085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三）高校扩招对高中教育分流的影响状况

    表4报告了高校扩招以来，不同类型高中的入学机会公平状况的变化情况。我们构造了高校扩招与各结构性变量的交互项，来判断高校扩招以来，被调查者是否入读以及入读何种类型的高中，是否仍受各种结构性变量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变化情况，以此判断高中教育机会公平状况的变化趋势。

表4 高校扩招以来，高中教育分流变化状况

 

模型一

职业高中/就业

模型二

普通高中/就业

模型三

重点高中/就业

模型四

重点高中/普通高中

模型五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

性别

男性

 

0.389** (0.146)

 

0.360**

(0.119)

 

0.420*

(0.165)

 

0.060

(0.165)

 

-0.028

(0.148)

14岁时父亲职业

地位

 

0.012*

（0.005）

 

0.003

（0.005）

 

0.020***

（0.006）

 

0.017**

（0.005）

 

-0.009

（0.005）

父母亲教育年限

 

0.124***

(0.020)

 

0.122***

(0.016)

 

0.147***

(0.023)

 

0.025

(0.023)

 

-0.002

(0.020)

14岁时主要居住地

城市

 

1.050***

(0.152)

 

1.254***

(0.124)

 

1.153***

(0.171)

 

-0.101

(0.171)

 

0.204

(0.153)

高校扩招

扩招后

 

0.832

(0.665)

 

-0.490

(0.637)

 

-0.731

(0.765)

 

-0.241

(0.657)

 

-1.322*

(0.614)

各变量与高校扩招的交互效应

性别* 高校扩招

-0.677*

(0.313)

-0.385

(0.282)

-0.307

(0.332)

0.078

(0.294)

0.292

(0.294)

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 高校扩招

0.004

（0.012）

-0.005

（0.011）

-0.013

（0.012）

-0.009

（0.010）

-0.009

（0.010）

父母亲教育程度* 高校扩招

0.004

(0.053)

0.110*

(0.051)

0.217***

(0.062)

0.106+

(0.055)

0.106*

(0.052)

14岁时主要居住地* 高校扩招

-0.012

(0.342)

0.675*

(0.306)

0.459

(0.359)

-0.216

(0.313)

0.686*

(0.300)

常数项

-3.079***

(0.274)

-2.049***

(0.228)

-4.027***

(0.307)

-1.978***

(0.300)

1.030***

(0.271)

N

Pseudo R2

2359

0.091

2359

0.091

2359

0.091

2359

0.091

2359

0.091

注：+p<0.1,*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从模型一中可以看到，高校扩招与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父母亲教育水平及14岁时主要居住地的交互效应都不显著。这说明扩招以来，在入读职业高中机会方面，家庭阶层不平等及城乡不平等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人并没有更多的入读职业高中的机会。不过，高校扩招与性别的交互项是显著的，而且是负数，这表明高校扩招以来，女性与男性入读职业高中机会方面的差距缩小。具体来看，在高校扩招前，男性入读职业高中的几率比女性高47.6%（e0.389-1≈0.476），而在高校扩招后，男性入读职业高中的几率比女性低25%（1-e0.389-0.677≈0.250）。这说明，在入读职业高中方面，女性机会上升明显。

    从模型二可以看出高校扩招与父母亲教育水平、14岁时主要居住地的交互项显著，而且是正数。这说明高校扩招以来，家庭阶层地位及农村与城市在入读普通高中机会方面差距拉大。具体而言，在高校扩招前，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入读普通高中的几率增加12.9%（e0.122-1≈0.129），城市受教育者入读普通高中的几率比农村高234.3%（e1.207-1≈2.343）；高校扩招后，这一数字分别上升至26.1%（e0.122+0.110-1≈0.261）、556.7%（e1.027+0.675-1≈5.567），说明不同家庭阶层位置、农村与城市接受地位取向的高中教育机会差距已经极大。

    从模型三可以看出高校扩招与父母亲教育程度的交互项非常显著（p <0.001），而且也是正数。这说明高校扩招以来，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入读重点高中机会的作用明显增强。具体来说，高校扩招前，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入读重点高中的几率增加15.8%（e0.147-1≈0.158）；而扩招后，这一数字达致43.9%（e0.147+0.217-1≈0.439），是扩招前的一倍多。从模型四中也可以看出类似的结果。这说明相对普通高中而言，高校扩招以来，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入读重点高中机会的作用显著增强。就具体的实证结果而言，高校扩招前，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相对于普通高中，子女入读重点高中的几率增加2.5%（e0.025-1≈0.025）；而扩招后，这一数字上升到14%（e0.025+0.106-1≈0.140）。家庭背景的影响扩大了近6倍！而扩招以后，入读重点高中的城乡差异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可能是因为，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只有重点、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所以，随着扩招的持续，人们对高等教育由上大学的追求逐渐变为对名牌大学的追求。而重点高中是最优质的高中类型，在考入名牌大学方面有显著优势。但重点高中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数量都很少，资源更加稀缺，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有优势的受教育者，，方能获得更多的入学机会。

    从表3以及模型五可以看出高校扩招不仅显著影响了教育路径的选择，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从表3可以发现，高校扩招以来，相对地位取向的普通高中而言，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生存取向的职业高中，其显著性水平为0.001。同时模型五显示，高校扩招与14岁时主要居住地的交互项显著，方向为正向。这意味着高校扩招以来，相对于职业高中，城市受教育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普通高中；相反，农村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职业高中。具体来看，高校扩招之前，相对于职业高中，城市受教育者入读普通高中的几率比农村大22.6%（e0.204-1≈0.226）；高校扩招后，这一数字为143.5%（e0.204+0.686-1≈1.435），扩大了6倍多，增加迅速。相反，高校扩招前，相对于普通高中，城市受教育者入读职业高中的几率比农村小18.5%（1-e-0.204≈0.185），扩招后为58.9%（1-e-204-0.686≈0.589），换言之，随着高校扩张，农村孩子在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中选择后者的概率越来越高了。

 

    四、结论与讨论

    在现代化假设、MMI假设、EMI假设及理性选择假设的基础上，本文使用CGSS2008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高校扩招对高中分流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发现：

    1、高校扩招对高中分流有显著影响，扩大了社会各阶层继续求学的可能性。不论是读生存取向的职业高中，还是地位取向的普通高中与重点高中，高校扩招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即高校扩招后，初中毕业后立即走向社会的情况减少，而选择继续读书的几率明显增大。其中地位取向的高中入学机会的提高支持了现代化假设。按照现代化理论，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社会整体发展和个人流动的推动作用更强。在这样的导向下，受教育者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有更强的愿望继续深造；同时，高校扩招政策实施以来，为了适应扩招需要，增加大学生源，国家也推动高中入学率的提高，受教育者也更多的机会继续深造。相反，生存取向的职业高中入学率的提高则是高校扩招带来的就业问题的间接反映。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突出，在这样的情形下，处于不利社会位置地位的受教育者，如农村的初中毕业生，经过理性选择，更可能地入读职业高中，因为职业高中可以是他们更快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工资收入。

    2、高校扩招以来，处于优势地位的受教育者在获得优质的高中入学机会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与扩张前相比较，高校扩招以后，家庭阶层地位高的受教育者入读最优质的重点高中的可能性在显著增加。这支持了EMI假设的理论观点。鉴于大学整体入学率的提高，及社会对不同水平大学文凭的不同需求及态度，越来越多的受教育者意识到，如果要在将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就需要努力争取获得高水平的大学入学机会。在这样的目标下，“择校热”愈演愈烈，高中入学教育分流的竞争出现新的特点。重点高中由于其更高的大学入学率，特别是名牌大学入学率的，吸引了处于优势地位的受教育者。处于优势地位的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通过各种方式[3]，有更多的机会入读重点高中。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受教育者，由于整体高中入学机会的增多，有更多机会继续读高中，但由于资源劣势，只能获得含金量有限的高中入学机会，如职业高中、普通高中等。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但从当前的情形下，农村学生在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方面，还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3. 高校扩招以来，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受教育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地位取向的教育机会，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受教育者更倾向于选择生存取向的教育机会。比如，城市受教育者更倾向于选择普通高中，农村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职业高中。教育的理性选择模型（RCT）认为，教育分流是受教育者在经过回报率、教育机会获得的成功率及教育成本、收益的计算后，理性选择的结果。高校扩招以来，虽然大学教育在获得高职业地位方面很重要，但相对于扩招以前，含金量已大大下降，尤其是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突出，即使能够就业，也难以获得有突出优势的收入回报，即就读地位取向的普通高中的教育回报率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受教育者都积极争取获得名牌大学入学机会，顺应到高中阶段，则反映在对重点高中入学机会的争夺上。而高中已不是义务教育的范畴，一方面大量重点高中是民办公助甚至纯私立性质，收费昂贵；一方面，随着对补习教育的重视，如果想入读重点高中，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在补习教育中；另外，大部分的重点高中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学生就读不便。这种种情况表明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受教育者而言，入读地位取向的重点高中的成功率下降。相反，生存取向的职业高中，往往能够定向、快速的就业，教育回报率下降的速度比地位取向的教育慢；而由于录取分数相对更低，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进行补习，入读的成功率高。这使得职业高中，对劣势地位的受教育者更有吸引力。而处于优势地位的受教育者，由于其充分的资源条件，有更多机会去成功获取地位取向的高中教育机会，相反，生产取向的教育机会则对这些受教育者回报率低。在这样的对比下，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受教育者更倾向于选择地位取向教育机会，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受教育者更倾向于选择生存取向教育机会。

    4、高校扩招对高中教育机会的影响表明，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的高中教育机会状况更倾向于呈现“有效维持不平等（EMI）”假设所认为的教育分层趋势，即优势阶层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最优质的教育类型，而劣势阶层只能在低质量的教育类型方面获得更多的机会。高校扩招给全体受教育者提供了更多的高中教育机会，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非义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但这种下降是有条件、有范围的，那些优质教育类型特别是重点高中教育，因为其高优质大学入学率的优势，吸引了更多的优势阶层去获取，这种教育机会仍然甚至更强烈的被优势阶层所把持，仍然维持并扩大着教育不平等。职业高中由于其在未来高职业地位获得方面处于明显劣势，特别是在当前中国职业高中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其在高中教育中属于最低层次。而统计结果表明，劣势阶层只有在这最低层次的高中教育机会中有优势，也即劣势阶层只能获得更多低质量的教育机会。

    高校扩招不仅影响了高等教育，也对高中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提出了挑战，亟需重视。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及教育市场的调整等方面，国家和政府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努力降低不公，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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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学子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基础教育公平研究——以陕西省为例”（13ZHFD08）

李丽（1982-），女，山东潍坊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文龙（1963-），男，陕西清涧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p(0.598)≈1.818，下同

  本文关键词：高校扩招背景下高中分流与教育机会公平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8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