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邪教治理模式研究

发布时间：2020-06-19 02:23

【摘要】：邪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文化现象。上世纪以来,邪教组织的活动愈演愈烈,给各国的社会秩序与人权保障带来极大的冲击,成为各国政府必须审慎面对的社会问题。我国对邪教的治理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基于对邪教本质的认识,形成了“国家惩治”优先的治理模式,制定了严密的邪教惩治法律体系、设置了完善的邪教治理机构、国家公权力也深度介入邪教成员的教育矫治。自“法轮功”邪教组织取缔以后,邪教活动出现了新变化和新趋势,传播地域由农村转向城市,发展对象由民众转向精英,影响方式由线下转向线上,行为目的由单一转向多元。由此,传统的“国家惩治”优先的邪教治理模式不仅难以应对邪教犯罪的新变化,而且难以帮助涉邪人员较快转化,还难以彻底铲除邪教滋生的土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惩治”模式的先天缺陷,构建起一种具有时代适应性的邪教治理新模式,才能确保国家社会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幸福。虽然,我国与欧美国家存在国情不同、制度不同、对邪教的认识不同等诸多客观因素,但仍然可以从上述国家的邪教治理模式中得到启示。一是淡化邪教和宗教的概念之争,务实地解除邪教危害;二是重视民事规范的作用,作为行政力量的重要补充;三是突出政府的全面职责,尤其是在文化教育引导方面的责任;四是发展民间社会力量,引入社会参与机制解决邪教滋生的社会问题。无论是政治改革的推动,还是社会现实的需求,都要求我国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平衡型邪教治理新模式。这一模式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以“国家—社会”治理理论和“软法”理论为基础,既不断强化“国家惩治”,又大力发展“社会矫治”。一方面,完善惩治邪教的现有法律制度设计,加强行政、民事、刑事法律规范适用性;另一方面,建构全新的“社会矫治”体系,形成家庭、社区、学校、社会共同参与的反邪教多元防控机制和矫治路径。在“国家—社会”治理理论的视域下考察,反邪教协会是一种社会力量,它们透过软法机制参与邪教治理,形成了工作的基本方法,总结了工作的基本经验,同时也高度验证了“强国家—强社会”平衡型邪教治理模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学位授予单位】：浙江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9
【分类号】：D9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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