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19: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研究话语体系的兴起与转型

发布时间：2021-04-17 19:07

　　基于对话语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质。在恢复发展之初,刑诉法学研究以"法政话语"为主导,呈现"弱学理性"的整体面貌;在中期阶段,学术话语成为主流,刑诉法学研究处于一个学理性的发展时期;晚近阶段,微观化、技术型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学术研究进入了学理性的深化时期。在这种话语变迁之下,隐藏着刑诉理论研究功利主义以及研究方法有限性的问题。未来,研究者应当消除学术研究中的理想主义,生产出具有实践价值的知识产品,同时,注重对实证研究方法等的运用,进一步实现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发展。 

【文章来源】：法学评论. 2020,38(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6 页

【部分图文】：

1996-2011年刑事诉讼论文研究方法变化统计（单位：篇）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意识形态方法仅仅在1988年以前出现而已,且一直呈下降趋势;法教义学的方法有所起伏,但自1988年后便成为了主要的研究方法(参见图2)。具体而言,其表象在于:一方面,意识形态分析方法明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刑事诉讼研究时常采用阶级的叙事立场来论述若干基本理论命题,从而为恢复不久的刑事诉讼法学争夺发展空间以及构建学科的正当性基础。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当时的学术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还延续了五十年代以来的话语体系及其背景,没有接受以民主、人权或自由等特定时期内宏大、超前的话语来为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则、概念进行合理性论证。因此,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成为研究者的首选。例如关于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有文章便认为“我国法律上规定的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则是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在阶级本质上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司法独立。”(19)不过,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在完成开辟刑事诉讼法学生存空间的历史任务后,便逐渐“功成身退”,此后便未再以醒目的方式出现。

整体而言,刑事诉讼论文此时在数量上持续上升(参见图3)。原因或许有两方面:其一,作为“刑事诉讼法治重大发展的标志性成就”,(23)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无疑为刑诉法学研究打了一针“强心剂”,尽管此次修法带有一定“被动性压力驱动下的修法”(24)的意味,但由于本身极具革命性,明确地引入了先前未有的一些程序性机制,(25)因此为刑诉理论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素材。其二,1997年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依法治国”以及“法治国家”等语词正式成为官方话语,进而成为了长时间内社会的主流意识之一,而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一环,“刑事程序的法治化对于推进程序法治进而实现法治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6)在官方话语的号召下,学术界开始愈发重视对于刑事司法程序的理论研究。从图3-1与刑法学论文的对比也能看出这种重要性的提升。(27)图3-1:1996-2011年刑事诉讼论文与刑法论文比例对比情况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发展诉讼法学理论 服务程序法治实践[J]. 卞建林,谢澍.  人民检察. 2018(20)
[2]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四十年[J]. 叶青,张栋.  法学. 2018(09)
[3]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四十年[J]. 陈光中,曾新华.  法学. 2018(07)
[4]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刑事公诉[J]. 孙谦.  法学研究. 2017(03)
[5]检察人员对分类管理改革的立场——以问卷调查为基础[J]. 程金华.  法学研究. 2015(04)
[6]“热”与“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J]. 左卫民.  法商研究. 2015(03)
[7]公民参与司法:理论、实践及改革——以刑事司法为中心的考察[J]. 陈卫东.  法学研究. 2015(02)
[8]什么是法教义学:一个法哲学追问[J]. 凌斌.  中外法学. 2015(01)
[9]司法改革中的方法论问题[J]. 熊秋红.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06)
[10]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J]. 陈光中,张佳华,肖沛权.  法学杂志. 2013(10)



本文编号：3143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