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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及其均衡增长效应 投稿：曾捖捗
一、提出问题中国过去30年的辉煌成就得益于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根据相关统计资料，1978年分权改革之前，中国年均GDP真实增长率仅为6.48%，1978年分权改革之后，年均GDP真实增长率高达9.9%。①虽然导致两个时期GDP增长差异的因素可能有很多…
摘要：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医疗机器设备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并且在医疗质量控制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突显。这些计量设备的质量与性能直接影响着医生对病情的诊断与治疗效果，因此，探讨如何加强医疗机械质量管理，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本文分析了现阶段…
始自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国际性金融危机，危机的不断蔓延给全球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也动摇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凯思斯主义大行其道，“金融危机，财政买单”成为各国政府应对此次危机的主要举措。尽管从效率上讲财政政策可以给经济以较快的刺激…
作者：李永友沈玉平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03期
一、提出问题 中国过去30年的辉煌成就得益于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根据相关统计资料，1978年分权改革之前，中国年均GDP真实增长率仅为6.48%，1978年分权改革之后，年均GDP真实增长率高达9.9%。①虽然导致两个时期GDP增长差异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Oi，②Weingast，③Jin、Qian和Weingast④等诸多研究认为，基于分权的激励结构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集权政治结构下的分权治理也造成了不断扩大的地区间差距，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从反映人均收入差异的变异系数看，1991年之前，省域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异系数分别为0.177和0.337，1991年至2000年两者分别上升至0.258和0.438，2001年至今两者则进一步上升到0.273和0.445。⑤如何既能充分发挥分权治理的积极效应，又能在政治集权体制框架内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成了中国政府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地区统筹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根据Oates等有关第一代分权理论(FGFF)与Qian和Weingast、Oates、Weingast等有关第二代分权理论(SGFF)的研究，⑥分权治理主要是通过发挥下级政府的信息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分权治理在硬化下级政府预算约束激励结构的同时，也使地区经济绩效更多依赖于辖区内的财政能力。辖区间的财政能力并不完全相同，在有些国家，地区间的财政能力相差很大，在分权治理结构下，这必然造成地区间公共品和服务提供水平的不同，并进而影响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所以为了解决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第一代分权理论强调转移支付对减缓横向不平衡的重要作用，第二代分权理论则进一步强调垂直财政关系的激励结构对转移支付公平效果的重要意义。从各国分权治理的实践看，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平衡地区间财政能力也是一种普遍做法，不仅如此，转移支付对平衡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许多经验支持。⑦理论和实践似乎都说明，政府间转移支付是实现分权治理结构下效率与公平的有效工具。然而，Barro认为，政府间转移支付一般会扭曲经济决策，降低私人部门的投资欲望，从而阻碍增长，所以转移支付设计不当反而会造成地区间差距在分权自治下出现扩大趋势。⑧Luigi Bonatti的研究也指出，在某些情形下，政府间财政转移会阻止趋同假说中关键变量的调整过程。⑨Weingast同样认为，转移支付能否解决分权治理下区域平衡发展问题，取决于转移支付本身的设计和相关制度条件。⑩在经验上，Philippe和Michal，Boldrin和Canova，Marta和Ricardo，Cristina、Christiane和Philippe等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并不能平衡区域发展或促进区域间发展趋同。(11)在中国，虽然关于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区域均衡增长的研究并不多，但从已有的几篇文献看，研究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Weingast等人的理论。(12)除此之外，郭庆旺和贾俊雪、袁飞等也曾讨论过中央转移支付的制度激励问题，(13)结论也是部分支持了上述理论。
那么，作为分权治理下平衡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机制，政府间收入转移能否实现平衡区域发展的工具效果，已有研究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十分确切的答案。实际上，按照经济运行逻辑，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转移支付能否通过收入转移实现发展水平的跨区域收敛，关键在于转移支付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接受地产生更高的发展能力，而这又取决于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因为无论是资金分配还是使用，都会对下级政府形成某种激励结构，正是这种激励结构差异才使得转移支付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平衡发展能力。这也是基于国别研究得出不同结论的重要原因。上述分析意味着，判断一国转移支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平衡地区间发展的工具效果，不能脱离对转移支付制度背景及其激励结构的分析。除此之外，有关转移支付研究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只考虑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使用，忽视自下而上的资金筹集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响。实际上，从转移支付的制度内涵看，转移支付制度体现的是一种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在这个分配关系中，不仅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也包括上级政府通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从下级政府筹集可供实施转移支付财政资金的过程。(14)所以严格来说，考察转移支付能否作为分权体制下平衡区域发展的有效工具，应该将转移支付纳入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或财政收入划拨体制中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可能更真实地反映转移支付的均衡发展能力，研究结论对制度建设也才更具指导意义。 二、中国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分权中的集权 大量研究表明，考察一项制度安排将会产生何种结果，仅讨论制度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将会存在很大局限，甚至形成不合逻辑的错误认识，所以制度外生性研究方法存在较大缺陷。任何制度形成都内生于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并反作用于经济社会活动。同时，任何制度出现都会对原有制度下的利益关系形成冲击，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制度摩擦和耦合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演进既可以反映社会利益分配关系的变迁过程，也可以反映经济运行效率。中国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确立是内生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治理结构的，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地方政府间治理结构的变化，所以评价中国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不能脱离其内生的制度形成过程。 诸多研究用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的增长之谜，例如Blanchard和Shleifer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分权绩效后指出，有没有政治集权是两国分权改革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15)然而相关研究却忽视了另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即中国经济在1994年之后的增长更快且相对更加稳定，但地区间经济差距也相对更大。(16)为什么同样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在1994年前后会出现差异如此明显的经济绩效？虽然这一过程与中国1994年之后更加明确的市场化改革有关，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尤其对一个政府主导型经济而言。通过一系列数据对比，本文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1994年重新确立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
众所周知，1978年至1993年，中国实行了高度分权的财政体制，表1的数据表明，1994年前中央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比重约为30%，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平均也约为30%。但收支分权路径有所不同，从数据上看，收入分权程度在不断上升，支出分权则相对稳定，到1993年，收入分权程度最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仅为22%。收入高度分权的一个结果是，中央财政收入数量及其控制力下降，财政不得不依靠下级政府的收入上解来维持其向下的收入转移能力。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出于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双重考虑，重新调整财政分配关系成了集权政治体制下中央政府的占优策略。由于中央政府财政能力的弱化主要源于收入控制力的下降，所以重构收入分配关系自然就成了新的财政分配关系核心。和1994年之前的财政分配关系相比，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集权倾向。这种集权倾向不仅表现在收入分享制度的设计上，而且表现在收入筹集方式上。 在收入分享制度设计上，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将收入贡献大且稳定的部分划为中央所有，(17)但为了取得下级政府的有效配合，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具有明显妥协痕迹，即确定了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收入转移办法。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大大增强了中央财政的控制力。表1数据的对比说明，通过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中央从地方获得了全部财政收入的55%。不仅如此，和1994年之前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相比，新的财政分配关系改变了中央财政依靠下级财政上解获得财政控制力的现象，地方上解占中央财政比重由1990年近16%下降到1995年的不足10%，并随时间变化，呈加速下降趋势，到2007年，地方上解的重要性已下降到不足2%。相反中央转移支付能力却显著增强，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4年之前的平均不到20%上升到近40%。对比的结果说明，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表现出强大的财政收入跨区域转移能力，中央财政成了收入转移的中枢。2001年为遏制地方政府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冲动，中央政府又颁布了所得税分享办法，从而使新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集权倾向更加明显，中央财政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 收入集中与大规模转移支付使中央政府在分权体制下获得了对地方控制的巨大杠杆效应。(18)然而，在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下，中央财政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能力主要取决于从各地筹集的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如图1所示，自1994年新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确立，中央税收收入对上述三类税的依赖程度高达近80%，2002年进一步上升至近90%，而这三类税又与地方经济基础直接相关。这种筹集途径必然导致不同地区对中央财政的贡献度因地区经济基础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情况看，转移支付资金已成为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源泉，基本上占到了近50%，有些地区甚至超过了80%。不仅如此，转移支付在地区间分布也因制度设计问题与中央宏观调控呈现不平衡态势。上述情况在图2中得到直观说明，图2根据《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数据描述了所有地区经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财政收入的两次分配情况。计算结果表明，在财政收入初次分配环节，地方分成比例平均约为50%，最高的天津在初次分配中有63.2%流向了中央，其次是上海为62%，接着是北京为60%。最低是的海南，只有36%的财政资源流出，次低是江西为39%。初次分配的结果是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地。在财政收入再分配环节，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贵州等少数民族集居地区和贫困地区，财政资源相对流入量较高，其中西藏、青海等地，在财政收入再分配环节，获得的财政资源是其初始财政收入的1倍多，成为财政收入再分配收益最多地区，相比较，上海、北京、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从财政收入再分配环节获得的财政资源平均仅占其初始财政资源不到20%，最低的上海仅有8.2%。
经过财政收入的垂直再分配，各地财政资金净流动情况出现了明显差异。图3计算结果表明，经济发达的东部基本上都是财政资金的净流出地区，而不发达的西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分布较广的新疆、青海、西藏等成为财政资金的净流入地区。相比较，中部地区因内部差异较大，各省财政资金净流动情况比较复杂。从上述分析情况可以看出，1994年分税体制下确立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财政资金的跨区域配置，经济越发达，资金净流出量越大，经济越不发达，资金净流入量越大。图4对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前后地区间人均财政能力差异进行了描述。从对比结果看，仅就平衡地区间财政能力而言，1994年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一结论与国内单纯分析转移支付均等化地区间财政能力的研究结论完全不同，后者普遍认为，1994年之后确立的转移支付不是均等化而是扩大了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19)
图1 财政资金的垂直分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图2 两次财政收入分配财政资金流入流出比重 注：由于西藏地区在财政收入再分配中过于特殊，中央对西藏的再分配收入是西藏初始财政收入的8倍多。为了不影响直观效果，图中没有将西藏列入。直方图表示为两次分配分别占初始财政收入的比重，其中因数据统计不全问题，初始财政收入仅指财政和税务部门在该地区筹集的各种预算内资金。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图3 1994-2007年各地人均财政收入年均净流出 注：在统计财政部门征收非税收入时，实际上包含了由财政部门征收的相关税收，比如契税、耕地占用税等，但这里并不包括未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政府收入。各地财政资金流入计算公式为：财政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税务部门征收的收入（国税和地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上缴中央支出，流入即为中央补助收入，净流量为流出减去流入，其中税务部门征收的收入仅指《中国税务年鉴》中统计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由于《中国税务年鉴》中年度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所以税收收入并不包括出口退税。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
图4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前后人均财政收入区间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作为中国分权体制下平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平衡区域财政能力仅是手段，并非制度设计的终极目标，相比较，对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我们更关心其在中国分权治理过程中对平衡区域发展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然而现有的经验证据还相当有限。从已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看，基本上都是集中于中央对地方的单向转移支付。例如，Martin Raiser在研究1978年至1992年间中国省域人均收入趋同情况时，考察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作用效果，(20)马拴友和于红霞在研究地区经济收敛时也考察了中央转移支付对经济收敛的影响，(21)郭庆旺等也对中央转移支付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过实证考察。(22)而Jin和Zou研究认为，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的设计，近50%是为了维持地方既得利益，并不体现中央调控意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转移支付的区域平衡效应进行研究得到上述结论也是必然的。(23)然而由于没有考虑地方向中央的收入转移，上述研究结论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为了真实科学地反映中国1994年分税体制下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对平衡区域协调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将研究拓展到财政收入分配的全过程，更多考察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对平衡区域发展的贡献及其作用机理。本文所指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既包括中央通过体制安排从各地筹集的财政资金，也包括中央对各地的支出补助。 三、理论分析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能否作为分权治理结构下平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工具，关键需要理清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是否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收敛。为此，本节将从理论层面对此进行分析。在一个分权体制下，地方有了一定自治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由进行财政决策。然而即使在一个联邦制国家，地方拥有的自治权也不是完全的。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央政府总会通过某种财政手段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决策。中国1994年的分税体制沿袭了1970年代开始的分权路径，继续赋予地方政府较为独立的财政支出权，但吸取了分灶吃饭体制的教训，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收入集权。支出高度自治与收入相对集中，使各地政府对中央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为了解决地方财政收支问题，中央政府提高了对地方的收入转移力度，然而中央对地方的收入转移在不同地区分布有所差异。各地方政府根据与中央双向收入转移后的净财政资源进行财政决策。
显然小于等于0。这说明，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的程度越高，地方降低税率的动机就越强，这一结论与已有的经验证据基本一致。(31)α对τ的影响则比较复杂，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希望达到的目的。
从式(6)可以看出地区间经济的收敛与两地采取的财政收入决策有极大关系，当两地的财政收入决策完全相同时，经济能否收敛就与转移支付水平有关。而在式(5)中我们就已经得到各地财政收入决策又受财政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影响。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国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设计对区域经济收敛的作用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决策进行传递。除了这种间接影响外，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对地区经济收敛还会产生直接影响。从式(6)看，财政收入初始分配与再分配的相对强度对收敛有重要影响，α越小，θ越大，财政收入再分配关系就越有利于地区经济收敛，反之地区经济就会趋于发散。不过两者相对强度对地区经济收敛趋势的影响与两地之间财政决策的差异程度有关，两地的财政决策越一致，则相对较弱的财政初始分配与相对较强的财政再分配，更有利于地区经济收敛。
为了进一步分析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影响区域经济收敛的机制，我们继续考察财政分配关系对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为根据收敛条件，在存在初始差异的情况下，地区间趋同必须要求落后地区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为此，先根据代表性当事人最大化问题的欧拉方程得到其最优消费路径
为了能够考察财政收入垂直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我们在模型中增加了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相关变量的二次项。除此之外，考虑到中国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收入集中对地方政府依赖非税收入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在实证分析财政收入初次分配关系的增长效应时，增加了非税收入依赖程度与财政收入初次分配关系的交互项分析。同时为了捕捉中国自上而下不同转移支付形式对财政收入再分配关系增长效应的可能影响，我们在分析中增加了转移支付结构与财政收入再分配关系的交互项。另外，2002年中国中央政府重新调整了所得税分成办法，同时，2002年中国也进行了政府换届，上述两件大事的出现可能对数据结构产生影响，进而造成2002年前后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增长效应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考察这种情况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明显影响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增长效应，在实证分析模型中，我们进一步增加了关键解释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中时间虚拟变量的设置为2002年之前t＝0，2002年及之后t＝1。当然，中国地区间的巨大差异也会使同一项制度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效应，为此，我们也增加了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分析，地区虚拟变量的设置i为发达地区时，dq＝0，i为欠发达地区时，dq＝1，i为不发达地区时，dq=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式(10)基础上将实证分析模型进一步设定为式(11)和式(12)。其中frlc、fsy、frlr、zzb、dq分别表示财政收入初次分配中地方财政资金的流出、地方财政对非税收入依赖程度（用非税收入除以财政预算内外支出）、(34)财政收入再分配中地方得到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中专项补助所占比重（用各地中央补助中专项补助占比表示）、地区虚拟变量。
当然，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不仅关心财政收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分配的增长效应，我们更关心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净效应。因此，在上述两步分析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两次分配后的财政资金净流量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由于各地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后的财政资金净流量并不都是为正或负，有的地区表现为资金净流入，有的地区表现为资金净流出。即使是同一个地区，在不同年份，财政资金的净流动情况也有差异，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我们设置了一个状态变量n，当财政资金净流量小于等于0时，n＝0，否则n＝1。除此之外，和式(11)、式(12)一样，我们也在分析中增加了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分析，以考察2002年前后以及不同地区影响是否有差异。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将财政资金净流量实证分析模型设定为式(13)。
为第i类劳动者人数。物质资本采用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的方法进行核算。(36)经济开放程度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GDP比重表示。政府支出规模采用政府预算内外支出占地区GDP比重表示。所有数据都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估计方法上，根据中国的财政制度安排，无论是财政收入自下而上的初次分配还是自上而下的再分配，现行的制度安排都使其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内生关系，这样OLS方法会造成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估计选择了动态面板模型的广义矩(GMM)方法，其中，动态面板模型中因变量的滞后阶数根据Arellano-Bond AR检验结果确定为一阶滞后，工具变量采用Eviews6.0中默认的方法确定。
注：第一栏中的zzl(-1)、frlc、rl、wl、kf、zc、fsy、t、dq分别表示人均真实增长的一阶滞后项、财政收入初次分配中财政资金流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开放程度、政府支出、非税收入依赖程度、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J为Sargent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显著。表中所定义的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主要依据人均GDP水平，其中发达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江苏、山东、广东，欠发达地区包括河北、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南、湖北、海南，其余为不发达地区。
从估计结果看，经济增长滞后项的估计系数虽然不显著，但都为负值，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具有累积效应，同时也说明地区间经济增长有一种内在的收敛趋势。从区域分块情况看，经济滞后影响在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欠发达的中部地区，滞后影响相对更为显著，说明组内收敛趋势相对更明显。从经济增长动力看，估计结果表明，传统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大部分估计模型中都非常显著，但两类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地区间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地区，不仅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而且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更大，而在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物质资本的增长效应非常强，但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较弱。两类要素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说明，中国推动中西部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因为人力资本的边际增长效应更强，而且通过人力资本可以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方式转型。从经济开放程度的增长效应看，其结论并不非常明确。从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看，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甚至在部分估计模型中，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造成财政支出经济增长效应不显著甚至为负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看，研究普遍认为，支出结构不太合理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所有估计模型中，我们最关心的是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增长效应。从表2的估计结果看，初次分配中的财政收入大规模集中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从全国样本看，财政资金集中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下降近0.1个百分点。从分地区情况看，影响在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发达地区的影响虽然显著程度有所下降，但程度更大。相比较，西部的不发达地区，影响虽然也为负，但并不显著，欠发达的中部地区，虽然影响同样不显著，但影响系数不再为负。之所以出现上述地区间差异，主要与地区间财政初次分配中的资金集中度不同有关，东部发达地区的平均集中度为57.3%，西部为51.2%，而中部地区则仅约44%。从地区间平均集中度差异与集中度影响程度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财政资金自下而上集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一个阀值效应，其大小大约在45%至51.2%之间。另外，从表2的交互项估计系数看，中央政府的大规模资金集中诱导了地方政府开辟非税收入的财政行为，这一点可以通过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变化得到直观说明。地方政府通过非税收入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行为显著改善了中央政府财政资金集中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从时间和地区交互项的影响系数看，上述影响不仅在2002年前后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地区间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如果说财政资金流出对地方经济是一个不利影响，那么财政资金流入，理论上至少增加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尤其在要素推动型增长方式下。然而从表3估计结果看，财政收入垂直再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显著，不仅如此，在部分模型中，上述影响的估计系数还为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中国财政收入垂直再分配的制度设计有关。理论上，制度存在的一个核心作用在于明确权责关系从而形成恰当的激励结构，减少交易成本。但制度并不必然会达到这一要求，不好的制度反而形成逆市场的激励结构，从而阻碍经济增长。中央对地方的收入转移作为分权治理中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本身在提高中央控制能力的同时，也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纪律。(37)不仅如此，收入高度集权在使地方高度依赖中央政府收入转移的同时也引致了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软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38)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除此之外，中国大规模的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造成了地方财政收益与成本的分离，从而引致地方政府和公众过度的支出偏好。除了上述原因外，不明显的增长效应可能还与中国的转移支付结构有关，这一点在表3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中得到部分反映。转移支付结构对财政收入再分配增长效应的影响为负，即专项补助所占比重越高，越会减弱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增长效应。但这种影响不仅存在时间上的差异，而且在地区间也表现出明显不同。从交互项系数看，2002年之后这种影响更强，在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种影响更强。上述情况的出现同样可能与转移支付结构在2002年前后以及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有关，2002年之后，中国转移支付中，专项补助的比重陡然上升，1994年，专项补助占比不足20%，到2003年这一比重超过了45%。在地区之间，东部发达地区专项补助占比平均约为17%，中西部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平均约为31%。(39)
表4描述了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从表4的估计结果看，财政资金的净流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在大部分模型中并不非常显著，但估计系数都为负，这说明，财政资金净流出对地区经济增长是不利的，而财政资金净流入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点在反映资金净流量方向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中得到了更为直观的说明。-0.5146的估计系数表明，财政收入的净流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抑制作用，并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从时间交互项估计系数看，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综合增长效应在2002年前后存在显著差异，2002年之后，财政收入垂直分配抑制增长的效应更强。但这种影响在地区间表现出明显差异，从地区虚拟变量交互项估计系数看，中西部不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垂直再分配对增长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弱。上述结论与表2和表3的分项分析基本一致。从表2至表4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中国1994年之后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在平衡地区间增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垂直分配对发达地区的增长抑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对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的增长促进作用，但总体效果不明显。
五、进一步思考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既是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内容，又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种分配制度，对它在经济社会中，特别是在平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所充当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只能结合特定的制度环境加以理解。无论是从政府组织结构还是从国家治理角度，在一个政治集权体制下，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制度设计关键取决于中央政府如何理解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因为不同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直接关系到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设计。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地方政府分权自治，但这种分权自治仅仅在于经济领域，即通过实施经济分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自治权力。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近15年分权自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央财政能力的弱化和控制力的下降，这也成为中央政府主导1994年分税改革的一个直接原因。在1994年确立的分税体制中，财政收入呈现出明显的集权倾向。这是我们理解中国1994年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大背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分配关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根据传统的分权理论，在一个分权体制下，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设计除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外，更重要的是满足地区间均衡发展的需要。那么中国1994年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发展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中国1994年之后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在均等化地区间财政能力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促进地区间均衡增长方面，作用相对较弱。其中，大规模的收入集中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抑制效应，尤其在集中度较高的发达地区，这种抑制效应更强。而大规模的财政收入再分配虽然为地方输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但财政资金流入并没有显著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从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综合效应看，中国财政收入的垂直分配关系在平衡区域增长方面微弱的作用，不是表现为大规模转移支付促进相对落后地区更高的经济增长，而是表现为大规模收入集中对发达地区增长的抑制。造成大规模转移支付增长效应不显著可能与中央转移支付的结构有关，转移支付中专项补助的比例过高弱化了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增长效应。 上述实证结论至少在两个方面引发我们对中国1994年确立的分税体制进行反思；一方面，中国1994年分税体制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在于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并成为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决策的有效工具。然而这一制度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在分权自治中，中央政府为了让调控意图得以实现，不得不大量使用收入转移方法，从而加重了中央政府集权管理色彩。收入的不断集中和大规模转移支付，虽然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但这种调控方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缺乏明确的转移支付规则，财政资金分配具有较大随意性，而在相关制度约束缺乏的情况下，随意性资金分配可能扭曲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等等。另一方面，在这种特殊背景下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也对地方政府产生了不恰当激励，尤其是大规模转移支付和不断调整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不仅严重弱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降低了地方政府谨慎决策的意愿，而且引致了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行为扭曲，从而使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不断上升。中央政府财政负担的不断上升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意识。实际上，如果结合整个财政体制改革历程，中国财政问题的核心就是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如何设计一种规范而有效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不仅对中国解决财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中国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②Jean C.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vol.45,no.1,1992,pp.99-126. ③Barry R.Weingast,"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Economics & Organization,vol.11,no.1,1995,pp.1-31. ④Hehui Jin,Yingyi Qian and Barry R.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9,no.9-10,2005,pp.1719-1742. ⑤根据中宏数据库分省数据计算得到。 ⑥Wallace E.Oates,Fiscal Federal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p.24; Wallace E.Oates,"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7,no.3,1999,pp.1120-1149; Yingyi Qian and Barry 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 Wallace E.Oates,"Toward a Second-Generation 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12,no.4,2005,pp.349-373; Barry R.Weingast,"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The Implications for Fiscal Incentiv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65,no.3,2009,pp.279-293.
⑦M.Kaufman,P.Swagel and S.Dunaway,"Regional Convergence and the Role of Federal Transfers in Canada," IMF Working Papers,no.97,2003. ⑧Robert J.Barro,"Inequality,Growth and Investment," NBER Working Papers,no.7038,1999. ⑨Luigi Bonatti,"Interregional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Convergence in a Model with Perfect Capital Mobility and Unionized Labor Markets,"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12,no.3,2005,pp.301-318. ⑩Barry R.Weingast,"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Implications for Decentralized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per on New Perspectives on Fiscal Federalism: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Competition and Accountability,2007. (11)Philippe Le Houerou and Michal Rutkowski,"Federal Transfers in Russia:Their Impact on Regional Revenues and Income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vol.38,no.2/3,1996,pp.21-44; Michele Boldrin and Fabio Canova,"Inequality and Convergence in Europe's Regions:Reconsidering Eropean Regional Policies," Economic Policy,vol.16,no.32,2001,pp.206-253; Marta Ferreira Dias and Ricardo Silva,"Central Government Transfers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in Portugal," ERSA Conference Papers,no.443,2004; Cristina Checherita,Christiane Nickel and Philipp Rother,"The Role of Fiscal Transfers for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in Europe,"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s,no.1029,2009.
(12)马拴友、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张晏、龚六堂：《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江新昶：《转移支付、地区发展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财贸经济》2007年第6期。 (13)郭庆旺、贾俊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世界经济》2008年第9期；袁飞等：《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14)根据各国财政实践，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应包括自下而上的转移支付资金筹集和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筹集多少规定着转移支付资金池规模，池越深，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力度就越大，均等化能力就越强，但池越深也意味着需要筹集更多，这对资金流出地将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资金流入地也会因为免费资源而出现各种可能的道德风险。所以只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设计出更为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 (15)Olivier Blanchard and Andrei Shleifer,"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 IMF Working Papers,no.48,2001. (16)1978年至1993年，真实经济平均增长率约为9.8%，而1994年至2007年约为10.1%，相差近0.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标准差前者约为3.5，后者约为1.8，两者相差近1.7，在人均收入方面，地区间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变异系数1994年之前平均约为0.168，1994年至今平均约为0.276，农村人均收入差异变异系数1994年之前平均约为0.32，1994年之后约为0.44. (17)在新的分税体制下，地方流向中央的财政收入不仅包含75%的增值税、100%消费税，还包括100%关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这里只是罗列了这次体制调整中最重要也是较大的增值税、消费税。 (18)Gang Guo,"Vertical Imbalance and Local Fiscal Discipline in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8,no.1,2008,pp.61-88. (19)本文结论之所以和下列研究存在明显差异，主要是由于本文考察的转移支付和下列研究中考虑的转移支付并不相同，后者仅考虑自上而下的单向收入转移，本文考虑的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收入转移。之所以这么考虑，本文认为，既然是转移支付，当然既包括收入的自上而下，也包括自下而上的收入转移。参见曾军平：《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平衡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曹俊文、罗良青：《转移支付的财政均等化效果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6年第1期；尹恒、康琳琳、王丽娟：《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20)Martin Raiser,"Subsidizing Inequality:Economic Reforms,Fiscal Transfers and Convergence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4,no.3,1998,pp.1-26. (21)马拴友、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22)郭庆旺、贾俊雪、高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增长》，《世界经济》2009年第12期。 (23)Jin Jing and Heng-fu Zou,"Fiscal Decentralization,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ssignment,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vol.16,no.6,2005,pp.1047-1064. (24)Yutaro Murakami,"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s Bulletin,vol.8,vol.12,2005,pp.1-10; Hikaru Ogawa and Sayaka Yakita,"Equalization Transfers,Fiscal Decentralization,and Economic Growth,"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7th Annual Meeting of Wester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8. (25)Richard,Musgrave,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McGraw Hill,1959. (26)在财政实践中，θ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各地在财政初次收入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就决定了中央根据均等化公共服务意图确定的各地转移支付水平不同。 (27)这样处理可以将中央政府目标财政能力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挂钩，不至于出现财政能力的完全均等。这样处理也更符合实际，因为即使基本公共服务一样，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公共服务的成本也会存在差异。
(28)这里同样做了简化处理，即对各地财政决策而言，中央支出是外生的，尽管各地可能从中央本级支出中得到的收益不相同。 (29)Hamid Davoodi and Heng-fu Zou,"Fiscal Dece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 Cross-Country Stud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43,no.2,1998,pp.244-257. (30)Hikaru Ogawa and Sayaka Yakita,"Equalization Transfers,Fiscal Decentralization,and Economic Growth." (31)李永友、沈玉平：《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收支决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9年第11期。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税权的高度集中使地方在税率确定上失去自由裁量权，但实践中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变相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起到了调节税率同样的效果。 (32)由于受文章篇幅所限，推导过程被省略，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要。 (33)上述三个变量的定义分别为占初始财政收入（财政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税务部门征收的收入）的比重，其中：财政收入初次分配中资金流出为财政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税务部门征收的收入（国税和地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上缴中央支出的计算结果，财政收入再分配的资金流入为中央补助收入，净流入流出为流出减去流入。 (34)非税收入定义为地方政府内外预算中除税收以外的收入。 (35)Robert J.Barro and Jong-Wha Lee,"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32,no.3,1993,pp.363-394. (36)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37)Wallace Oates,"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 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7,no.3,1999,pp.1120-1149. (38)T.J.Goodspeed,"Bailouts in a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9,no.4,2002,pp.409-421.
(39)本文所定义的专项补助与财政统计资料中给出的专项转移支付有一定差异。本文所定义的专项补助主要是根据该转移支付资金是否可以被地方政府在不同支出项目间统筹使用为标准，包括财政统计中常见的专项转移支付、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以及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相关数据都是根据《中国财政年鉴》计算得到。
作者介绍：李永友，经济学博士，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 310018）；
沈玉平，经济学博士，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 310018）。
一、提出问题中国过去30年的辉煌成就得益于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根据相关统计资料，1978年分权改革之前，中国年均GDP真实增长率仅为6.48%，1978年分权改革之后，年均GDP真实增长率高达9.9%。①虽然导致两个时期GDP增长差异的因素可能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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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及其均衡增长效应，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
233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