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分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该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上常把消费、投资和出口比喻为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出口和投资,而对消费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扩大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是经济的主要动力,也可以使三者协调发展。
一、我国居民消费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总量不断增长。但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却一直下降,居民消费倾向有持续下降趋势;另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恩格尔系数走高,居民消费层次较低,即期消费被抑制,使得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减弱之势。
(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间有较大差异
由于我国城乡居民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和消费结构方面都有着显着差异,这便使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呈现较大差别。收入对居民消费需求变动趋势影响作用最大,也是众多影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均落后于城镇,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具体表现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持续上升。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019元。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一直是民生热点。
(二)教育和医疗等具有刚性消费特征,低收入家庭生活质量不高
城乡低收入家庭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很大比例。在我国,多数普通家庭较重视子女教育,及多数家庭医疗费用尚需自费支付较大比例,使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呈现刚性消费的特征。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增强教育投入力度和改善医疗保障措施,消除普通家庭消费顾虑,有利于增加其他消费需求,拉动内需。
(三)农民增收乏力,抑制农村家庭的消费需求
当前农民增收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农产品价格下调。价格对农民发展生产是非常有力的刺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跨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延伸,金融危机对农业的影响凸显。国际农产品需求总量大幅减少,农产品价格下跌。中国的农村、农业面临新的挑战。二是由于经济受到负面影响,导致农民工的就业难,出现大面积返乡现象。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290元,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其纯收入40%,农民工就业遭遇寒冬,给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障碍,抑制了农村家庭的消费需求。
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分析
(一)财税政策缺少差异化举措
由于我国居民贫富差距较大,为满足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应相应采取差异化政策支持。现阶段我国的财政政策未按阶层划分,采取统一方式,即未区分高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未区分城镇和农村居民、未区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无法有效满足不同需求。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目前确定为3500元,但是各大中小城市在经济发展规模和居民生活成本方面截然不同。以北京、上海两个一线城市作为参照,2011年职工月平均工资分别为4672元和4331元,分别高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1172元和831元。这说明在北京和上海多数职工都需为工资交个人所得税,再加上一线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由此居民可支配的收入有限,这就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欲望、降低消费水平。
(二)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热衷投资,居民消费意愿不高
我国目前分税制体制,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比较正规,但政府职能却未进一步明确,事权与财权不对等。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投入了4万亿元资金来扩大投资规模,促进国民经济恢复。4万亿元投资计划包含七个方面,与“三农”密切相关的投资措施仅为“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充分体现出财政投资体制对于城市的侧重。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财政,为达到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目的,只能采取非规范的筹资措施,这样就给农民增加负担,抑制农民的消费需求。
(三)现行税收政策对低收入家庭、下岗失业人员支持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虽征收社会保障基金,但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税等类似税种比较,我国存在征收职能弱化、监督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和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小等问题。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措施多由各地区和各部门自行制定,且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缺少必要法律保障,在资金管理和收支平衡方面也存在漏洞。国家税务总局为引导和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创职业,鼓励企业积极招收下岗失业人员,制定了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但对优惠对象、范围和力度考虑不够全面,优势作用尚难有效发挥。
(四)农民缴纳税种多,税收负担过重
一直以来农民不仅缴纳农业税,还承受其他税收负担。从目前来看,农业生产过程中购买的生产资料,面临缴纳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税种;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承担消费品价格中含有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再有,农民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到城市打工以及出卖自有财产等,都与城镇居民同样需照章纳税。由此得出,虽然免征农业税,农民仍面临繁重的税收负担。与此同时,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虽然承受较重的税收负担,但是与其所能享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是不对等的。农民不能从根源上减负,仅靠免征农业税这一减负增收手段无法达到推动消费的目的。
三、推动消费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完善财税政策,减小城乡收入差距
财税政策是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应不断完善税费改革和财政制度建设。进一步深化研究解决城乡土地税收政策二元结构,探索建立规范有序的土地税费政策,改变因税费因素导致城乡差异的问题。一直以来,农民负担问题一直是关注热点,根源即是分税制所代表的不公平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税费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另外目前的农村贫困率居高不下,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持续走低。为增加对低收入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提升其收入水平,财政要大力保障农村低保资金的来源和数额,从根本上保证低收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大力加强农业农村的补贴力度,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削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转换粮食补贴方式,切实保证种粮农民受益。还要注意强化补贴资金的监督管理力度,让种粮农民真正收到补贴资金。
低收入群体是最应被关注和爱护的对象,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在收入再分配上的调节职能,主要靠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种措施实现。税收的调节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适用人群是低收入群体。政府以两个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可以实现其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高收入群体客户占储蓄总量的80%,要健全税收制度,继续研究提高个税起征点,选择适当时机开征遗产税,对高收入者同时用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双重调节。对低收入群体要增强转移支付的力度,通过拉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高生活水平,减小和中高收入群体差距,推动他们的消费需求。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2012年,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为125,712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是12,542亿元,仅为国家财政支出的9.97%,这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例会更少,并且这10%左右的支出受益者绝大部分为城镇居民。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笔耕文化传播,以“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为最终目标,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免除居民后顾之忧,提高居民社会保障预期,固化居民消费信心,由此推动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首先,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国家财政支出应更多向民生问题倾斜,大力提高社会保障投入,尤其应向经济落后的农村、偏远山区等加投社会保障资金。另外,要扩展社会保障覆盖面,尤其是增加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比例。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未普惠于民,因此,一方面要大力扩展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另一方面要鼓励农村居民自主缴纳一定比例社会保险费用,开立个人保险账户。
其次,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应构建合理的资金筹资机制和健全的缴费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监督和立法体系。使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渠道呈多样化态势,对个人缴纳的部分施行合理的税收政策。用立法来规范社会保障的范围、资金筹资办法,健全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体制和给付机制,使居民重构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调动投保积极性。
再次,要关注社会保障再分配调节功能。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向低收入群体侧重,就能使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社会保障向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倾斜越大,缩小社会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越容易实现,进而强化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推动消费需求的扩大。
(三)采取分阶层消费调节措施以刺激消费
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结构存在差异性。居民间收入差距在不断增大,所以要有的放矢采取分阶层的调节政策来拉动消费需求。首先,拉动低收入阶层对基本工业品的消费需求。低收入阶层更多的是维持在“食”的阶段,其对基本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尚有提升空间,如冰箱、洗衣机等基本生活电器,消费需求对收入的弹性还有提升空间,所以拉动基本工业消费品需求的重点应在这个阶层。其次,拉动中等收入阶层的娱乐教育文化的消费需求。中等收入阶层在娱乐教育文化上的消费需求还有待提升,国家尽可能为居民提供这样的场所、倡导绿色消费、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加大教育资源的供给,让更多的人主动消费。最后,拉动高收入阶层在私人飞机、游艇和其他奢侈品方面的消费需求。作为高收入阶层,占人口20%却拥有储蓄存款的80%,如何刺激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找到他们新的消费热点,成为研究的重点。美国、日本等国的港口有很多私人游艇,通用飞机场有许多私人飞机,而我国在这两方面消费需求尚处于初始阶段,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私人飞机和游艇是满足享受需求的高档消费品,其需求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购买力的增强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一定会成为我国拉动内需的重点。
在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发展时期,消费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同时也能体现出国富民强。因此只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收入分配更加均衡合理,社会保障继续完善,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自然就会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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