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未来
发布时间：2021-02-19 14:0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经济产业竞争的创新引擎,是政府创新模式的核心动能,是引发社会变革的颠覆性力量。那么,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呢?我们认为,从政府表现形态而言,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是数字型政府,是由大数据驱动的能够开展精准决策和精细管理的服务型政府。从政府作用形态而言,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是平台型政府,是技术集成和部门协同的无缝隙、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从政府横向关系而言,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是协作型政府,是通过技术协作、部门协作和社会协作整合而成的服务型政府。从政府纵向层级而言,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是简约型政府,是扁平化时代组织层级再造的服务型政府。从政府功能呈现而言,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是智慧型政府,是能够开展智能服务和个性化定制的服务型政府。由此可见,从未来政府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上来说,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必然是"智能+政府",是数字型政府、平台型政府、协作型政府、简约型政府和智慧型政府的效能呈现和功能叠加。
【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 2020,(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数字型政府
简言之,人工智能时代的简约型政府建设是一场“数量革命”,随着数字化治理的深入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尽可能地实现虚拟化与在线化,提高了无纸化办公程度,使得业务办理流程更加精简,缩减了行政程序,提高了自动化行政水平,增强了线上线下交互能力,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与服务成本。另外,在5G的高速度和泛在网的影响下,政府将进入一个点对点的协作共享空间,伴随而来的将是节点数量的减少和节点间距的压缩,这将促使政府服务的供应链得以在网络空间中无缝隙地延续,从而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的精简化与便捷化水平。人工智能时代的简约型政府建设还是一场“质量革命”,网络的多中心节点结构分散了信息流与权力流,由政府、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联合行动的协作型政府也将有助于形成数字民主,而政府的改革要依靠民主的新生,越来越多的数字市民社会通过网络或其他数字媒介参与政治生活,能够控制社会舆论的导向并监视政治过程,这样会大大减少政治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官员寻租的行为,[19]随着政府服务数字化、监管智能化、治理协作化、信息平台化趋势的发展,政府权力和政府行为将在更为公开、更为透明的环境中运行,社会对政府的廉洁预期将会越来越高、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愈发坚决。爱因斯坦认为,“所有科学中最重大的目标就是,从最少数量的假设和公理出发,用逻辑演绎推理的方法解释最大量的经验事实。”[20]简约型政府的建设亦遵循此项原则,其目标是以最简化的方法为社会提供最优化的服务。2019年6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政府管理和服务要行‘简约’之道,程序、要件等都要删繁就简、便民利企。”无疑,建设“廉价的”政府需要简化操作程序,提供化繁为简、“用户友好型”的网络办事系统,使民众更易于获取服务。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巨量数据分析或信息不对称的复杂情况下协助或者替代人类的管理活动,目前中国多个地区的政务服务大厅已经开始使用智能机器人为群众提供咨询服务、导引服务和快捷的业务办理服务,有效地缩短了群众的办事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当然,大多数机器人仍停留在简单的需求回应层面,但未来随着人机交互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机器人视觉技术等深入发展,智能机器人在政务场景中能够不断积累训练数据,对不同语境与情感、语义歧义和对话管理发挥精准识别的作用,为全面培育智能化政务应用场景奠定基础,进而不断延长政务服务链条、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优化政务服务效能,不断实现信息惠民和增强群众获得感的最终目标。而在人工智能条件下建立“廉洁的”政府则需要制定可追溯性规则。对政府部门制定的决策方案要利用人工智能如实记录组织中整个治理过程所生成的以及所涉及的所有关系事物,收集、标记、描述所用的算法编程,确保大数据程序等系统设计的透明度与行政业务执行的透明度,以在后期解释与问责中充分披露相关信息、定位利益相关者,从而实现廉洁行政的目标。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新公共管理思想为导向的政府改革运动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该运动以批判福利国家制度、政府干预过度、组织机构膨胀、行政效率低下等为核心,主张学习市场机制以提高效率,将服务对象视为“顾客”并强调改革公务员制度和运用信息化技术,通过调整政府职能,再造政府管理流程,简政放权,打造精简高效的政府。显然,这在瞬息万变的新技术时代有助于实现有效管理,以不断优化的政务服务改革为例,“一网通办”逐渐成为中国各地区政府的服务常态,并且开始引入“AI”用于审批、监管、服务等各环节,实现“秒审秒批”,完成自助回答民众咨询、快速预测需求等业务。一方面越来越多人工智能机器可以辅助或者取代工作人员完成公共服务,但同时人工智能类技术也可能会扮演消极的角色,例如数据模型可能会引导有关部门支持资金充足或者资源丰富的研究领域,加剧技术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不平等;算法的机械化也有可能会导致公正性的缺失或性别歧视等问题。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运动也带来碎片化问题,[21]并由此形成了政府治理中数据利用率和融合率低、基础设施华而不实、组织职能重叠、部门资源重复存储却又互相割据的局面,阻碍了政府治理的创新活动,影响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转型和流程再造。因此,公共部门亟需思考如何在新公共服务模式中更好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平衡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等问题。西蒙认为,智能技术可以补充有限的人类理性,这种思想至今看来仍具有开创性,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促使决策计算化、行为智能化变成现实。[22]但从政府功能呈现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应是智慧型政府,不仅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等技术,提升决策、办公、管理、监督、服务智能化水平的政府形态。[23]同时还是超越于数字技术范畴、具有网络治理特点、能整合优化相互关联的节点数据、“以人为本”的政府。[24]人工智能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已是一目了然,而要达到技术的“善治”最不能忽视的则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公共价值。马克·穆尔(Mark H.Moore)认为“价值来源于人的期望和感知,有不同种类的期望需要被满足”[25],现如今政府正在从单一的自然人的政务智慧集合逐渐演化为人机高度融合的泛政务智慧体系,[26]公共部门在经过“技术—人—环境”的互动中能够不断积累数据、补充信息与优化知识,能够从对事物外在特征的感知扩展到理性认识与系统认知,能够归纳、演绎、推理决策演进规律与社会偏好动态,能够了解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帮助公务人员及时采取并更新最佳策略开展适应性变革和回应性行动,从而形成具有高自主性、高回应性、高精准性、高主动性特征,以智慧决策、智慧办公、智慧监督、智慧服务为表现形式的政府样态。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J]. 方堃,李帆,金铭. 电子政务. 2019(11)
[2]大数据时代的智慧政府治理：优势价值、治理限度与优化路径[J]. 沈费伟,诸靖文. 电子政务. 2019(10)
[3]公民即用户：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路径与反思[J]. 钟伟军. 中国行政管理. 2019(10)
[4]让信息流动起来: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变革[J]. 韩啸. 社会主义研究. 2019(04)
[5]数字时代治理理论——西方政府治理的新回应及其启示[J]. 翁士洪.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04)
[6]电子政务绩效如何影响公众使用——基于全球国家和城市的实证研究[J]. 马亮,刘柳.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9(04)
[7]如何实现网络化治理?——评Network Governance and the Differentiated Policy:Selected Essays,Volume I与Interactive Governance:Advancing the Paradigm[J]. 郑鑫,毛寿龙. 公共行政评论. 2019(03)
[8]智慧社会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发展图景[J]. 陈潭. 行政论坛. 2019(03)
[9]人工智能的风险善治研究[J]. 唐钧. 中国行政管理. 2019(04)
[10]数字时代治理理论:背景、内容与简评[J]. 王少泉. 国外社会科学. 2019(02)
本文编号：3041219
【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 2020,(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数字型政府
简言之,人工智能时代的简约型政府建设是一场“数量革命”,随着数字化治理的深入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尽可能地实现虚拟化与在线化,提高了无纸化办公程度,使得业务办理流程更加精简,缩减了行政程序,提高了自动化行政水平,增强了线上线下交互能力,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与服务成本。另外,在5G的高速度和泛在网的影响下,政府将进入一个点对点的协作共享空间,伴随而来的将是节点数量的减少和节点间距的压缩,这将促使政府服务的供应链得以在网络空间中无缝隙地延续,从而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的精简化与便捷化水平。人工智能时代的简约型政府建设还是一场“质量革命”,网络的多中心节点结构分散了信息流与权力流,由政府、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联合行动的协作型政府也将有助于形成数字民主,而政府的改革要依靠民主的新生,越来越多的数字市民社会通过网络或其他数字媒介参与政治生活,能够控制社会舆论的导向并监视政治过程,这样会大大减少政治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官员寻租的行为,[19]随着政府服务数字化、监管智能化、治理协作化、信息平台化趋势的发展,政府权力和政府行为将在更为公开、更为透明的环境中运行,社会对政府的廉洁预期将会越来越高、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愈发坚决。爱因斯坦认为,“所有科学中最重大的目标就是,从最少数量的假设和公理出发,用逻辑演绎推理的方法解释最大量的经验事实。”[20]简约型政府的建设亦遵循此项原则,其目标是以最简化的方法为社会提供最优化的服务。2019年6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政府管理和服务要行‘简约’之道,程序、要件等都要删繁就简、便民利企。”无疑,建设“廉价的”政府需要简化操作程序,提供化繁为简、“用户友好型”的网络办事系统,使民众更易于获取服务。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巨量数据分析或信息不对称的复杂情况下协助或者替代人类的管理活动,目前中国多个地区的政务服务大厅已经开始使用智能机器人为群众提供咨询服务、导引服务和快捷的业务办理服务,有效地缩短了群众的办事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当然,大多数机器人仍停留在简单的需求回应层面,但未来随着人机交互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机器人视觉技术等深入发展,智能机器人在政务场景中能够不断积累训练数据,对不同语境与情感、语义歧义和对话管理发挥精准识别的作用,为全面培育智能化政务应用场景奠定基础,进而不断延长政务服务链条、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优化政务服务效能,不断实现信息惠民和增强群众获得感的最终目标。而在人工智能条件下建立“廉洁的”政府则需要制定可追溯性规则。对政府部门制定的决策方案要利用人工智能如实记录组织中整个治理过程所生成的以及所涉及的所有关系事物,收集、标记、描述所用的算法编程,确保大数据程序等系统设计的透明度与行政业务执行的透明度,以在后期解释与问责中充分披露相关信息、定位利益相关者,从而实现廉洁行政的目标。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新公共管理思想为导向的政府改革运动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该运动以批判福利国家制度、政府干预过度、组织机构膨胀、行政效率低下等为核心,主张学习市场机制以提高效率,将服务对象视为“顾客”并强调改革公务员制度和运用信息化技术,通过调整政府职能,再造政府管理流程,简政放权,打造精简高效的政府。显然,这在瞬息万变的新技术时代有助于实现有效管理,以不断优化的政务服务改革为例,“一网通办”逐渐成为中国各地区政府的服务常态,并且开始引入“AI”用于审批、监管、服务等各环节,实现“秒审秒批”,完成自助回答民众咨询、快速预测需求等业务。一方面越来越多人工智能机器可以辅助或者取代工作人员完成公共服务,但同时人工智能类技术也可能会扮演消极的角色,例如数据模型可能会引导有关部门支持资金充足或者资源丰富的研究领域,加剧技术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不平等;算法的机械化也有可能会导致公正性的缺失或性别歧视等问题。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运动也带来碎片化问题,[21]并由此形成了政府治理中数据利用率和融合率低、基础设施华而不实、组织职能重叠、部门资源重复存储却又互相割据的局面,阻碍了政府治理的创新活动,影响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转型和流程再造。因此,公共部门亟需思考如何在新公共服务模式中更好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平衡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等问题。西蒙认为,智能技术可以补充有限的人类理性,这种思想至今看来仍具有开创性,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促使决策计算化、行为智能化变成现实。[22]但从政府功能呈现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应是智慧型政府,不仅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等技术,提升决策、办公、管理、监督、服务智能化水平的政府形态。[23]同时还是超越于数字技术范畴、具有网络治理特点、能整合优化相互关联的节点数据、“以人为本”的政府。[24]人工智能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已是一目了然,而要达到技术的“善治”最不能忽视的则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公共价值。马克·穆尔(Mark H.Moore)认为“价值来源于人的期望和感知,有不同种类的期望需要被满足”[25],现如今政府正在从单一的自然人的政务智慧集合逐渐演化为人机高度融合的泛政务智慧体系,[26]公共部门在经过“技术—人—环境”的互动中能够不断积累数据、补充信息与优化知识,能够从对事物外在特征的感知扩展到理性认识与系统认知,能够归纳、演绎、推理决策演进规律与社会偏好动态,能够了解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帮助公务人员及时采取并更新最佳策略开展适应性变革和回应性行动,从而形成具有高自主性、高回应性、高精准性、高主动性特征,以智慧决策、智慧办公、智慧监督、智慧服务为表现形式的政府样态。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J]. 方堃,李帆,金铭. 电子政务. 2019(11)
[2]大数据时代的智慧政府治理：优势价值、治理限度与优化路径[J]. 沈费伟,诸靖文. 电子政务. 2019(10)
[3]公民即用户：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路径与反思[J]. 钟伟军. 中国行政管理. 2019(10)
[4]让信息流动起来: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变革[J]. 韩啸. 社会主义研究. 2019(04)
[5]数字时代治理理论——西方政府治理的新回应及其启示[J]. 翁士洪.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04)
[6]电子政务绩效如何影响公众使用——基于全球国家和城市的实证研究[J]. 马亮,刘柳.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9(04)
[7]如何实现网络化治理?——评Network Governance and the Differentiated Policy:Selected Essays,Volume I与Interactive Governance:Advancing the Paradigm[J]. 郑鑫,毛寿龙. 公共行政评论. 2019(03)
[8]智慧社会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发展图景[J]. 陈潭. 行政论坛. 2019(03)
[9]人工智能的风险善治研究[J]. 唐钧. 中国行政管理. 2019(04)
[10]数字时代治理理论:背景、内容与简评[J]. 王少泉. 国外社会科学. 2019(02)
本文编号：30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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