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避责:上位转嫁与逐层移责——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过程为分析对象

发布时间：2021-03-31 10:16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存在下级向上级反向避责的特殊现象,反向避责过程包括专题会议研究、常务会议研究、深改小组会议研究、常委会议研究等四个责任分散层级。下位决策者放弃在本层级实施改革的权力选择反向避责,主要是出于规避责任、期待高位者推动、扩大改革相关者范围以及收益耗散有限等考虑,而上位决策者则出于改革政绩需要、责任共担机制、调动下位决策者积极性等原因同意承责。反向避责的动因可以归纳为政治利益与政治责任两个变量,通过建模分析能够预测分析反射避责过程,上位反向避责通过专题会议、常务会议、深改会议等三个层级转嫁责任,并通过常委会议转嫁扩散。三条必然的避责路径和两条可能的避责路径,并予以规避。反向避责形成的根源在于中国集权体制下的上位决策者的"权力超载"和下位决策者的"责任超载",其是权力—责任配置错位的结果。因而,应改革集权体制,合理划分下位与上位决策者之间的权力责任,避免权力或责任超载,建立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权力、责任体系来调动各级决策者的改革创新积极性。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 2020,(0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上位转嫁与逐层避责决策

从下位转嫁者和上位承接者的动因来看,可以归纳为两个因素:一是政治利益;二是政治责任。下位转嫁者(或下位决策者)、上位承接者(或上位决策者)及改革相关者的行为均可以由这两个变量来解释,或者说反向避责行为是政治利益和政治责任的函数。两个变量构成四个象限:A象限(高责任,高收益)、B象限(低责任,高收益)、C象限(低责任,低收益)、D象限(高责任,低收益)(见图2)。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会在以下五种情况下选择避责:一是在一定的责任下,政治行为的改变可以提高政治收益(标准Ⅰ);二是在一定的收益下,政治行为的改变可以降低政治责任(标准Ⅱ);三是二者均在提高时,政治收益提高的幅度大于政治责任提高的幅度(标准Ⅲ);四是二者均在降低时,政治收益降低幅度小于政治责任降低的幅度(标准Ⅳ);五是两个变量反向变化,政治收益提高,政治责任降低(标准Ⅴ),反之则不成立。我们可以根据这五个标准来判断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时官员避责的路径。

根据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一个两维象限,将两维象限分割成四个区域:A区,权力超载,即权力大于责任(见图3),凡是地方政府权力大于责任官员就位于这个区域。C区,责任超载区,即权力小于责任,凡是权力小于责任的官员均在这个区域。中国大部分的行政官员位于A区或者C区,根据权力实际来看,在A区的官员数量要远远于小于在C区的官员数量。B区,高位的权责对等区域,在某些情况下,权力和责任划分得相当清晰且独立性强的部门和领导位于这个区域。D区,低位的权责对等区域,相关部门的决策人员、执行人员位于这个区域。在中国集权体制下,B区和D区的人员相对比较少。在改革过程中,下位决策者处于责任超载状态,即权小责大,因此,理性的下位决策者会尽量采取两种行为:一是避责,减少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二是寻找更大的权力支持,因此会寻找比自己权力更大或者说权力—责任关系更好的上位决策者的支持。鉴于这两个原因,下位决策者会寻找上位决策者支持改革,借用上位决策者的权力增强改革能力。


本文编号：3111267