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东北社会治安研究,治安管理学论文

一、1840年以前东北人文和社会治安状况概述

清代的东北地区在地理上包括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和内蒙古的东三盟地区(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统治重心南移，满族人口大量迁徙到关内，名之曰“从龙入关”，造成了东北地区的人口空虚。东北地区作为边疆社会的特征遂骤然突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一定的滞后状态。同时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更加剧了这一区域发展的滞后。这一切使得东北地区保持了相对落后，但却相对独特的社会风貌和民族文化特征，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社会治安方面也是如此。
据现有史料分析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光朝以前的东北地区社会治安状况是相对安宁的。这里的各民族生活比较安逸，民风古朴，重义轻利，重廉耻，敦忠信，命盗户婚等治安案件的发生率较低。这与东北地区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内在联系。
清中期前的东北地区保持着较为完整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社会的文化风貌，人民崇尚自然，民风淳厚古朴。在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东北地区，生活着勤劳的满、蒙、汉、索伦三部、回等各族人民。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土壤肥沃，自然资源丰富，使得这一地区的人民生活压力较轻，谋生颇为容易。传统的农耕、渔猎、采集等社会主要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并存，并成为东北地区人民生活的最主要经济来源。仅以黑龙江省为例，这一边疆大省“土脉上肤，无粪土耘褥一切工费，壮健单夫治二、三晌地，供八口家食，绰有余裕。”①“盖四城(齐齐哈尔、墨尔根、呼兰、黑龙江)之有屯丁，由盛京、吉林省移徙，时风气朴厚、习劳耐苦，不以耕凿为艰，百徐年来，世服其业，不特有资公用，亦且取盈私畜，较之索伦诸部落游猎采捕转为利多害少。”①“全省辖境广博，视内省三倍、五倍不等，土产之饶，南有粮食，北有金砂，诚使经理得人，野无旷土，矿无虚工，富可翘足而待。”②自然资源和生产环境相当优越。
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传统的尚武轻文的文化价值取向，成为影响成员生活观念的重要因素。崇尚武功，不尚科举，重骑射，不重视文化教育，这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与当地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不发达有关。此外与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也有关联，清政府封禁的原因:想保有一个满洲人占有一定优势的大后方;怕汉人移入太多，满汉杂处，使满洲民族被汉文化融合，改变其原有的尚武善战的习惯，使其统治基础难以保持。“吉林:性质朴，习礼俗，务农敦本，以国语骑射为先。兵挽八力，枪有准头，勇闻天下。宁古塔:尚淳实，耕作之余，尤好射猎，近年汉字事件日增，兢谈文墨。伯都钠:风气醇古，人朴厚，好骑射。”③以骑射为先的文化价值取向使得东北地区形成了勇敢彪悍的民风，但却以力气相争，法制观念相对淡薄。“况吉林系满洲丰镐，其风气浑厚，迥与内省情况不同。”④“前清以来，化起丰镐，民气勇健。”⑤人民之开化状态尚有待时日。
东北地处北部边疆，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因此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与内地有一定差异。气候的寒冷使得饮酒成为御寒的一种手段。东北的居民多嗜酒，烧锅一业以东北为盛，酿酒业普遍发达。“呼兰三城，粮产最富，而岁以酿酒耗散者，殆难数计，税局专税洞筒至一万余金，概可见矣。闻酒坊日夜并作，随运各城，时有匾乏之虞。盖边地苦寒，非借酒不足御之。”⑥“江省风俗素朴，嗜酒之外，饮撰极菲。然性撷愚，不知计算，，又习于游惰。”⑦烧酒酿造与消费的数量之巨，于斯可见一斑。冬季，农民多赋闲在家，谓之“猫冬”，社会娱乐活动极其贫乏。聚众赌博、饮酒，甚至娟妓业遂成为主要的消遣手段。夏季青纱帐起，地广人稀的深山大泽极宜盗抢等犯罪分子潜踪藏迹，躲避其中。
民风淳朴虽然使社会成员普遍的道德自律心理较强和自制能力较高，然而也容易导致对国家法律的漠不关心，加之尚武轻文的传统价值取向，导致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角力争气容易导致意气用事，呈一时之勇，为小事而引发大的冲突和暴力事件的事时有发生。
随着流民的日渐渗透，东北地区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受到外来因素的侵蚀，民众的社会心理在外部社会环境发生转化的特定状况下也发生转化，甚至形成对法律的公然抵触和对自我行为的放任。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中存在的一些弱点也成为引发社会治安案件的潜在动因，酗酒、赌博、娟妓等社会行为成为社会治安案件的主要诱发因素。
在各民族杂居共处的东北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一定民族矛盾和摩擦。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存在着明显的民族自大心理，民族优越感极强，对其它民族的人民，尤其是不在旗籍的汉族人民(俗称为民人)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心理。满族人高高在上，以上等民族自居，“满汉之习，江省颇重，市上争论，辄称‘何物民息，敢与大八旗相连!’汉军遇满洲亦自下之，索伦、达呼尔两部则自以为贵种，军兴以后，功名尤盛，语词互相矜诩，八部亦共推焉。”①社会层次性、民族等级性极强。旗民之间虽无剧烈的矛盾冲突，但严重的社会歧视心理，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难免造成汉民族潜在的社会不公正心理和汉民与旗人之间的对抗情绪，使社会关系趋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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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光、咸丰朝东北社会治安状况的松动

道光、咸丰时期的清王朝，己走过了其辉煌的盛世，社会历史发展呈现下降趋势。嘉庆中衰后，道光朝已渐显左右支细局面。这些衰落的迹象也反映在东北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中。同时，经过数百年的流民潜入的积淀，东北地区的流民人数越来越多，使当地旧有的社会文化体系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这些悄然发生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在社会生活中明显地呈现出与以往的不同，这些变化不仅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1、流民的潜入与道咸年间的浇风渐染
东北地区向称富庶，人口稀少。大量尚待开发的肥沃土地成为吸引流民不断潜入的主要原因。这里物产丰富，盛产人参、鹿茸、貂皮、珍珠等珍贵药材和毛皮。除野生动植物资源外，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尤其是金矿。由于土质好，粮食产量高，一季收成不虞匾乏，盛产大豆，高粱、粟、黍、麦等多种粮食及蔬菜水果。除了气候寒冷外，这里的自然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从事农业生产无须过多的生产工具，极其适合远来谋生的流民生存。“盖地厚而腆，不似他省之劳也，垄之间，荒之隔，既宽且广，不甚惜也。而农之器则简甚，一犁一锄，一瓢种，一碌礴，一竹把，木把镰刀而外，无所谓覆与秒，劳与挞也，旱涝听之天，无事灌溉，民何幸而生斯乐土哉。”①正因为如此，关内流民不断突破清政府的封禁政策，冒险潜入东北，以寻求新的生活环境，改变自己的命运。
东北地区是清王朝“龙兴之地”，故此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然而即使在乾隆年间封禁最严厉的情况下，也没有完全禁断。优越的地理环境、淳厚的民风、丰饶的物产、稀少的人口，尤其是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强烈吸引着关内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冒险闯关，来东北地区谋生。此外，内地每遇灾荒，清政府担心灾民暴乱，往往暗中开禁，密谕守边官吏“准流民出口就食。”①乾隆九年(1744年)二月谕:“近来流民渐多，皆山东、河南、天津被灾穷民，前往口外八沟(平泉、承德东)等处耕种就食，并有出山海关者，山海关向经禁止，但目今流民不比寻常，若稽查过严，若辈恐无生路矣。大学士等可即遵旨，寄字山海关一带各口并奉天将军，令其不必过严，稍微变通，以救灾黎，此亦无聊之急思耳。”②乾隆57年(1792年)京南诸县遭灾，有准流民“或出山海关，赴盛京一带，或出张家口，喜峰口赴巴沟、三座塔暨蒙古地方”③就食。东北地区成为清政府缓解人口压力和自然灾害负效应的巨大缓冲器。在清政府的默许之下，加之大量自发潜入的流民，为关外旗庄输入了大批劳动力，并进一步扩大了东北地区的垦殖面积。当地旗庄庄头和蒙古王公等对流民的到来是持欢迎态度的。乾隆56年(1791年)蒙古王公“招汉民为佣，任劳力，供租佃。”④嘉庆八年(公元1800年)开始，“蒙王奏请招民垦荒，以裕食采，清廷遂驰禁流民出边，逐渐开辟，道光元年始设梨树城照磨，为昌图分防。”⑤经过三年时间，“嘉庆十一年，以科尔沁左翼后博多勒噶台王旗地，设昌图额勒克理事通判。”⑥在长春地区招民开垦，到嘉庆八年(1800年)已开垦田265648亩，居民3330户，清政府于同年设长春厅管理。
流民带来了较土著居民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他们中的一部分被东北地区旧有的社会体系接纳，成为雇农、手工业者或采矿工人;也有一部分未能被接纳，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生产体系之外，成为潜在的社会治安状况的不稳定因素。其中的一大部分是流入深山围场之中，从事政府所禁止的生产性活动。他们非法采参、挖矿、采珠、盗猎，官方难以有效控制。同时随着大量流民的涌入，东北地区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作为文化载体的流民带来了原住地区的不同文化传统及生活方式，注入东北社会机体中，使东北地区的社会文化、社会生活方式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用当时的语言描述就是风俗日渐浇离，不再朴厚，这是由于不同区域文化对东北土著文化的冲击造成的。道光二十年正月谕:“据御史瑞时奏，吉林地方，渐染浇风各等语。根本重地官民因缘为奸，所关匪细。棍楚克策楞现赴黑龙江将军新任，著于路过吉林时，沿途明查暗访，倘该处果有此等恶习，并该管各衙门得规包庇情事，即行据实具奏，毋稍循隐。”①东北地区风俗习惯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显然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道光帝派新任黑龙江将军借赴任之机，查明奏报。两个月后，根据棍楚克策楞的奏报，道光帝又下谕旨:“前据御史瑞时奏，吉林地方渐染浇风，当派棍楚克策楞沿途查访，兹据奏称，棍徒遣犯开设赌场，未能净尽，同知衙门未经审理案件尚有一百余起等语。开场聚赌，久千例禁，该协领查管街道，并不实力严缉，以致兵丁听嘱朦蔽，咎有应得。至未结案积至一百余起，该同知宴安殆玩已可概见，又纵设拘隐赌局，殊乖职守，吉林协领魁福，同知庆年，著交部分别议处。该将军，副都统查明参办，亦著该部查取职名，照例议处。此案听嘱询隐之管衔兵役，著该将军等从重究办。嗣后务须破除情面，严伤所属，于一切赌局、歌童、鸦片积习，实力剪除。律根本地方，日就肃清，以副委任，如再有此等恶习，未能净尽，一经查出，惟该将军副都统是问，懔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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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转型期的开始与社会治安的走势
道光年间恰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开始，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和撞击，东北地区亦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具体而缓慢的进入这一时期。
东北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亦处于不断下滑状态。各种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继续发展，社会渐呈乱象。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吉林将军衙门印信被盗，大批印务官员受到惩处。①这样的公然盗窃将军印信的案件虽然对社会危害不大，但却足以引起轩然大波，也反映了盗窃犯罪分子的猖狂心态。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庚戍，“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奉天有已革捐复刑部笔帖式宜巨，素行无赖，广修房宅，招集匪徒，聚赌蓄娟，大为地方之害。又抢夺重案，层见叠出，州县规避处分，十匿其九。吉林之北，强盗尤多，特角争雄，栽害行旅。田庄台、没沟营两处，亦有回民垄断网利，啸聚械斗。并有知县被炮击坏坐车之事各等语。奉天为根本重地，吉林地方，均关紧要，必当法纪肃清，若如所奏，职官诱赌窝娟，匪徒肆扰，盗贼横行，为害地方，莫此为甚。著奕兴、楼什纳、书元、文俊等，各按原奏所指情节，遴选干员，确查密访，按名弋获，一一破案。其因循不力之州县，严参重惩，以肃纲纪而靖间阎。如有应行知会直隶、山东之处，亦著酌量咨办，将以此谕令知之。”②可见当时东北社会治安已相当的混乱。整个社会濒于大规模失范的前夕。奉天已有在职官吏组织的兼营多种非法行业的黑社会集团性质的犯罪活动。抢劫案件发案率升高，而官员却隐匿不报。吉林更出现了争夺势力范围的强盗团伙，并栽害过往的行旅。少数民族因利益争端而发生集体械斗。甚至有炮击知县坐车的事件发生，其气焰之嚣张于兹可见一斑。东北治安的混乱状况己经惊动了道光皇帝，并下令严惩不法之徒，以安根本。结果一批地方官员受到惩处，其中“缉捕不力之小凌河管界佐领常禄，锦县知县周良卿，均著交部议处。”“腹州城守尉春英于家人刘成，拐骗银物，捏词报劫，旋即潜逃，未能即时弋获，实难辞咎，春英著交部议处。”并且“腹州城东栗子寺地方，间有回民潜往山内，业经查拿驱逐，仍著严伤该界官常川稽察，不准容留匪类，盘踞滋扰。其七道岭盗窝既据查明，系在热河朝阳界内，著热河都统惟勤，迅速查明窝盗处所，严密缉拿，悉数弋获惩办。以肃捕务而靖地方。”①虽然如此，收效仍甚微。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戊戌，“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盖平县、腹州、金州厅、山由岩厅地方，时有海盗出没，江浙商船停泊，多被杀伤劫掠。又该处盗案滋多，番役捕役，豢盗分肥。本年海城县举人王以咸自外归家，及锦州知府差人进京，均被抢劫。腹州知州王安业，吸食鸦片，置捕务于不问。署帕岩厅通判刘荣桂，为巨盗梁洪春等，行贿开脱。仅将伙盗马泳德、孙云沛拟斩，徐皆释放，群匪仍复窝聚肆行。该厅叠出盗案，犯无一获。另片请禁止私挖金矿等语，盛京根本重地，盗风日炽，叠经严谕伤拿，如果认真缉捕，何至态行无忌，若如所奏，巨盗献血结盟，党羽甚众。该署通判，暗使官亲沟通骨吏，委屈代为行贿，用东钱万串之多，实出情理之外，系向何衙门行贿，受贿何人，必须严行查办，著奕兴按名密拿，亲提覆讯。并知州王安业，是否吸食鸦片，不理民事，一并严参惩办。不准稍有瞻拘迥护。其曲姓被劫案内，首伙各盗未获，及已获后释放者，均著按照所开行名，密速查拿。毋许一名漏网。牛庄等处盗案，一体严拿，按律办理。至该处额设水师兵船，自应实力出洋巡哨，海盗因山东捕拿严紧，窜入北洋，即扼要堵截。乃任其抢货杀人，毫无顾忌。实属废弛。该将军等务须认真整顿，将巡缉懈驰各员弃，分别查参。其通沟地方奸民私挖金矿，不免聚众滋事，该处与朝鲜接壤，尤应严封禁。将匪徒概行驱逐，不得虚应故事，以除匪窝而靖边围。”①整个奉天境内不仅出现了专以商船为抢劫目标的海盗、剪径劫匪，甚至出现捕役与盗匪勾结，并与之分赃的现象，社会治安日趋恶化，公然抢劫官差。职官沾染陋习，吸食鸦片，捕务废弛。流民大批涌入开挖金矿，角力称雄，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劳动群体，难以驱逐。
随着整个社会转型期的开始，东北地区的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下滑，社会动荡不安，渐呈乱象，逐渐萌芽的各种社会治安败坏的因素，日益成长，以至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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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世纪50、60年代的民众起义及对东北地区社会治安的冲击........................(17)
1、流民的持续涌入与时局的动荡.....................................(17)
2、民众运动的激变与社会盗匪活动的猖撅................................(19)
3、民众起义对东北地区社会治安的负面影响................................(23)
4、一个特例的个案分析一一韩边外................................(27)
四、同治后期与光绪前期的东北社会治安状况................................(30)
1、马贼肆扰与呼兰劫狱案................................(30)
2、相对平静期的社会治安一般状况................................(34)
3、外力冲击对东北社会治安的影响................................(37)
五、政府及社会对社会治安的控制................................(43)
1、政府对控制社会治安的努力................................(43)
2、精英阶层在社会治安中的作为:绅士、团练、保甲、乡型.......................(45)
3、社会控制力的运作状况................................(47)

六、东北社会治安管理的近代化与对社会治安的整肃措施

在清末的十几年中，随着长期以来东北社会治安日益混乱的社会现实，清廷和东北地方政府当局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以适应东北地区的社会治安形势，遂使东北社会治安管理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这包括司法、警察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新式军队的编练、以及政府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清剿土匪的活动。

1、当局对社会治安的认识与措施
清政府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对社会治安问题的成因有一定新的认识。尤其是东北的一些封疆大吏，他们了解东北的社会状况，风俗民情，因此，分析也颇为中肯。“夫上官既资于下僚，下僚必敛于百姓，追呼倍克、激成事端，是以官习为不廉，而极之于纵役分赃。民亦习为不廉，而极之于杀人放火。典章周顾，教化不兴，此陋规相沿，实奉都第一大弊也。”①“且于地方，尤有数弊。旗界同居，非亲即友，官中公事，但论私情。其弊一也。会办各员，未能合衷，彼此留难，案久悬搁，其弊二也。命盗重件，遇有旗人，则借强宗为护符。托本营为说情之地，抗拒容应，不服查拿，其弊三也。捕盗不力，州县官处分景严，而城守尉，佐领等官，尤有专责，乃尽委罪于晓骑校之身及领催等微未诸员。指名搪塞。劫掠横行，致无忌惮，其弊四也。上分其肥，下受其毒，曲直无从申理，州县亦随因循。”②早在咸丰之际，清廷就己经认识到“各处盗贼，或为饥寒所累，或为贪官所迫，实有可悯，如能改过就抚，准救其罪。”③光绪七年七月，御史胡隆询奏:“夫劫盗伙犯，岂尽无良。或迫于饥寒，或被人诱胁，原其情节，实可哀矜。”①对社会治安的认识已经日趋客观公正。
对于社会治安恶化的成因之认识也日益深刻，指出不仅是东北社会本身的问题，其中尤以宣统年间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对东北社会状况的分析尤其具代表性。“伏查奉省地旷人稀，易滋奸究，命盗重案，层见叠出，又风气不开，民情顽塞，间有不肖官吏，利用其执法行私之伎俩态为奸贪，久则习茹故常，毫无顾忌，案犊之积压，青吏之骚扰，更无论矣。此吏治因循，民生困苦所由。”②“窃查吉省地界俄韩，土旷人少，强邻逼处，盗匪潜滋，边务、防务，日形重要。从前旗民兼治，纲纪未周，往往一二千里设一民官，只以草莱未辟，政治简略，故得相安无事，自铁路通行，外交日鱼，于是边塞重要之地，铁轨附近之区，商民聚集之处，管理空疏，自弃权利，而外人之所经营，胡匪之所啸聚，乃得乘我官力之所不及，侵略骚扰，殆无已时。是欲筹治内防外之要策，非添设民官，断不足以资治理。”③“黑龙江地处极边，距京师三千余里，土旷人稀，旗防旧制，百弊环生，以致胡匪不靖，盗贼公行，几无安宁秩序之可言。”④面对日益变迁的社会状况和日益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大批有志之士在急切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于是东北社会治安管理的近代化日程便日益成为一种迫切的社会要求。东北社会新的具有近代化精神的警察制度己经在一定认识程度的基础上呼之欲出了。“警察为保护地方公安，维持公共秩序，助长内务行政最关重要。如清查户籍，划区站岗，实行禁令条例，查察有无干违为入手通务，次则由道路而田野，一切保护防维犹属警政之始基。至乎营业之探访，检查卫生，救灾之讲求援应，已臻警政之进步。至于监临社会演讲，限制报纸新闻，戒备啸聚暴动，处置喧哗斗杀，禁捕伪造钱币，私制军火，并防日用燃质各物，皆关于公私之保安。以上如有违警，则归于司法处分。”①对社会治安的认识更加严密准确，对警察的职权范围也规定得更加细致。可见对于以往的由军队、保甲、团练等负责社会治安的传统的粗放式社会治安管理己经不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的认识日益清晰，新的警察制度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在对东北地区社会治安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整顿社会治安。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钦差大臣达桂在其《为遵旨筹办吉林地方情形分别缓急办法折》中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抚恤难民、严防土匪、安插荞民、选约长、恤刑狱，明慎用刑、勤训练、备器械、添民官。”②这些措施，是针对于当时东北社会实际状况的因应之策。日俄战后的东北地区，难民流离，土匪肆虐，荞民窃发，社会治安混乱。地方官断狱不明，持法不公，而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管理的部分乡约练长又时相压榨民众，诬良为盗，极不称职。加之负责捕务的捕盗队的训练废弛，装备参差不齐，及民官数量较少等弱点，使达桂深感东三省形势的紧迫。虽然达桂后被弹勃，但其对东北地区的认识和措施，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所基本接受和贯彻。徐世昌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奏勃了一批吉林省的军政官员，以肃清吏治，斩断官匪勾结之路。他认为“该省(吉林)吏治黑暗，无与伦比者也。”并奏称:“臣查吉林吏治之坏，根抵甚深，……其尤劣者，为吉强军统领胡殿甲，……到防以来，勾结胡匪，肆意骚扰，统率无方，几至禅溃。营哨官缺，非其私人，即由贿得，以致营务废弛，盗贼横行。”“候补道柳大年，历任双城、五常、宾州、伊通等处，专以招降胡匪，广受匪赃为事。受降之后，照旧抢劫，匿不上报。”甚至连达桂也在被勃之列。“窃惟一省吏治之得失，全视疆吏为转移，吉林官场，贿赂钻营，寝成风气。该署将军副都统达桂，贪婪无度，政以贿成，纲纪荡然，唯利是视。”③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左都御史陆宗舆在所奏《东三省各项要政请伤迅速举行折》中称:“自光绪初年以来，胡匪扰攘，……询为东三省最大盂贼。此害不除，凡百新政，终无发达之期，甚至授外人以口实，或托词于保护铁路、保护商业而撤兵无期……，臣窃以为，是宜剿抚兼施，一面严行警察，律无可遁之迹;一面详加劝导，渐诱于善良之地。……苟非元恶大憨，与其剿之，不如抚之，即以饵乱于无形，亦以示圣朝之厚泽，是在操纵之得宜矣。”①陆宗舆剿抚兼施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并付诸实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其中尤为成功者是对奉天马贼首领张作霖的招抚，张部一变而为政府军，在讨平东三省其它胡匪马贼队伍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而前文所曾提及的唐殿荣部亦受到招抚。从此，招抚山林成为清政府恢复东北社会秩序，收编马贼胡匪队伍为其所用的一项主要措施。清政府的“与其剿之，不如抚之”的认识指导着清军的行动。只有对不受抚的马贼才痛加剿除。在此政策下，东北社会在清末才得以维持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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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清代近二百余年的社会安定局面，使东北地区社会机制对渐变的社会治安状况反应略显迟滞。长期的稳定，使得东北地区民众处于对社会治安状况忽视和信赖的习惯性思维定式中。对社会治安演化过程的关注不够，直至其演变到威胁社会成员安全的程度时才加以重视，则显得为时已晚。晚清东北地区社会治安混乱，社会呈现长期病态现象，这些不稳定因素虽然阻碍了社会发展的速度，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
晚清东北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是一个发展缓慢的社会系统逐步被激活的具体过程的现实体现。大量的与旧有社会体系迥然不同的社会因素不断地注入东北社会机体中，使其在不断的增容与膨胀的张力中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在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的背后，是社会体系的成长与发展。东北社会治安状况的发展，在宏观运行趋势中是符合中国古代社会治乱兴衰的运行规律的。由乱而治，多难兴邦，东北社会的风雨飘摇恰促成了清政府和整个东北社会对社会治安的高度重视，从而从中央到地方乃至部分社会自发的动员起来，努力维持并恢复着东北地区的社会秩序。
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努力所采取的措施，民众对自身生命财产利益的维护，都极其强韧地维系了东北地区社会结构的完整存在，并使其未能完全崩溃而引发社会解组。马贼盗匪活动的猖撅并不能完全颠覆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有效统治，甚至外来列强殖民主义势力的冲击也不能使东北地区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马贼盗匪活动的以经济目的的满足为主要目标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政治目标的匾乏，使其仅仅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赘疵而非能与政府力量抗衡的社会势力。马贼盗匪群体的职业化倾向，也使其对社会的政治危害性日益削弱，并使从事马贼行当成为一种为社会所默认的谋生手段。盗匪群体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其社会职业化倾向的有力补充和体现。
日俄等国势力在东北地区的肆虐并妄图将东北地区据为己有的野心在晚清并未得逞，恰恰反映了东北地区与中央政府的无法斩断的纽带关系，而日俄等国对东北地区社会治安的扰乱并试图从中渔利的计划也始终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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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